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的瑞典人都觉得本国的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的话题现在很热，那么，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强烈关注？现状究竟如何？我先举个国外的例子：瑞典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福利国家”。咱们的电视台曾经播过这么一个片子，其中反映出瑞典的犯人住的都不错，而且“劳动改造”是在风景很优美的住宅小区里修剪草坪。瑞典人过去常爱拿自己跟苏联比，他们说：“苏联和瑞典的社会变革开始时间差不多。列宁在俄国消灭了资产阶级；而我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使大家都变成了中产阶级。”应该说，瑞典是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再小毕竟也存在收入差距，而有差距就会有怨言。比如瑞典某个研究机构中负责分发信件的工作人员，其月收入大约是15000克朗，而研究室教授的月收入大约是27000克朗。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来看，教授和勤杂工之间这样的收入差距已经是很小了。但是，那个瑞典的收发员居然也有牢骚，认为教授是富人，话里话外透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所以说，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感受和实际情况是有差别的。

　　话说回来，我国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别变化不大

　　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可以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说起。首先，1978年因为农村改革，价格市场化之后，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因此在1984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时候。而在1984年以后，尽管农村有各种增收措施，如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等等，但是农村的收入从总体来说，不可避免地减缓了。在1984年之前已经启动的国企改革，拉动了城市工资性收入的上升。这样一来，1984年就成为一个分水岭，由此时起，城市人均收入在加速增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大体是这样的曲线：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与城市收入非常大(城乡收入比2.6：1)，到1984年的收入差距非常小(城乡收入比为1.8：1)，到现在又扩大到接近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现在：城乡似乎大家都认可这样的说法：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其实，经过计算发现，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1978年来说，并没有拉大。虽然与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最接近的时候相比，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这种持续扩大的趋势不好，但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仍然没有超过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基本持平，略小于1978年。

　　城市收入分化问题不可小觑也不可夸大

　　从1993年开始的国际化，使我国城市收入分化现象日趋严重。最直接的表现是：高人力资本的人收入的回报率相对比较高。回顾1988年，当时教育回报率比较低，收入分配中“脑体倒挂”现象非常严重，社会上有各种说法，比如：做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诸如此类。我们所做的关于收入分配第一次调查就在1988年，当时根据测算，教育回报率是很不清晰的。当时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在国有企业内的收入分配中，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并不比体力劳动者高，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10年时的收入和一个高中毕业生工作14年时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差距，甚至同样年龄的人，读书多的人的收入还没有读书少的人收入高。此外，也有个体经济发展的原因，这部分人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但摆个小摊、做点小买卖钱并不少挣。

　　到1995年调查时，我们发现，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教育的回报率就完全不同了。特别是学历在大学毕业以上的人，收入急速增加。这是因为有国际化的压力，外资企业需要高级人才。原本中国这样高素质的人才就是稀缺的，只不过以前对这部分人的评价不足，而外资企业的出现，将这部分人的评价拉起来，所以高素质确切地说是高学历的人获取高收入的就比较多了，收入上升也特别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就没有上升，实际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还没有严重到像有的人说的那个地步。客观地说，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城市失业问题，目前还不能算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根据199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全国的贫困率是6.6%，这个数据如果对发达国家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还不算特别严重。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一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在该国失业率是60%，中国远没有到这个水平。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算日子过得不错的。一位世界银行[微博]的专家也认为6.6%的失业率不高，这位专家说：看来在中国，失业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通常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失业率比较低的时候，国家财政是有能力对这部分人做出补贴的，如果失业率真的是60%的话，任何国家都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对他们进行补贴。目前中国的状况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进行补贴，但是我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具体情况不好说。

　　没吃过猪肉光见过猪跑更闹心

　　实际上，比起农村的情况来说，我国城市的收入差距还不算很糟糕。但是城市人口的呼声容易表达，政府也比较重视。实际上，比起城市里的失业者或者下岗工人，农村的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严重。现在有很系统的数字，从1978年开始至今，农村的贫困人口每年都有减少，大趋势如此。但是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农村和城市的贫困标准是不同的。如果用农村贫困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基本上没有贫困人口。当然，城市本身的物价水平比较高，很难拿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

　　农村的收入差距虽然没有1978年的时候大，但是这种收入差距的社会影响却越来越大。因为在过去，我国的城乡分割很厉害，在城里很少能看到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人打工，农村人对城里人到底挣多少钱、生活水平怎么样基本上不了解；反过来，城市人也不知道农村人有多穷，这种隔绝状态是有利于稳定的。如今受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就业机会增多，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市，看见了城市人怎么挣钱和花钱，那种羡慕、嫉妒甚至是绝望的心理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从稳定角度来讲，需要特别注意。

　　中等收入阶层现在还是“小嫩芽”

　　有人把社会收入分配均衡化的希望，寄托在5年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这恐怕是不现实的。以前支撑中国收入消费最重要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工人。这跟“脑体倒挂”有关。当时工人普遍收入很稳定，没有失业的危险，退休之后有退休金，医疗也有保证。这部分人可以踏踏实实地花钱，尽管当时的收入剩余不多，但也不必特别存钱。比如在1988年的时候，一说涨价，就抢购。当时他们出于理性的考虑，因为不是特别需要存款。到了90年代以来，失业、下岗的问题比较突出，从他们的理性出发，因为对未来有预期不稳定的地方，所以必须存钱。另外，虽然这部分人的收入有所上升，但是比社会发展的速度要慢。根据数据研究的结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只有5%的人收入水平下降，其余的收入水平都是上升的。工人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样就出现了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人的心理失衡等各种问题都会出来。而且这个阶层受到失业下岗的威胁比较大，因此不能再充当原来的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那么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白领比例在增加，但目前这部分人数量还很少。这部分人真正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以我个人的观点，5年恐怕太乐观了一点。如果从北京等大城市看，这种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当然不在少数。在一些大城市中，服务业(金融、电信、高科技等等)较为发达，这一阶层已经有相当的数量；但是在中小城市，这样的中产阶层还很少，它的服务业相对比较弱。在中小城市培育和产生中等收入阶层还需要一个阶段。

　　不患寡、不患不均就患不合理、不合法

　　我们谈到收入差距时，应该注意到：同样教育水平的人收入差距并不大。虽然东部地区的收入普遍比西部地区高。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分解来考察，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他所在地区的环境非常有关。应该看到同一单位，相同资历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各地国企的收入差距也不是很大。除去其他影响因素，应该说各地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在不同的地区对同层次人群的评价是一致的和平等的。从这一点来说，还是有相对公平的。

　　有人曾经举例子，说上海扫马路的工人多劳多得，月收入可以超过5000元，比西部的研究生挣的还多。这只是一个特例，出现这种情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不正常的，是地方保护政策的结果。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如果任何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城乡户口的差别)，那么扫马路的一个月是死活也挣不到5000块钱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对从事这项劳动的从业人员有限制。这是为了保护城市贫困人口的利益，这种政策起到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取得是否合法，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表征，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一般来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合法收入，另一部分是非法收入。有的人完全靠合法收入，也有的人完全靠非法收入，而不少人是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都有。收入差距扩大之后，人们容易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有一些看法。而且低收入的人对收入差距更敏感。

　　我国传统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同点。西方经济学强调按要素分配，按资本分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由于资本稀缺，资本获得一定的收入，实行要素分配，也是可以理解的。非法收入除了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利获得较高的收入之外，偷税漏税获得的也是非法收入。不仅高收入阶层会偷税漏税，中低收入的小商小贩也会偷税漏税。其原因是，地下经济的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以现金交易为主的市场，很难控制。实际上，地下经济各国都有，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大约占国民收入总量的40%。有人提出，夫妻双方是否都工作，应有不同的所得税征缴办法。收入统计是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应该说目前我国的现状是根据个人收入收税都很难，如果根据家庭平均收入纳税，监管的难度非常大。个人所得税征收已经比前几年完善了。所以个人所得税增长很快。实际上真正的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偷漏是严重的。

　　在西欧和北欧等国，国家财政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转移支付功能，具体讲就是向富人征收高所得税，税收中的相当部分用于贴补穷人，瑞典等北欧国家尤其典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福利比较差的。当然这种高福利的国家也有其不足，比如：劳动积极性不高，富人想办法转移资产到国外、避税；美国的政策有它的弊端，即转移支付功能比较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鼓励创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魏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