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马立诚

　　从增量改革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私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国际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巴列塔说：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下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私营经济能够提高效率，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

　　中国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两个论断。这里还要补充第三点：私营经济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缓解失业造成的巨大压力。《人民日报》2002年3月19日报道，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1亿多农民，私营企业实际吸纳劳动力2亿左右。这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回顾20多年来私营经济走过的曲折过程，你会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感叹。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在更加宽松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中，私营经济将会获得空前蓬勃的大发展。

　　24年走过五个阶段

　　怎样划分私营经济发展阶段?从企业形态、人员构成、市场准入等不同角度，都可以划分，也有各自道理。但从中国国情来看，还是以政策法规的变化为坐标划分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不同的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影响着私营经济的生存与发展。

　　1978年-1982年私营经济恢复生存权

　　自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至1966年，私营经济接近空白。其后10年“文革”，随着批判“小生产自发势力”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深入展开，私营经济在中国大地几乎绝迹。

　　1976年粉碎“四人帮”，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给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

　　而此时，令全国头疼的急迫问题，是全国各地知青返城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总数约3000万各地农村知青陆续蜂拥回城，一浪高过一浪，给本来就十分棘手的城镇就业造成了极大压力。这么多“待业青年”要吃饭，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应届大、中学毕业生等待分配，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根本无法接纳，政策上不放开不行。事实上，相当多的人为了养家糊口，自己已经先干起来了。

　　当时正值拨乱反正、思想解放高峰时刻，政策缺口多，谁也说不清未来的章法，干也就干了，先解决肚子问题再说。于是，卖大碗茶的、运煤球的、开小饭馆的、倒卖服装的、裁剪衣服的、修鞋修自行车的、装裱字画的、卖走私手表雨伞录音机的，遍地开花。再加上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农民长途贩运花生、大米……个体经济活动在夹缝中滋生出来，形成蔚为大观的个体户现象。

　　个体户开始改写中国城镇街道面貌。在北京繁华的前门闹市，待业青年在天安门一带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多年以后“大碗茶”成了集团公司的品牌。

　　针对这种现实，国务院于1981年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指出：个体经济“一是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

　　个体户从此有了“说法”，得到官方正式认可。

　　此时，个体户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人们夸大了个体户中刑满释放分子所占的比例。很多干了个体的，还是千方百计挤进国有单位。不然的话，正经人家的闺女都不嫁给你。因为你是“社会闲散人员”。

　　但有一条还是吸引人的，不少个体户都成了“万元户”。那时候，一万元在人们心目中是不得了的数字。当时一般人上班的工资，每月不过四五十元。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又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还是首次，并且范围从“城镇”扩展到了农村，令人鼓舞。但使用“适当”之类的谨慎措辞，仍然使人感到发展个体经济带有一点权宜性，个体经济还是硬不起来。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这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宪法中第一次使用了“补充”二字。从此，“补充”说广为人知，这两个字到处引用，成为说明个体经济地位最简练的经典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到1982年，法规和文件中并没有出现“私营经济”这个词汇。

　　1983年-1988年站稳脚跟求发展

　　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时期。

　　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更加积极更加坚定的语调打消人们的顾虑，指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

　　现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不可代替”了。个体户抬起头来了。但是生活的发展更加迅速。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九，经营“傻子瓜子”有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赚了100万，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他的发家致富，引起“红眼病”患者和保守人士的反对，爆发了持久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回忆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还有像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及其兄弟这样的年轻人。出生于1951年的刘永好家境贫穷。他和他的3个兄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变卖家产筹集1000块钱，从养鹌鹑起家艰苦奋斗，成为四川新津县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到1988年，刘家养殖场已经年产15万只鹌鹑，而且投资200万元兴建了西南地区最具规模的希望饲料研究所，研究新型乳猪饲料，并于次年4月获得成功，质量和产量超过中外合资生产的饲料。

　　年广久和刘永好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真实神话，是那一时期私营企业家的佼佼者。1994年出版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称刘永好四兄弟是“中国私营企业的排头兵”。

　　当然，他们早已超越个体户的范围了。

　　但是，“上面”还在“看一看”。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议，提出：“对于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个文件对私营企业持一种模糊态度，称之为“私人企业”。

　　10月份召开党的十三大。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尽管“一定程度的发展”措辞谨慎，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而且明确提出保护的方针。这表明，中央对于改革实践的总结和反馈是迅速的，采取的政策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报告中的“引导、监督和管理”三个词，成为政策基调，沿用多年，直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才有了新的改变。

　　这时有个有趣的争论要提一下，即“7个人”和“8个人”问题。

　　这些人从马克思著作中找来根据，坚持8个人和7个人的区别。他们提出雇8个人及以上的就是私营企业，雇7个人及以下的算个体户。很多人这时已经习惯了个体户，承认了个体户，闺女也肯嫁给他们了。但是他们对雇8个人以上的业主则另眼相看，格外警惕。198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条就说：“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修正案说：“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国家根本大法再次对实践做出积极反应，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经济发展推动了历史又一次突破。

　　1988年，私营企业登记总户数是9.06万个，雇工人数164万人。个体户大约为2400万。

　　1989年-1991年在挫折中前进

　　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抬头了。

　　有人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

　　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颇有来头的文章，文章提出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对改革者提出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北京最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文章说：“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媒体上铺天盖地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来势汹汹。

　　虽然法律没有改变，但在舆论中，私营经济成了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们想起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

　　本来私营企业就战战兢兢。那时候流行一句民谣：“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一看报纸，不得了，于是一些人转向国外办起了企业并设法弄到绿卡，回国来揣着绿卡一边经营一边观望；另一些人不得不“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戴上“红帽子”……

　　明明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偏偏要顶着个集体企业的帽子?集体没投一分钱?，这就造成了产权关系和司法解释的混乱，导致无数纷争和悲剧。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就逮捕并判决了200多个。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等。

　　自已分掉自己赚来的利润，是“贪污”；自己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因为你戴着“集体”的红帽子。

　　河北一位私营企业家，因为“贪污”等罪，被判18年徒刑。热心的律师和记者为他鸣不平，说“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国企人员私拿公款，而这位企业家是无业人员，犯罪主体资格不符。又说他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四自”，国家和集体没投一分钱，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他的钱是自己经营所得，不能定为贪污等等，但是没有用，还得在狱中服刑。

　　《中华工商时报》1989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说：“近几个月来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四百万。”

　　新华社办的《中国记者》月刊1990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增加了这种不安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这就是当时的舆论环境。

　　可贵的是，多数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并没有被压倒。1990年上半年，全国近2000万个体劳动者向亚运会捐赠的体育馆在北京永定门外木樨园落成，被北京市和国家体委命名为光彩体育馆。北京市政府在落成典礼上赞扬了个体户致富不忘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唱主角的光彩事业从此叫响，在开发大西北活动中一马当先，向落后地区投资，给贫困的大西北增加了光彩。据统计，到2002年，私营企业投向中西部的扶贫资金达200亿元，帮助290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和同时代国外同业比较起来，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的韧性与爱国精神。

　　1992年-1997年私营经济冲破瓶颈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有如黄钟大吕压倒了“左”倾思潮的瓦釜雷鸣，冲破了“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受到困扰的改革开放冲开了闸门，激流向东，使私营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共同发展”的方针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左”倾思潮针对民营经济制造的种种奇谈怪论，给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199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进了一步。这个《决定》除了重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之外，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

　　现在情况倒了过来，非但不是“取缔”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还可以购买国有企业。

　　到1993年，私营企业一下子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23.8万户，增长170％。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从1995年春开始到1997年春，四份所谓的“洋洋万言”相继出现。这些文章把前些时候姓社姓资的争论换成姓公姓私的争论。文章散布说，私营企业的发展威胁了国家安全。文章重操“文革”论调，大肆宣扬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要求“采取措施”打击“新生资产阶级”。与此同时，北京几家杂志也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判股份制，揭露私营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造成的“危害”。私营企业家的心头又罩上了乌云。某省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形容此时的舆论气氛是：“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

　　“红帽子”现象愈演愈烈。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左”倾思潮，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他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排除“干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他批评“左”派理论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报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重申：“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方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私营经济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组成部分”。

　　十五大报告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我国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改革方向指向传统公有制，这不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次革命。

　　在这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金色秋季，安徽建筑业的一个老板走出“藏身”20年的“掩蔽所”，摘掉“红帽子”，公开在合肥注册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建筑公司。他叫沈文涛，“地下”经营已经多年，但害怕别人指责他的企业性质，所以多年来不是“挂靠”在这个“集体”，就是“挂靠”在那个“集体”。现在，他说：“我决心跨出这一步”，注册了私营公司。

　　十五大之后，各地都出现了摘掉“红帽子”，还私营企业本来面目的热潮。

　　到1997年年底，私营企业已达96万户，个体户2850万户；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0％；私营和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达到6800万人。

　　1998年至今私营经济深化发展

　　十五大给予私营经济新的地位和驱动力，私营经济取得了许多新进展。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以往根据所有制性质认定企业的做法逐渐消亡，歧视性规定在法律层面将会终结。

　　200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要求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建议》还要求各级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

　　最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正式文件或法律对私营企业的方针一直是“引导、监督和管理”，《建议》第一次提出“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中国最讲微言大义，从“引导、监督和管理”到“支持、鼓励和引导”，其中的变化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到2001年底，个体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已达203万户。从业人员7474万人，注册资金2万多亿元，共创产值2万亿元，个体私营经济对GDP贡献率达21％。其中，私营科技企业超过20万家，员工560多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5万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缴税金780亿元，目前总收入超过亿元的私营科技企业2214家。他们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我国乡镇企业近几年普遍进行改制。乡镇企业中有85％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非集体资本已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5％。

　　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

　　私营经济在满足国家与人民多样化需求，解决就业，保持稳定以及为国家提供税收和社会捐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但是，私营企业发展还有一些障碍需要破除。

　　市场准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2002年3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在我国国有企业准入的80多个领域中，外企可以进入的有80多个，占75％，私企却只可以进入40个领域，不到50％。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国民待遇的。

　　1999年12月，在北京市人大第15次常委会上，李小娟委员说：“奶制品车辆进城证都给国企了，私营企业产品再好也进不了城。”《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0月26日发表文章说，“仍然禁止它们?私营资本?进入国有部门继续保持垄断的许多商业领域”。

　　政策法律环境：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外地考察时发现：如果国有企业欠私营企业钱，是债务关系；如果私营企业欠国企的钱，却可能被戴上“侵占国有财产”的帽子。甚至是“盗窃国有资产”。在金融方面，国企欠银行的钱未还，会找出各种理由；而私企欠银行的钱，就可能被定成“诈骗罪”。厉以宁说：这不公平！

　　另外，诸多地方都发生侵犯私营企业权益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

　　其他诸如私营企业审批繁杂、融资和申请生产经营用地困难、摊派罚款多等等，也是众所周知。

　　迎接新世纪大发展

　　从以上简略回顾可以看出，私营经济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24年来，改革开放的脚步由小到大，私营经济的力量也由弱到强。

　　私营经济的发展虽然历经曲折，但它充满了生命力。原因在于，私营经济符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公有土地的产量只相当于等量私有土地出产的25％，因此他建议把公有土地出售给私人。这样，新的所有者就会受到刺激监督各种活动，消除浪费，并且细致入微地考虑怎样最有利地使用每一英寸土地。

　　当代经济学家斯蒂夫.汉克则根据“官僚机构双倍法则”阐明，生产同样的产品或服务，公有企业需要支出两倍于私营企业的成本。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规律，一个公有企业出售给私人之后，大体可以节约一半成本。

　　我国私营经济使用了20％的国家资源，创造了60％左右的产出。国有经济使用了80％左右的国家资源，只创造了40％左右的产出。这一对比值得深思。

　　新千年已经揭开序幕，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天地。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在“十五”计划期间，国企将要从146个竞争性行业退出，这就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互相参股、持股以及私企兼并国企也将进一步展开。

　　随着加入WTO和融入全球化，私营经济进出口权会加速扩大。随着国家经贸委起草的《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对外开放领域也会对私营经济放开。对外经营权的登记制将会代替审批制。

　　在新的世纪，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富裕阶层的扩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国企管理人员向民企的流动，将会进一步改变人们的观念。毫无疑问，随着改革的深化，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和人文环境将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最近，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地厅级干部和长期在中央负责农村工作、国土管理工作的老问志对我说，近些年来，一些农村已经处于一种凋敝状况，包产到户的体制能量已经释放尽了。面对农民收入长期偏低、农村大量失业和农村城镇化的压力，应该逐渐考虑把土地出售给农民。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给农民提供一笔启动资金。现在农民手里没有钱，什么都干不了，有了第一笔钱才能谈到启动和发展。二是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和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土地的浪费。三是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速农业规模经营和城镇化。四是可以增加国家收入，缓解财政压力。五是有利于农村地区政府职能转化，建设“小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以有利于农村现代化为出发点，进行思考、设计和探索。

　　私营经济大发展，要求私营经济自身也要改革和提高。当前，私营经济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在全国私营企业中，1993年以后创办的占66％，经营时间很短。显然，私营企业主还属于经验欠缺、资金不足的新生代。这些问题要依靠发展来解决。

　　第二，由于私营经济一开始带有拾遗补阙的特点，因而产业分布单调。基本上集中在小型制造业、服务业和少数科技产业当中。这种狭窄的分布对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构成制约。因此，私营企业必须打破原有产业分布格局，寻求新的空间。

　　第三，大多数私企规模小，自有资金不足。私营企业平均每户注册资本才80多万元，平均每户12人左右。

　　第四，私营企业产生之初往往不是以规范契约形式出现，而是多带有家族色彩。企业在组织结构、权限划分、决策方式、管理方式、分配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明显差距。家长决策、接班人世袭、任人唯亲、产权封闭等比较突出。虽说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家族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家族管理的弊端不断凸现出来。

　　第五，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信息不灵，产品粗糙，假冒伪劣问题比较突出。

　　第六，在人员构成方面，近年来虽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原国企干部加入，但整体来看素质偏低，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比较少，这与知识经济时代很不相宜。

　　针对上述问题，私营企业应该尽早调整思路，对企业进行改造，使企业在组织结构、人员结构、管理模式、经营方式、分配机制等方面尽量向现代企业靠拢，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新千年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