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福布斯》公布了2001年度中国大陆最富有企业家排名,刘永行、刘永好及其兄弟名列榜首,引起了业界瞩目。身为首富、中国最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先生对财富,对企业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记者专程奔赴成都,在新希望集团投资建设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这位“首富”——希望集团和新希望集团的总裁刘永好先生。

　　“先富要帮后富”

　　记者：福布斯杂志把您和您的兄弟们名列为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第一,对于这个称呼和排名,您有什么感觉？

　　刘：这个排名本身没有太大的意思。中国还有一部分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里有大量的下岗人员,因此过多的排名比富意思不是太大,我也不赞成。

　　《福布斯》是国际著名的财经杂志,这个排名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下,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的情况,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为民营企业所带来的发展良机。让国外更多的企业和人士了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对增加国际间贸易、投资、合作是有好处的。但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提升企业竞争力,迎接中国加入WTO后的挑战。

　　我们是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所以先富要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感到担子更重,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自身发展,更要注重社会责任感,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回报社会。国际上很多大公司能够持续发展,是因为对社会责任感的注重。

　　记者：您和您的兄弟们能够首先富裕起来,关键原因是什么？

　　刘：我们富裕和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社会责任感,关注下岗员工,关心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的原因。

　　新希望的发展,除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的支持,所有的员工,以及我的兄长,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希望集团和新希望还处于发展阶段。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与国际上的企业和企业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要赶上国际水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叫我“企业家”比较好

　　记者：您是饲料大王,现在又成了地产大亨,以后或许还会变成“金融大鳄”,对于这些称呼,您觉得哪个最适合你？

　　刘：叫我“企业家”比较好,一个既做农业,又投资房地产,金融等方面也略有涉足的企业家。

　　改革开放后,我们抓住了“吃”这个问题,获得了发展机遇,也得到了回报。现在,“吃”解决了,“住”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12亿人,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这又是个大市场。金融投资,是更高层面的投资。我们投资金融企业,是以饲料业以及农产品为基础的。所以,我倾向于叫我“企业家”。

　　饲料业不能丢

　　记者：新希望现在进入的领域包括高科技、房地产和金融业,是不是因为饲料业的利润率下跌,让新希望集团有逐步退出的想法？您对饲料业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刘：饲料业是新希望的基础,不能丢,还要做好做大。

　　事实上,随着竞争的加剧,单体利润率的确在下降。不少饲料企业没有办法生存,倒闭或者被兼并,这是竞争的必然。以前上千家的彩电生产企业,现在只剩下十余家,饲料厂也会如此。上万家的饲料企业也只会剩下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新希望集团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具有了较高的信誉度,管理成本相对也较低。规模出效应,一些企业的倒闭让出了市场,我们反而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就近几年的态势看,尽管城市对肉食品的消费量减少,但广大农村对肉食品的消费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养殖业在增长就意味着饲料业有很大的空间。

　　对我们来讲,饲料行业不仅不退出,反而会加大投资。在过去的一年中,饲料销售量和销售额大幅度增长,抵消了利润率下降的负面因素,整体利润反而还有增长。可以说,我们的饲料业已经进入了“收获期”,规模、品牌、管理效应已经凸现。

　　被“批判”下去的项目很多

　　记者：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中,您曾经跟通用汽车的老总探讨大企业在进行转型和跨行业投资中如何规避风险的问题。新希望也是跨行业发展,您认为在其中会碰到什么问题,又如何来避免这些风险？

　　刘：正如古话说“男怕入错行”,对一个行业了解和在一个行业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对另一个行业也能有相同的理解力并取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很难取得对新行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和具备高度专业素质,跨行业经营是比较难的。

　　对新希望来讲,跨行业投资慎之又慎。5年前,我们就确立了对新项目,特别是新行业项目要进行批判式论证的原则。如果对该项目、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企业本身操作此事的能力进行全面批判和挑刺以后,还认为该项目可以操作,那么投资失误的概率就很小了。

　　通过批判式论证,尽管损失了一些资金,但新希望少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我们曾经论证新希望进军药业的可行性,经过长达2年多的论证,最终被否定了。在这个过程中200万的资金泡汤了,但这200万可能阻止了2000万,甚至2亿元的资金打水漂。

　　从表面上看,新希望投资的项目很多,行业跨度也很大,但被我们“批判”下去的项目更多,两者之比可能1：100。

　　这种批判式论证过程短的一两个月,长的甚至一两年。经过几个回合,最后被认可的项目基本上很值得投资,新希望也因此没有出现大的投资失误。

　　从饲料、养殖、食品,到收购乳业公司,搞生态区域建设、乳制品生产线,这些都是大农业的范畴,都是在“吃”上做文章。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加上面临加入WTO这么一个机遇,如果不去把握,实在太可惜了,尤其是我们有能力去把握。因此,我们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个机遇,进入了房地产业和金融行业。这是从“吃”到“住”,这也是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

　　记者：既然新希望已经有“吃”,有“住”了,那会不会考虑在“行”上做些文章？

　　刘：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的财力和技术体系不支持我们进入汽车制造行业。汽车行业以前相对垄断,现在冒出来的企业还相对弱小。当人们的吃、穿、住都解决的情况下,“行”也大有文章可做。我认为这是个大产业,前景也不错,但新希望现在不会进入这一行业。

　　资本经营有倍增作用

　　记者：从1000元起家,到现在的规模,您在实践中,体会到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有什么作用？

　　刘：应清华大学和中央电视台之邀,下周我会去北京做一个演讲,题目就是《产品经营、品牌经营与资本经营》。我认为这三者都很重要。

　　很多媒体评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都长不大,各领风骚三五年就结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大,做不强？我们做过很多研究,认识到企业的持续发展必须依赖坚实的基础,即产品经营,包括服务产品。基础不扎实,一有个风吹草动,企业就会发生危机。只有通过产品经营,培养企业的市场意识、人才的团队意识,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完善企业管理架构,企业才能持续发展。

　　同时,产品经营必须与品牌经营结合在一起。品牌不仅仅建筑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信誉和社会的认同。只有当企业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才能加速发展。

　　资本经营则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但必须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否则是沙漠上的大厦,一阵狂风就能吹倒,而且建得越高,倒的可能性就越大。除非有特殊的运气,单纯搞资本经营很难成功。相反,做好了产品和品牌经营,资本经营就能给企业带来倍增效应。

　　在这三者中,做产品经营最难。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养鹌鹑,每个鹌鹑蛋赚一分钱。品牌经营则上了一个台阶,利润率扩大。到了资本经营阶段,企业发展就能出现飞跃。从9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收购兼并了一些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收购了40来家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的国企。通过企业并购和资产上市,企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在国内做资本运作和企业收购兼并,我们实践得比较早,也比较成功。

　　记者：那您觉得资本经营对新希望是否已经起到了倍增效应？

　　刘：那肯定是。除了收购兼并和上市,我们又有了在银行、保险等金融领域投资的机会。

　　从1000元人民币开始,用20年时间发展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资本经营带来的倍增效应。就以上市的新希望农业股份公司为例,3年前企业上市时自有净资产才1亿多,现在有10多亿,是资本经营的倍增效应提升了企业整体的实力。

　　“狼”没有来

　　记者：对加入WTO,很多企业惊呼“狼来了”,对新希望集团来讲,加入WTO,是不是意味着“狼来了”？

　　刘：对新希望不是狼来了,而是机会来了,对饲料行业更是“大利好”。

　　加入WTO,对行业和企业的影响,我们已经研究了五六年。中国的人力资源是优势,畜牧业就有优势。今后,不大可能大规模地从国外进口鸡鸭鱼肉,因此动密集型的畜牧业将迎来大市场和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会给饲料业带来大市场和大的发展空间。

　　为迎接这个“利好”,我们在五六年时间里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成立了贸易公司,取得了进出口权,与国际大公司建立了沟通渠道,与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关注国际行情,培养了专门人才,关注国内相关政策的调整及其带来的机会……

　　机遇总是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最近两年,我们在国外也建立了一些工厂,把产品和管理输出。我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能够从容应对加入WTO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金融领域,国家对此还有三五年的“渐变期”。金融领域在对外资开放之前,会先向内资开放。成为“试验田”的那部分内资就优先获得了“起跳点”,有可能在与外资最终的较量和竞争中获得优势。我们在民生银行的股权,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值。一些国外的金融机构已经看上了我们这部分股权,我想在外资可以进入的时候,这部分股权应该有6-10倍的增值。

　　愿以财富换青春

　　记者：听了您创业的传奇故事,一些年轻人说自己错过了最好的创业机会。与您当时辞职下海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是否处于创业的劣势地位？

　　刘：如果可能,我愿意让出我所有的财富和一个年轻人交换年龄。如果依然能保持对社会的认识、经验和能力,相信20年后我会做得比现在好,因为这些是我20多年来真正的财富,而不是那些数字。

　　我刚下海的时候,在街上摆过摊,从教师到路边的摊贩,被人尤其是被学生们看不起,心理真的很难受。现在的年轻人创业,不会有这些心理压力,知识水平会比我高,眼界比我开阔,他们会比我有更好的,更多的机会。

　　不是分家,是调整

　　记者：刘氏兄弟一起创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过两次较大的“分家”,成立了4家希望公司,你怎么看待这两次“分家”？

　　刘：不是“分家”,是调整。

　　我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认为我们兄妹几个都很优秀,有创业激情,能吃苦耐劳,很多地方都值得互相学习。正是这种互补型的团队组合,保证了原始积累的实现。我想,我们几兄弟协同作战、勇于开拓的故事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创业时,考虑的是如何不倒下去。企业发展壮大了,面对着金钱、荣誉和掌声,看法就会不一致。两次调整,是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和规范,是谋求更大的发展,让每个人做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这是减少磨合的阻力的调整。即使是亲兄弟,也不可能每件事都磨合得很好,何况每个人都很能干。

　　我认为,两次调整,有分有合,调整后大家都发展得更好。合的部分是希望集团,作为存量一直没变,永行是董事长,我是总裁。而且在上市公司新希望中,以我为主,但大哥刘永言和三哥陈育新都有股份。分的只是产业发展方向和地域。

　　无论当中如何分分合合,我们都是亲兄弟：吃同一锅饭长大,受同样的教育,性格上、长相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记者：您在创业和发展企业的过程中,曾经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在每个阶段,困难是不一样的。

　　创业初期,为资金发愁,过了一段时间,则为产品不为社会认同所着急。后来,又为兄弟间的不协调而烦恼。现在最大的障碍则是人才结构不能适应企业所面临的机遇。

　　企业要发展,要抓住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才。我们也通过完善收入分配等机制来吸引人才。我们一方面从社会上招贤纳良,另一方面则从企业内部培养。可以说,我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和培养人才,并且制定政策。

　　没想过成为超人

　　记者：从传统行业进入房地产、金融、IT企业,您的发展过程跟李嘉诚先生有些相象,你认为自己以及您的兄弟们能否成为内地的“李嘉诚”？

　　刘：我很尊敬李嘉诚先生,也研究过他。

　　李嘉诚先生之所以成为华人首富,被称为“超人”,我认为与他的勤奋、聪明,以及善于把握香港的发展机遇有关。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喜欢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没有想过要成为“超人”。而且无论从资金实力、国际视野,还是人才结构、事业规模上来看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要做的是不断向他学习,相信以后会发展得更好。对新希望来说也是如此,空喊何时进入世界500强的口号也没有意思。我相信努力终究会有回报。(记者郑晓舟张有春陈一)

订短信头条新闻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