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11点，在钓鱼台大酒店的房间里，张五常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前景以及诺贝尔奖等热点问题侃侃而谈。

　　本报记者 赵轶昕/摄

　　记者：现在媒体都非常关注经济学家，很多时候就像明星一样追捧。您怎样解释经济学家热这一现象？您认为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文章为青年而写

　　张：经济学家不能改进社会，我从来都是这句话。但可能被政治家利用。如果我的观点被政治家利用的话，我只认为这是我的观点正确而带来的结果。我写文章，完全不是为改变社会而写的。我是为青年而写，我对他们有点儿关心，还赚点儿稿费。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充满争议性。为什么会那样，我也不太清楚。在中国，青年们对我张五常的反响这么大，可能是因为我有话直说，不喜欢说假话，假谦卑。

　　责任在解释世界

　　经济学家的责任在于解释世界，或者想出一些可以解释事实的理论出来。解释世界为什么这样。管理国家的人看到这种解释，他自己去考虑，从解释中找到政策。在香港，政府常请我做顾问。我说，请我吃顿中餐可以，但是其他我都不做。如果我要去改进社会的话，那我早死了很久了。因为经济学家不应参与这种工作。我们只能做得到学术上的事。

　　中国影响了我

　　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张五常那儿得来的。我听到，当然非常高兴。但信不信呢？我是不信的。对中国的影响我从来都没有，但对中国的解释我是有的。对中国的走向，我一直预测的很准。从1981年开始，我写过3本关于中国走势的书，《中国前途》、《再论中国》、《中国的经济革命》。在《中国的前途》，我在1981年就准确地预测中国将要走市场经济道路。

　　我推断的中国经济走势、中国经济的发展差不多都说中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走上市场经济，这种经验是很难得的。我看着事情如何发生，看着这些经济条件的转变，同时我也做些建议。让人误解是我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其实是中国对我产生了影响。

　　本报记者孙爱国姜灿

　　张五常其人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卖柑者言》、《经济解释》等。

　　《京华时报》(2002年4月24日第B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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