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许知远 张浩北京报道

　　当杨澜在香港2.8万平方尺的制作间穿梭时，她的身形仿佛一只燕子。“我不喜欢强硬的对抗”，这位中国最闪亮的传媒明星谈到自己“阳光文化”董事局执行主席身份时说。她也不愿意回忆解雇职员时的情绪。她已经在镜头面前闪耀了11年，深知如何轻盈地闪过令人尴尬的追问，其熟练程度正如杰克·韦尔奇面对她的提问时的表现。

　　尽管她现在需要不断考虑阳光文化在今年的收益是否能够达到2亿港元，也知道自己对于一家市值7亿港元的公司肩负责任，但是她说话的神情多少让人回忆起90年代初正大综艺中那个单纯乃至单薄的大学毕业生。

　　她拒绝承认自己多么目光远大，虽然她被视作新一代亚洲领袖人物之一，《经济学人》甚至意犹未尽地称之为“亚洲的一缕阳光”。这位33岁、美丽、富有的女人的发展曲线，已勾勒出中国发展的轨迹。

　　她一毕业就成了明星，在精神生活如此紧张与匮乏的90年代初，她主持的娱乐节目大受欢迎，她知道如何讨别人喜欢，在她上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里，她被那届男生评为“最可爱的女生”。她喜欢出名的感觉，但似乎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如何去超越浅薄的“知名度”。她承认1993年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劝她出国的举动影响深远，他说：“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于是她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课堂上，她迷上记录片，还学会了如何以更多的角度看问题。她在学习之余仍旧写作了《凭海临风》，这本日记式的小书到2000年底已经售出60万册——它的写作水准实在不怎么样。

　　从1994年到1999年，除了与一位在美国闯世界的中国青年吴征的结婚，她的遭遇谈不上顺利。她暗示她在凤凰卫视的经历并不愉快，1997年中期，在刘长乐的刚刚缔造的电视台中，她主持了香港回归等系列新闻。之后，她进入了这家默多克控股45%的公司，不但主持了“百年回望”这样的深度历史节目，还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华人世界最具深度的访谈者，在她的节目“杨澜工作室中”，他与贝聿铭谈建筑，与安德鲁·格罗夫讨论信息产业，向尼格罗庞帝咨询媒体策略……

　　《亚洲周刊》称，她的观众数量令温夫瑞·奥普拉黯然失色，而《福布斯》杂志称她是中国的沃尔特·芭芭拉——美国深度访谈明星，她则称自己更喜欢ABC的戴安·索耶，不只有犀利的谈锋，同时保有优雅的个人风格。

　　她当然不想仅仅成为一个华人世界一位广受欢迎Talk Show明星，她更渴望参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她马不停蹄地在北京、上海、香港之间穿梭，她创办并领导着一家被《福布斯》称作“2001年最值得关注的20家小企业”之一的公司，她为将近400个人提供就业机会。尽管她没有表现出其丈夫那般强烈的商业理想——“构造世界最大的互动数码王国”，她对于如何制作出深度文化新闻、与龙应台(台湾女作家)交谈更感兴趣。这家公司钟情于历史、文化这样的深度专题节目。杨澜相信教育在现代社会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她清晰地记得1997年在大别山的遭遇，作为中国希望工程的理事，她目睹了缺乏教育的孩子们黯淡的前途。

　　深度新闻节目意味着你将丧失大量观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视业同行，将阳光文化视作过于理想主义的象征，它过于狭窄的关注范围将使广告前景不明朗。但杨澜颇负自信，她希望中国4亿电视观众中15%-20%的最高质量者，成为阳光文化的忠实客户。在与中国30家左右卫星电视的争夺中，阳光文化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姿态登场。40%的内容在香港与上海完成，60%购买于A＆E电视网络公司。

　　杨澜不喜欢谈论责任感，她说，她不过是在做自己一直希望做的工作。但看看这样的语句：“过去20年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忙于赚钱了，他们观看娱乐与体育节目，却忽略了别的方面。如今关于人生的价值观念与方向，他们迷惘了，在新一代中国人中间，他们希望寻找到自己的灵感。”

　　这样的姿态令阳光文化在中国同行中脱颖而出。吴征提醒记者，不要总是盯在公司2000年1600万美元的亏损上，你还要看到这家2000年3月才借壳上市的公司如何在当年就进入台湾与香港市场，并在中国大陆的仍旧紧张的法规限制中拿到了“2001年可有限制接受的境外频道”牌照。

　　2001年4月，阳光文化宣称第一季度广告上涨500%，收支接近平衡，整个电视部门营运成本下降超过50%。吴征说，阳光文化7月整体收入2000万元，并把每月开支控制于1000万元。公司手头现金8000万港元，8月和9月销售额将超过4000万元，而每月开支可能会降至800万元。更广阔的环境是，中国已是亚洲第二大广告市场，成长的速度惊人。

　　在接受《福布斯》于2000年底访问时，吴征曾说：“明年中，杨澜将重回荧屏，从1997年到1999年，她对于凤凰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她自己的频道，她同样会做到的。”8月24日在昆仑饭店的套间里，杨澜毫无掩饰地确认了这一点，她于6月25日开播的“杨澜工作室”已经签定了3000万元的合同。

　　她始终知道如何扬长避短，知道如何在这困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获得生存乃至成功。她也知道如何运用别人的才智。她有着自己的朴素哲学——只计划那些可以完成的目标，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她也知道如何调整自己，以防止得意忘形带来的危险。“让自己变得可爱”，或许是她与生俱来的魅力。她回忆说自己的成长环境单纯，尽管是高级知识分子之后，她的家庭却没有遭遇到过分的文革之害。中学时，她是海淀区京工附中优秀却不够出众的毕业生，她曾经想学过化学，或是成为社会学家，但外语教授出身的父亲说那些职业无法带来稳定的生活，于是她学了外语。

　　尽管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杨澜却对胡适的行径毫无兴趣。她对于美国文化表现出的感慨与理解，也显然单纯得甚至肤浅，感性多于理性。但是，她却比新世纪的任何中国青年更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时代风尚，她的经历与她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经营的精英性文化节目，无法不被视作中国新力量崛起的象征。从1997年的香港回归到2001年的申奥行动，杨澜令自己成为富有理性与知性的中国新一代的代表。西方教育与中国意蕴通过摄影机镜头的巧妙美化，而在东西方畅行无阻，也为新生的阳光文化搭建了无与伦比的上层关系。

　　杨澜无法忘记阳光文化上市时的激动，这给她带来极大的信心——梦想的确可以实现。2001年他们将一家建筑公司改装成文化公司，随着Nasdaq的上涨，3月份市值增至8.4亿元，杨澜占有其中的53%的股份。在获知自己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时，她显得有些意外，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钱。她几乎不厌其烦地对所有媒体陈述她的财富观念，人只应拥有他能够控制的财富，再多，他将被财富所控。

　　过高估计今日杨澜的能力，就与10年前过低估计那个年轻女主持人的智商一样错误。但她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平衡高手，恰如其分地运用借用别人的能力与社会的变迁，巧妙地赢得别人的信任与欣赏，这种天赋要远远高于她作为采访者与写作者的能力。或许她仍旧不大了解商业游戏规则，仍旧不习惯阅读财务报表，但她与她精明的丈夫都知道，对于一个新兴公司来说，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明星比什么都重要。曾经特意为纪念阳光文化举办的盛大纪念活动最终被取消，因为刚刚在申奥活动中光彩夺目的杨澜不希望自己显得过于招摇。

　　受累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代号为0307的阳光文化的股票已由最高价0.80元跌落至0.12元左右。尽管杨澜称星岛集团收购阳光文化的消息实属谣传，但据《明报》报道确有其事，只因阳光文化拒绝放弃以杨澜为号召的媒体节目而作罢。而在2001年度公司获得赢利似乎已经充满希望，正如一年前吴征所说，他们将打破电视台6至7年才获利润的常规。

　　在2001年7月13日的申奥陈述中，杨澜引用马可·波罗的话：“我告诉你们的中国，还不到我看到的一半”。这个外表单纯却内心热烈的女孩对《经济学人》杂志说，她的确相信她正在做着对于中国有正面意义的工作。你也很容易相信，她欲使中国新一代获得更多的智性信息的愿望更胜于赚钱的努力。没人否认，杨澜与她的媒体理想，比阳光文化7亿元的市值有价值得多，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姿态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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