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机票打折给旅客带来实惠。
面对社会各界对机票管制的耿耿于怀和迷惑不解,近日,中国民航总局再次重申坚持执行“禁折令”,究竟这是为什么?
“9.11”事件对中国民航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7亿元人民币;“国庆”“中秋”两节期间,民航总局对各航空公司的票价进行严格监管,居高的机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流量。
机票打折给旅客带来实惠。
尽管如此,民航方面声称仍有可能在今年内实现盈利,其原因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强硬执行运价“禁折令”的结果。垄断能产生效益?这是个谜。
对于民航运价反应最灵敏的是效益。今年上半年,由于民航对运价的管理查处不像1998、1999年那样频繁,一些航空公司出现了削价竞销的苗头(特别是第二季度)。结果,今年1—6月份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增长了8.9%,但国内航线实际客运收入水平7.78元/吨公里,为平均公布票价水平9.35元/吨公里的82%,比上年同期下降4.3%,全行业减收10亿元左右,加上航油价格上涨增支8亿元,航空公司共亏损17.4亿元。
7、8、9三个月,民航加大了运价管理力度,吨公里收入水平分别比上年增长5.61%、1.39%和4.08%,三个月实现利润17.96亿元。民航方面解释说,这是严格执行“禁折令”的结果,坚持下去,今年内全行业将扭亏为盈。
白手起家 负重“起飞”
中国民航业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5年到1997年间,在这个时期,民航年平均增长16.2%,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1988年、1991年和1992年,分别是31%、28%和33%。机队规模也迅速从122架增加到485架,基本适应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民航已拥有543架运输飞机,139个民用机场和较好的空管设施。
然而,这一高速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呢?从1985年开始,国家通过国家计委安排的对民航的投资极为有限,民航的机场建设和航路建设,主要是由民航建设基金和机场建设费以及贷款作为投资去实现的。由于机场的资本金比例偏低,相当一部分机场是负债经营,加上受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尤其是西部地区,导致80%以上的机场严重亏损。而航空公司,则基本是靠贷款,或通过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去实现发展的。换句话说,中国航空公司的发展,是在国家几乎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在巨大的债务基础上实现的。直属航空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长期在80%以上,每年仅支付的利息就有近50亿元。如果加上各种租金、租赁费则高达110亿元左右。中国民航业的薄弱基础和沉重现状,才恰恰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1998年,民航结束了连续17年盈利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严峻局面:全年亏损24.4亿元。新中国民航面临着走向市场化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使民航整体扭亏,1999年2月1日开始,民航实行了限价,推出禁折令。尽管这一禁折令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但各航空公司和乘客都颇有微词。1999年底,据有关方面透露:民航机票统一价格是一个过渡性政策。
从那时起,民航18万干部职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然而,民航的一些措施、做法并不为社会理解。人们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应当说,所有的看法都是从关心和爱护民航出发、都是为了民航更好地发展、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从做实际工作的角度看,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的正确,更重要的是对策的可操作性。而人们恰恰对此并不熟悉。
运价是非多 全局利益重
这是一个公众和媒体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1998年,民航出现了全行业严重亏损。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怎么办?
当时,在民航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放开价格,实行多舱位管理和多等级票价。另一条是立即采取措施,规范票价。两条路的后果也很清楚:前者,将导致继续出现巨额亏损;后者,将遏制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如何选择?民航总局经过大量调查和分析,形成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增加效益的调查报告。报告对民航当时面临的市场、运力、运量、成本、法规、管理等各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解决问题提出了若干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权衡利弊,作出了判断:必须停止实施多舱位管理和多等级票价的政策,立即实施规范票价等措施,遏制无序竞争,保持供求平衡,提高经济效益,给继续深化民航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民航提出了削减富余运力、规范国内票价、整顿销售市场、降低经营成本、调整航线航班、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等提高经济效益的10条措施,并在1999年全行业工作会议上作了部署。这10条措施是相互联系,共同实施的。民航总局还与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国内航线票价的通知。同时,民航总局也深刻地认识到,效益问题的根子在体制。因此,在同一个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深化民航改革,“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精简行政机构;进行企业改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标本兼治,稳步推动民航市场化的进程。
1999年、2000年,民航扭亏措施取得成效,全行业连续两年实现盈利。
然而,社会上也出现了针对民航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批评都有道理,建议也很好。但理论用于现实,必须加入许多客观因素。现在看来,社会上不少看法还是对民航的情况不了解,有的建议也缺乏操作性。
社会质疑一:“民航为什么不能放开运价,由企业自己定价?”
民航解释:这样做固然省事。但是,在政企未分的情况下,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经营的目标也不一定是利润,而是不顾效益的市场份额的争夺和生产能力的扩大。比如,明明亏损,却要求增加飞机、增加航线、增加航班;国外在机场买票是最贵的,而中国却是最便宜的。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扭曲行为,必然导致类似1998年的恶性竞争,导致每年几十亿元的亏损,而且将一亏数年。民航总局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不管就是失职。
社会质疑二:“放开价格后,可以形成竞争。好的企业更好,坏的就死掉。民航业不是一样道理吗?”
民航解释:这话说起来很轻巧。由于前些年对民航发展的估计过于乐观,订购的飞机数量偏多,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突变,出现供给相对过剩的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放开价格。并不会出现这样美好的前景,反而会两败俱伤、多败俱伤,全行业将元气大伤。这是每一个航空公司老总心里都十分清楚的。
中国民航:未来天空很广阔。 社会质疑三:“降低价格,将会刺激需求,增加收入。这不是一条常用的市场规律吗?”
民航解释:理论上是对的,问题是怎样操作。按照2000年民航6522万人的旅客运输量平均票价1000元计算,运价每降低10%,也就是100元,就减少收入60多亿元,这需要增长10%以上的旅客运输量才能弥补。但实际上能增长多少呢?到目前没有任何专家有这样的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大概谁心里都没有把握。然而,就在1998年,票价降到那样的程度,国内旅客运输量仅增长了1.8 %。而1999年、2000年规范票价后,却分别增长了3.36 %和10.4 %。2001年1—8月,则增长了10.6%。可见,航空运输的价格需求弹性是比较小的。据测算,当折扣不超过现有运价的70%时,价格需求弹性小于1。也就是说,按上例推算,即使是付出180亿元的代价,也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增长以抵消折扣的损失,更不用说盈利了。而如果折扣超过70%,就可能威胁到企业的成本。如果六折,大部分企业没有利润,这意味着企业没有发展能力。如果是五折、四折,将导致企业的巨额亏损,以致全行业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
社会质疑四:“中国航空运价是否具有较大的降价空间?”
民航解释:至少,目前并不存在这种空间。比较外国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处于高负债、高成本、高运价的状况。其中,成本中不可控因素占总成本的62.62%。中国进口飞机、航材和航油都要支付关税、增值税以及飞机租赁预提所得税,全民航每年约支付20亿元。而许多国家对此是免税或减税的。中国民航的行业会计准则规定:飞机、发动机的折旧期限是10—15年,而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是20—25年。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中国民航直属航空公司每年的成本将减少折旧约十几亿元。其他如航油、租赁费、起降服务费、财务费用(主要是贷款利息)都是不可控因素。其中由于去年航油价格大幅上涨,航油支出已占成本的30%以上。仅此一项,民航就多支出40多亿元。而外国航空公司总成本中的不可控因素仅占41.88%。就现在的条件而言,中国空运价格的下调空间十分有限。
社会质疑五:“中国航空运价是否处于较高水平?”
民航解释:比较有利于判断。但比较一要全面,二要可比。全面地比,中国国内航线机票水平为每客公里0.75元,大约相当于9美分。而外国国内航线平均票价水平为每客公里20美分。中国机票水平比俄罗斯、印度高,比欧美、日本低,比发展中国家巴西的每客公里16美分也要低。从可比看,有的学者把中国与美国的机票价格分别本国人均GDP的比例相比较,显然是不科学的。一个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实力,还是居民消费水平来说,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怎么能够这样简单地比较?如果这样比,中国的各种消费品,大到汽车、房屋,小到柴米油盐,甚至麦当劳、肯德基,不都是极其昂贵的吗?
所有这些,决定了民航在1999年后,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并深化体制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很多办法也是国外航空公司在经济效益下滑时普遍采取的对策。今年上半年,世界民航的效益情况都不是很好。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国航空公司出现较大亏损。面对效益滑坡,各航空公司所采取的措施与我国民航几乎完全一样:大幅度削减运力、调整航线、减少航班、精简人员。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所有这些措施中,唯独没有大幅削价。这就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
票价会改革 还要有条件
那么,票价要不要改革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票价的改革受制于许多因素,不能就事论事。从外国民航的经验看,大都是在具备了五个条件后才逐步实施放松管制的。一是企业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建立了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航空运输市场集中度高,呈现寡头垄断结构,处于适度垄断状态。三是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四是建立了配套灵活的、以税率和利率等经济杠杆为主体的市场调节机制。五是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市场法规体系和监管机构,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显然,目前中国航空运输市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必须多方努力,创造条件,为票价改革提供有利的环境。
但是,条件不成熟并不等于按兵不动。即使是在规范国内航线票价的这几年,民航也没有放松对票价改革的探索和实践,这几年,相继在部分海南航线、15条联营航线实行了运价幅度管理试点。还对支线飞机执行的航班、独家经营的航班、省(区)内航线的价格,实行了在限定的上浮界限内由企业自行定价的政策。今后,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航空运价管理还会实行更深刻的改革,稳妥地迈向市场化。
民航垄断 全球如此
从邮政到电信、从电力到民航,人们已经习惯于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垄断”说三道四,认为这种行为要么是霸道,要么是糊涂,还有人甚至称之为“左”的流毒。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意识——它忽视了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的辩证关系。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进程可谓力排众议,其战略改组计划正在“垄断”声中稳步进行,逐步增加竞争。
打破垄断是当前民航改革的重大任务。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清楚的,现在要打破的垄断,是行政性垄断;而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对于市场垄断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判断。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必然产生垄断,垄断又导致更大规模的竞争。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现在依然如此。
民航是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只有在寡头垄断的状态,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发达国家的民航都是如此。近年来世界民航出现的并购热潮,反映了民航生产经营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例如美国的美国联合、美利坚、三角和西北等九大航空公司,垄断了美国航空运输市场90%以上的份额。欧洲、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航空运输市场,都是处于垄断经营的状态。其中汉莎航、法航、英航、大韩航分别占本国市场份额的92%、88%、70%、72%。许多大型航空公司还纷纷组成全球性或区域性的联盟。这实质上就是垄断的发展和扩大。而中国民航市场结构过于分散,不仅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而且造成过度竞争。目前,民航正在进行的改革重组,将把原有的10家直属航空公司重组为三大航空集团,占有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约80%的市场份额。无疑,这是走向寡头垄断。
民航的航线经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垄断经营。但中国航线竞争激烈程度却是世界少见的。下面将中美航空运输市场竞争的程度作一比较:
中美航空运输市场竞争程度对比
(以城市至城市航班,2000年冬季航班为例)从下表可见,在每周运力投放小于1000座位数的航线上,中美都是有1.2个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在每周运力投放5000—7000座位数的航线上,中美运营的航空公司数量开始出现较大差异。在每周运力投放13000—15000座位数的航线上,我国运营的航空公司数量要比美国多一倍以上。我国的航线经营的竞争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国家如欧盟、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每条航线也多为1、2个航空公司经营,国际航线的市场准入更是慎之又慎,以防止过度竞争带来的收入流失。实际上,我国一些热线的竞争程度已大大超出表中所示,最多的一条航线有8、9个航空公司共飞。过度而无序的竞争导致航空公司削价竞争,企业收入大量流失,出现严重亏损。
可见,保持适度垄断,消除恶性竞争,是保证民航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稳妥发展 进入市场
中国民航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大潮,正逐步走向成熟,最终要走向市场。从民航的实际看,完成这一重大的转变大致有四个阶段。
机场大巴价廉但却并不方便。 第一阶段,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和市场,完全由政府定价。这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第二阶段,航空运输市场逐步形成。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政府仍然直接管理企业和市场,政府定价为主,企业自主定价为辅。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阶段。“十五”时期,我国民航将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政企分开,民航总局不再管理企业;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供求大体平衡,行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初步完成;保证市场有序、公平的法规框架形成,主要法规开始实施,市场监管能力加强;航空公司基本完成重组,形成寡头垄断状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航空运输市场继续发育并走向有序,竞争也趋向合理。这时,政府对运价将实施幅度管理,在幅度范围内由企业自行定价。第四阶段,大约是“十五”后期或“十一五”时期,第三阶段的各种条件更加成熟,政府管理和企业行为更加法制化、规范化,航空运价基本放开便水到渠成,运价将基本由企业自行决定,政府加强监管。至此,民航将基本完成市场化的战略转变。
总之,中国民航市场化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根本出路,是加快深化民航体制改革。无所作为,停滞不前不对;脱离实际,企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对。要力求积极与稳妥相结合,充分估计改革成本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结合,最终完成中国民航业市场化的历史转变。(文/陈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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