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明确了中国取消对外资银行限制的“时间表”,这一天,距中国正式加入WTO还有整整一个月。这一天还有另一个意义:对等候在门外已经多时的外资银行来说,他们为历史性地登陆中国开始了正式计时。
德国商业银行首席代表有一个很有寓意的中文名字——黎明,12月5日,这位银行界的老江湖说:“精明的商人总在静静地观察,当机会到来时,他从来不会错过。对银行家来说 ,尤其如此。”中国入世前夜,正在“静静地观察”着的银行家不是一个,而是一群。12月初,欧盟中国商会银行工作组28家银行联名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并把它递交给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及他们的欧洲同乡——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委员会主席拉米。《建议书》封面是蓝色的,上面印有一支中世纪的鹅毛笔,似乎在倾诉着什么。
在长达6页的《建议书》里,这些银行家们先是非常绅士地表示“愿与中国人民银行及任何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协商,为中国建立高效的金融体系做出积极的贡献”。接着委婉地指出,“鉴于银行业的技术性,提出几点具体建议。”欧洲银行家们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关乎他们未来利益的核心:“中资银行在欧洲主要城市如法兰克福、伦敦、米兰、巴黎的分行可以开展任何业务,没有币种、融资或客户方面的诸多限制。而欧洲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受到严重的限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应给欧盟以互惠条件。”
外资银行爱中国,就像老鼠爱大米
记者李三
当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终于亮出取消外资银行限制的“时间表”时,外资银行们早就心中有数了。这些天,本刊记者走访了花旗、汇丰、渣打、德意志等外资银行,发现这些原来只是概念中的世界大牌银行,突然之间就近在咫尺。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花旗银行早在四年前就在上海外滩置办了产业,现在正在做装修。有消息更夸张地说位于上海中山东一路19号的花旗银行新营业厅已快装修完工。
几天前,记者以顾客身份到上海汇丰银行作一次咨询,提给柜台小姐的问题是如何开设一个外汇个人账户?印象里在取消外资银行限制的时间表上,一些条款还很抽象。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银行小姐一边告诉说如果正常的话12月12日就可办理,一边麻利地递过来一张客户登记表。
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央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召集在沪的外资银行开会,会上大家的话题总是围着WTO兜圈子。但据说还是有人问了一个具体问题,“到时候,可不可以在营业厅设置柜员机,就像国内银行那样?”“国民待遇”,这是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很久以来的一个梦。
花旗的蛋糕在哪里?
尽管明年才是花旗银行(Citybank)在中国的百岁寿辰,但现在它已经在广而告之了。在上海浦东大道一号大厦前,花旗银行打出了几十米长的广告牌,中英文的“屹立于中国100年”成为最抢眼的告白;花旗银行中国职员递过来的名片上,也印有“100YEARS IN CHINA”字样,看来,花旗银行登陆中国的百岁庆典已经拉开序幕。
1902年,花旗银行正式在上海设立分行,它被委任为美国国库的驻华代理机关,负责向当时的清政府收取连同利息在内的共计2500万美元“庚子赔款”,这笔赔款一直到1940年才完全付清。为此,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花旗银行与中国的渊源伊始并不太光彩。1949年,作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花旗银行被赶出上海滩。
1984年,花旗重返中国故地。那一页不光彩的历史早已经翻过去,如今,人们注意的是今天花旗银行如何“开疆拓土”。这些天,位于外滩的和平饭店底层开始有了动静,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了一个秘密,1997年花旗银行买下的房产开始装修设计。“该场所必要时可改为分行办事处”,这个在4年前置业时的考虑显然是有战略眼光,毫无疑问,今年就是当时所说的“必要时”。
在花旗卡提款处门口,忠实的门卫坚决地拒绝了记者深入参观的请求,神秘的和平饭店底层何时开启?那将是花旗银行在中国百岁寿辰的生日蛋糕吗?没有人肯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里面朝外滩,紧邻南京路,行人流量很大,绝对是做业务的黄金地段”。在花旗银行中国区总代表处,记者听到了这样的话。
花旗银行中国区行政官Richard D.Stanley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似乎已经深思熟虑。
问:您能谈谈花旗银行在中国的目标吗?
答:花旗希望看到完整的全球产品和业务系列在中国得到积极的应用。这包括在公司银行业方面引进更高级的产品,尤其是在基金领域。我对消费行业的前景也感到很乐观。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就会开展此项业务。
问:中国加入WTO后会对花旗的业务产生何种影响?
答:目前我们的客户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几年的业务增长将主要来自本地公司,本地公司将是我们的业务重点。
中国用5年时间逐步实施WTO规则,改变应该是循序渐进的。目前来看,我认为这对花旗的业务不会立即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5年以后的市场就会大不相同,甚至会全部改观。市场将会相当公开,而本地银行也会更强大,外国银行会比今天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问: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花旗银行把什么当成主要的挑战?
答:主要挑战是引进足够的专业人员,然后尽快培养他们以适应未来需要。另一个挑战是监管环境中仍存在着不确定因素。我们正积极努力了解WTO进入中国的方式,以及中国如何监管转变和实施细则。
在花旗银行中国区总代表处,记者拿到一份《花旗集团2000年度报告》,报告中有专门的章节记录在一个财政年度中开发新兴市场的业绩。里面有这样的表述:新兴市场的重点是成长——已经实现的和潜在的;新兴市场的经济动能和诱人的人口特质意味着银行业、保险业、投资业和证券业都具有巨大的获利机会——而这些行业都是我们的核心业务……
在上海浦东船舶大厦一层的花旗营业厅,记者遇到了前来提款的周小姐,两万美元从填单到提款总共用了8分钟,“我们公司在中资银行也有账户,但要是去那里提款,至少要用20分钟。我喜欢到这里来,办事特别快,服务态度好,环境清清爽爽的”。
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将是花旗银行眼中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花旗有这种自信。
德意志银行很“得意”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在12月11日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将近的时候,德意志银行北京代表处乔迁,搬到了北京CBD的中心位置——国贸大厦2座,他们租下36层的一大半楼面安营扎寨。站在那里,可以看得见东三环的车水马龙,记者发现,新的办公室还没完全收拾好,而职员们却已各就各位在自己的电脑前开始工作。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掌门丁玮先生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供职十余年,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命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在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参与实施融资、贷款等一系列“救火”行动。1999年,丁玮先生的这段经历被德意志银行看中,他被委以重任,派往中国开拓市场。
问:1999年您被派来中国,当时上海、深圳的金融政策都比北京宽松,可您还是把北京当成落脚点,您看中了北京的什么?
答:当时德意志银行让我在香港、上海、北京三地选择,我选了北京。原因很多,首先中国的金融管理机构总部大都集中在北京,这样,交流沟通比较方便;众多在华企业总部也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最重要的是北京是政治中心,很多政策都在这里诞生,这对把握时机、找寻更好的发展机会有利。当然,我的同行中有很多把总部设在了上海,我想,那一定是从他们的业务考虑。
问:从银行家的角度,请您谈谈对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看法。
答:以外资银行的角度,我们认为眼下的这种开放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有“时间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当然很多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银行来说,太多的保护,不利于银行间的竞争,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看得到,比如电子产品,放开了以后发展得多快,现在,电视机便宜了,洗衣机也都用上了,消费者得到了实惠。相反,汽车业一直护着,结果,还不是这样!
问:外资银行大多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在金融业务上也各有所长,请问德意志银行在中国选择的主打业务是什么?
答:从外资银行的经营情况看,大致可分为三类:做投资业务的,如高盛、摩根斯坦利,他们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做大型业务的,如花旗、汇丰、瑞士的联合银行等;还有一些小型的银行,他们一般从事进出口票据业务和零售业。德意志银行属于第二类,我们的最大目标是大型企业,在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给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提供了全球性服务,比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等,他们每天都有几十亿的资金在流动,需要到世界金融市场融资。除了这些,我们还有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现在,就有一些大的项目正在谈判中。
渣打银行想“乘东风”
递到记者手里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宣传册设计很耐人寻味,封面是蓝绿丝带编成的中国结,封底刻有“渣打”字样的如意。翻开头一页,看到的是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黄远辉先生的致辞:凭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网络优势,渣打银行已准备就绪,全力以赴地投入正在乘入世“东风”而加快步伐的中国经济发展。
渣打银行登陆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57年春,麦加利先生受命打理印度巨商在中国的业务,次年8月,上海分行开始营业,因为麦加利的缘故,上海人在很长时间一直称渣打银行为麦加利银行。自上海分行成立以来,渣打银行便开始了在中国从未间断的业务,1949年,渣打获许继续留在上海营业,1958年,渣打甚至实施了对当时中国钢铁工业的贷款。
在中国政府相继开放部分地区银行业务以后,渣打又是第一批向外资和合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之一,今天,遍布中国15个城市的分行支行成为渣打最为骄傲的银行服务网络。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黄远辉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几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问:作为老牌的外资银行,您如何看待渣打的市场前景?
答:80年代我们的主要客户是外资企业,90年代以后到现在,开始为中资企业提供外汇业务,在取得沪深两地对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许可以后,我们的服务范围也扩大了不小,客户增加了。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协议,我们将和其他外资银行一样,可以经营对个人的外币业务。5年后,我们就会和中国的银行一样,对所有中国客户服务,开拓更广泛的市场。
问:以外资银行的眼光,请评价一下您的中国同行?
答:中资银行的优势与外资银行比较是非常大的,仅目前中资银行35000家分支银行的网络就是任何外资银行可望不可及的,要开设这么多分支机构需要100年。客观地说,中资银行业的进步非常快。原因有多方面,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增加了行业的竞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也促进了银行服务水平的提高。在有外资银行加入的市场里,中资银行可以迅速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凭借在中国市场的网络优势和已有的庞大客户群,一项新的金融产品一旦投入市场,中资银行的业务量一定会远远高于外资银行。
但中资银行也必须有一些忧患意识,由于许多政策性贷款,中资银行多有包袱,负债率比较高,这些银行必须首先解决这些不良贷款。还要指出的是,这些不良贷款不完全是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清理包袱当然需要一段时间。还有其他方面不足,比如银行的网络效率、职员服务理念和职业素质的提高等等。
问: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关系怎样?
答: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既是竞争又是合作关系。我们与中国工商银行就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在中国没有庞大的服务网络,但中国工商银行在国外的网络比渣打银行要差一些。这样,我们可以相互交换使用服务平台。外资银行能给中国客户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金融服务理念、更合适中国企业的产品,例如电话理财、网上银行互联网服务等。
问:你们肯定有一揽子发展计划,是全面出击?还是重点突破?
答:现在尽管我们有在中国几个地区的人民币业务执照,但每一笔业务都要得到外汇管理局批准。我们目前在中国13个城市有分行或代表处,时机成熟后,也许会把代表处升格为分行,但要看这些城市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我们已经处在“备战”状态,包括人员贮备和培训、服务系统的建设等。现在还很难确定我们将来会在中国开设多少分行。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考虑,即使中国银行业务对外资银行全部开放,外资银行也不可能在中国开办很多分行。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市场非常大,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成几何级数增长,所以每个有实力的银行都能得到一定的份额。
渣打银行的副行长补充黄行长的采访时说,我们虽然是外资银行,但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比较,远没有享受到任何优惠政策,我们实际上是银行界的儿媳妇。我们没有更多要求,能享受到中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就非常满意了。比如12月11日,所有外资银行应该可以允许办理个人外汇业务,但在人民银行没有明确的操作细则以前,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要等到具体运作细则下发以后才可行动。
汇丰银行已经“动”起来了
在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汇丰银行可能是最保守的一个,截止到发稿时,银行方面都没有同意接受记者的专访,理由是:“不到12月11日,一切还不明朗,汇丰的具体动作还定不下来,所以,不便接受采访。”但和联系采访不同,当记者以客户身份在位于上海浦东汇丰大厦一层的营业厅向汇丰职员咨询时,却受到了周到热情的礼遇。
“我想了解入世后能不能在这里开一个账户?”“很抱歉,现在还不能,但12月12日应该就可以了,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会通知您。”“到时候,我手里的美元就能存到汇丰来了吗?”“12月11日以后还不接受现钞,暂时只能是转账。”汇丰的职员告诉记者,随着中国入世既成事实,每天前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不少电话询问,“对于这些信任汇丰的中国百姓,无论大小客户,我们都会一视同仁地重视”。据说,已经有一些咨询者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等候汇丰通知。
记者还注意到有关汇丰银行的另一则消息,11中旬,业界盛传汇丰银行将动用6300万美元,购入上海银行8%股权。汇丰在11月28日发表声明,证实该公司正在与有关方面就可能投资于上海银行一事进行洽谈。
德国商业银行静候最佳时机
采访德国商业银行有一个小插曲,德国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落户在浦东世界大厦里,大厦大堂是去银行的必经之路。记者前去采访时遇到了大厦保安例行公事的盘查,验明身份、确认预约、填写会客单等几道程序后,才被允许进入。询问“是否去银行的人都要经过这套程序?”保安回答:“是。”副行长周如东先生以前是中国银行驻德国法兰克福的代表,现在是德国商业银行上海分行的当家。听到记者谈到进门经过,立刻认真起来,“这不是小事,关乎银行的对外形象,关乎客户来银行是否便捷”。周先生先打电话询问前台,打了电话还是放心不下,又亲自下楼向物业说明。
这位在中国和欧洲银行界都供职过的“双料”银行家,把德国商业银行的上海铺面布置得很中国,一左一右两个秦俑立在分行门口,红木的雕花案台摆放在前厅,记者注意到银行的营业柜台很“袖珍”,宽度不到两米的柜台布置得和社区里的储蓄所差不多,在有中国特色的德国银行里,周如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我注意到德国商业银行的营业柜台几乎和中资银行差不多,这样布置是否出于某种考虑?
答:应该说,这个小柜台只是一个象征,因为我们的多数客户都不在这里办理业务,通常他们会到客户室去。我们习惯的是与顾客面对面地服务,但我们还是按照要求在柜台上装了防弹玻璃,窗口的尺寸也是一定的,墙上挂出了新版人民币的宣传招贴,但这个小柜台通常只是接待少数零散客户。
问:您刚才说的“要求”是什么意思?是德国商业银行的要求,还是中国方面?
答:当然不是德国方面。不过你看了就知道,上海的外资银行营业柜台的布置都差不多。
问:从央行公布的取消对外资银行限制的时间表来看,德国商业银行已经在“时间表”实施以前就得到了人民币业务的经营许可,目前运营情况怎样?
答:的确,和有些外资银行比起来,我们已经提前迈出了入门的第一步,这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和深圳的特殊政策。我们从2000年3月拿到人民币营业执照,到8月份正式开始对外营业,准备了5个月,现在从业务发展来看,外资和中资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业务进展虽然比较慢,但发展势头挺好。
来上海的时候,德国商业银行对我们的要求是在3年内达到德国商业银行在香港的水平,眼下,这个目标已经提前完成。当时德国商业银行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把架子搭好,经过对市场的调查认为,开办银行业务的三条腿必须从贸易融资、外汇贷款和设立自己的交易室开始,第三年必须赢利。我们做得不错。
问:德国商业银行在市场方面有什么考虑?比如对中国公民的个人业务有没有开发计划?
答:我们会把政策许可范围内的业务做好。每个银行由于在市场上定位的不同,客户也会有很大差异,德国商业银行在中国主要从事的是融资、贷款和外汇交易业务,这个定位决定了我们的客户主要是进出口企业和需要资金量比较大的企业。目前我们对与中资银行竞争国内的散户业务没有过多考虑,这不是我们的优势,因为外资银行在客户网络上与中资银行根本无法抗衡。
几天后,记者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见到德国商业银行中国区总代表黎明先生,他的案头上,有几件有意义的纪念品,是镶嵌在水晶玻璃里的“业绩记录”,他们把这种记录看成“业绩丰碑”,记者看到其中一块镶有“为中国一汽和奥迪公司贷款4亿美元”记录。用黎明先生的话说,每一块丰碑都记录了一担大生意。
问:德国商业银行的生意已经很大了,有没有考虑继续扩大业务,在北京开设分行?
答:现在还没有。我们还在观察中国金融市场,用中国话说叫“无为”,但这可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日常业务有上海、香港撑着,他们做得很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商人总是在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我们在等待最佳时机。
资料:中国取消对外资银行限制的“时间表”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说,中国将认真遵守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承诺,根据WTO有关协议,中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
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
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是分5年逐步推进的,具体是:加入时,开放深圳、上海、大连、天津;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2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重庆;加入后3年内,开放昆明、珠海、北京、厦门;加入后4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西安;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
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分两个阶段推进,具体是: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
允许设立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在加入后5年内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业务。
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国公司在相同的时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有多少外资银行在中国?
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首设代表处,由此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
1981年,香港南洋银行深圳分行获准设立,从而开始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试点。
截止到2001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共有营业机构近191家,其中分行158家,下设支行6家,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等地。33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
外资银行总资产440亿美元,其中贷款186亿美元,存款65亿美元。
有资料统计,北京已有18家外资银行的分行,而设立代表处的外资银行已达108家。2000年在京外资银行资金规模达2.3亿美元,吸收存款7.9亿美元,发放贷款12.5亿美元。由于特殊背景,北京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密度毫不逊于上海。
入世后金融业应遵循哪些规则?
规则之一:《服务贸易总协定》
A.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则以及减少法规性障碍(第16条第1、2款)。要求外方金融机构的待遇不低于国内的金融机构;
B.最惠国待遇(MFN),第2条第1款。金融服务的此待遇原则仅限于购买公共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和过境金融服务。
C.国内法规的透明、规范及资格认可(第6条第1、4款,第7条第1款)。入世签署的20多个法律条款涉及企业的很少,主要针对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法律的公开透明。
规则之二:《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成员体内部已有的法规及管理措施与协议(协定)如有不相一致,按照国际惯例,内部法应得到尊重。目前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承诺全面开放,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考虑对某些具体部门实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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