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见

　　——《财经》杂志专访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财经》杂志记者张文豪 特约记者胡其迟/文

　　《财经》：自多哈会议后一年间，入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整体性变化？

　　龙永图：中国入世应该说是“运气”不错，入世一年来的经济形势非常好。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达到8%，进出口总额可达到6000亿美元。不过，谈到评价入世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我也早就说过，中国入世的那一天是很平常的一天，不可能入世之后就会在各方面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入世对经济的影响，说到底更多的其实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制度性影响，而这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的。

　　中国过去一年经济表现这样好，入世的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中国入世，确实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拿出更多改革开放的举措，营造更好的贸易和投资法律环境。中国入世后，由于一些新的举措，吸引外资明显增加，表明整个市场信心很足。中国入世第一年最大的影响，就是增强了全球商业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一点看得比较明显。

　　《财经》：你怎样评估对中国一年来入世承诺履行情况？世贸组织对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年度过渡性审议结果如何？对中国有何影响？

　　龙永图：今年是第一次对中国入世进行年度过渡性审议，比较顺利。世贸组织16个委员会中，有15个已经完成了审议。

　　中国并没有把审议看做一个被动的挨批评的场合。虽然当初在入世谈判中确立过渡性审议机制时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最后形成的共识还是将这个机制看做一个有益的安排。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当中，对外贸易政策还保留了相当多的计划经济痕迹，我们是把这个审议机制当做一个能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因素来看，并没有把自己当做是别人的靶子。

　　在入世之前，中国政府部门还曾通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花钱请一大批专家来审查中国各个经济部门并就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意见。现在世贸组织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完整的机制，世界各地各方面专家万里迢迢跑到日内瓦去，对我们的贸易体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中国为准备这个审议，也需反思在各个领域如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等方面都还有哪些差距，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过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世贸组织能够提供这一机制，使我们了解其他方面对中国的看法——哪怕是批评——是很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审议过程中非常合作的原因。事实上，总体上讲，世贸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也都采取了比较合作和善意的态度。

　　此项过渡期审议，将每年举行一次，它并不是一个专门为中国设立的机制，而是在世贸组织16个委员会各自的会议议程结束之后，加上一项对中国履行承诺情况的审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审议没有设定一个“通过”审议的标准，也不存在作出中国是否已经履行承诺的判定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对话和磋商机制。WTO各成员可以提出建议，接不接受这些建议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另外，这种审议机制对其它成员也是存在的，区别只是频率不同，有的是两年、三年乃至五年审议一次。

　　这个机制还提供了彼此沟通的机会，当初入世谈判密度很强，所以达成的协议中有一些部分内容含义不是非常清楚，对于有些条文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不同的理解。通过这个机制，可以对原来协议的条文作一次有益的沟通，只有准确理解了有关条文的含义，各方才能理解中国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才能形成共识，才能保证中国以后履行承诺时更加容易。

　　这个机制的另一个实际效用在于可能化解潜在的贸易摩擦。因为审议机制首先对中国提出了问题，如果不解释清楚，有可能演变成贸易纠纷；有些本来不是很大的问题，通过适当的解释，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际上起到了一个贸易摩擦的缓冲和预防的作用。目前来看，各成员提出的主要意见集中在透明度、稳定性、开放措施执行的效率(比如配额发放不够及时)等问题上。

　　《财经》：在准备此次年度审议时，外经贸部作了什么样的准备？

　　龙永图：外经贸部主要是起协调作用，准备审议所涉及到的很多问题，都由不同的部委负责。比如知识产权，就需要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来准备材料；如果是WTO货物贸易委员会的议题，就需要同农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一起来做工作；而服务贸易问题则需要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保险会、证监会等部门协同。相关报告由外经贸部牵头各个有关部门协力合作完成。

　　总的说来，对世贸组织的工作机制由国务院领导，外经贸部履行一些具体操作性的任务，实际是在履行协调职能，与其它一些部委基本处于平级的地位。今后这个协调作用怎样更有效，从体制上要不要有所突破，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最近外方在一份对中国入世承诺的评估报告中也提到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协调机制的问题，这从某个角度说明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已经感觉建立一个有效、权威的协调机构来加强中国在贸易谈判和贸易措施的实施能力的必要性。但具体的运作还没有开始。

　　《财经》：本刊近日对在华的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所作调查表明，在营商环境方面，他们未来最担心的问题依次是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你对他们的担心有何回应？

　　龙永图：政策不稳定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中国正处在不断地完善和制定有关经济法律法规的过程当中，大量现行的法律法规都会涉及到立、改、废，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表面上有些不稳定也是正常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有透明度。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部门确实存在朝令夕改的情况，应该诚心诚意地改正。最近有关中国电信调整资费的问题，消费者没有思想准备，造成了商业环境的不稳定性。

　　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逐渐淡化行政区划的概念，强化整个市场经济政策的统一实施。这样才能落实中国在入世时的另外一个承诺，就是实施统一的贸易政策。地方实施有保护主义色彩措施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地方保护主义不符合市场规律，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土壤，是与各地行政领导的眼界和水平分不开的，还有一些考核地方领导“政绩”的方式，这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这方面应进行改革。

　　行业垄断也是入世后一直想解决的问题。个别行业的垄断利益往往让全社会付出代价。由于垄断，某些行业的利润看起来很高，其实不利于国家整体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通盘考虑，不应该为了维持某些行业的高额利润而损害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局部和全局的问题。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方向已经确立，而入世无疑强化了这个趋势。

　　《财经》：你曾经说过：“从来不相信入世会给中国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而入世一年间也确实没有看到此类问题。但影响总是会来的，你认为会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出现明显的冲击呢？

　　龙永图：从整体上看，过去对入世带来重大冲击的许多担心都是由于对世贸规则了解得不透而形成的。

　　比如，总有人说入世对农业的冲击最大，其中重要的论据是入世承诺中有农产品进口的关税配额量。我们多次说，这个配额量不是通过谈判谈出来的，而是根据世贸组织规则“计算”出来的，配额量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原因即在于此。农业问题是在1998年谈的，1998年的前几年都是粮食进口的高峰期，所以按世贸规则计算，1998年前三年的平均进口量应是中国进口关税配额量，结果是配额量较大。但配额量并不是最低采购义务，只是一个进口机会，中国没有义务和必要一定满足配额所规定的进口量，但很多人在这一点上都产生了错觉。

　　事实上，由于我国玉米大量积压，今年进口才7000多吨玉米，只用了关税配额的0.2%，这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在我国目前大量库存粮食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大量进口粮食，这是市场规律，也是世贸各方都必须尊重的现实。但国内急需的产品，比如化肥，其关税配额就完成得不错。化肥的配额今年前10个月完成了78%，说明中国对化肥的进口非常需要。中国的配额管理体制并没有影响进口，进口多少是市场决定的。对此，世贸组织成员不会提出“挑战”。

　　虽然粮食今年并未出现大量进口，但更进一步看，也不能说将来某一年进口的粮食量增多了，就等同于“冲击”，就归罪于入世。其实，能不能在需要时以合适的价格买到粮食，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比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三分之一，水资源更少了，种植粮食及一些大宗的农作物并没有竞争优势。所以从长远来看，可能未来某个时段，会进口较多粮食和大宗农产品，但这也绝不能看做“冲击”，而主要是出于市场需要。需要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并不是进口多了，就是受了冲击。国际贸易绝不能说进口多了就是坏事，出口多了就是好事；进口也好，出口也罢，要看是否对中国有利，是否按市场规律办事。

　　《财经》：从入世一年的实践来看，能不能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以透明化、规则化、体系化的方式来重塑中国经济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龙永图：我喜欢“参与”这个词，而不是“融入”。因为“融入”好像失去了自我；“参与”是你还保留了自己的主体，只不过成为其中一个部分。入世确实标志中国参与了全球贸易体制，进入了新阶段，有发言权了。

　　中国入世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精神。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方面，从过去一年来看，做得最好的就是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如果没有与国际通行规则相符的法律法规体系的话，很难会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很多法规的修改和废立——光需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就达20～30部，中央部委清理了2300多种法规，地方上清理的总数达到了19万件——这种速度在国外是不可想像的，也给很多国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完善和修改法律法规，抓住了加入世贸组织履行承诺的核心问题。因为世贸组织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制定规则，世贸组织成员基本义务就是使国内和国际的法律法规相衔接，使中国的涉外法律法规方面能与国际通行的惯例相吻合。中国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来自国外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在透明度方面，中国做了一个很刚性的承诺和要求：凡是要执行的法律法规，就必须公布，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这废止了中国以前大量存在的内部文件的法律地位，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及经济发展相当长时间内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法律法规正在变得更透明、稳定和可预见性。

　　法律法规的变化，还使得我们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立、改、废过程中，废止了很多原政府部门所具有的权力，而随后进行关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也是入世后加快进行的重要方面，行政审批减少，意味着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而政府职能的变化与市场经济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者就是促进了市场秩序的整顿，比如反对侵权和盗版不仅是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国际上关注和关心的方面，这就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有一个健康的外力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