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理财模式解读

　　本刊记者 林伟

　　4月底的最后几天，记者电话连线采访5位长期坚守在金融、证券和期货理论与市场建设研究一线的资深专家。采访中，每位专家谈及正在筹备的金融期交所与即将推出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种时，兴奋仍如同那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进“期货”两个字一样，接下来滔滔不绝的自然是并无论证依据的“爆发式”、“跨越式”、“颠覆式”大发展的美好预期。然 而，当记者问及以金融衍生品对冲交易机制为最后“保险”屏障的结构化理财产品时，受访专家不是说没有研究，就是说不太熟悉，答案求解自然是无从谈起。

　　访谈受阻，现实担忧，心情实在太差。不过，远东

证券研发中心高级分析师顾丽文的一席话，倒是让记者重新看到了希望。她说，目前在国内金融、证券、保险、基金与期货等行业中，确实沉淀有一批熟谙金融衍生品交易与结构化理财产品创新的金融工程人才，这些人前些年在国内并无用武之地，现在该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时间紧张，适合的采访对象搜寻成本太高，只好自己求证求解，权当抛砖引玉。求证求解过程中对金融衍生品与结构化理财有三点感受：其一，对于从事金融创新的金融工程师与专司其职的监管者而言，必须了解金融工具的复杂架构；其二，对于企业与大众投资者而言，此类工具化产品其实很简单，就如同我们看电视并不需要了解电视机内在复杂的技术原理一样；其三，在海量信息时代，面对西方发展相对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金融市场创新，发现远比发明重要得多。

　　一个故事

　　1991年2月28日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某一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与芝加哥一个中等规模石油公司的财务总监聊天。当时，这位财务总监喋喋不休地抱怨说，战争结束后，

石油价格急剧下跌，公司的石油存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米勒断言，这位财务总监所在公司一定是进行了投机和赌博。“噢，不，我们并没有进行投机。我们压根就没有利用期货市场。”这位财务总监回应道。“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您的手中持有存货时，不进行套期保值就是在赌博。您在赌油价将不会下跌，但您赌输了。”米勒如是说。

　　上面这个略显拗口且令众多中国企业财务总监费解的小故事，是米勒1991年3月21日在中国台北一个有关期货市场研讨会的发言中讲述的。在这次发言中，米勒给出了全世界都需要而且需求量很大的产品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用来抵御金融与商品市场价格风险的保险产品。米勒言及的这个保险产品，实际上就是代期货市场交易平台上运行的金融与商品衍生产品。

　　小故事中，那位财务总监没有利用期货市场对其公司石油存货进行价格风险规避的“投机与赌博”行为，是最后造成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规避，实际上就是企业要用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平台进行结构化理财的具体表现，其基本的模式是：当价格上涨时公司通过买入期货合约，来规避价格上涨带来的采购成本增大的风险，而当价格下跌时则通过卖出期货合约规避库存贬值的风险。

　　当然，现实之中的企业结构化理财要远比上述小故事之中建立简单的对冲机制要复杂得多。企业结构化理财，是在确保自身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稳定的资金来源、合理的资产结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股票、利率和汇率所衍生出来期货期权等投资工具，全面锁定产成品价格与利率、汇率变动风险，实现企业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就具体企业而言，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用于满足结算与支付需要的现金大多处于或余或缺的非均衡状态，对于某个特定时间区间(即便是隔夜)的富余现金，同样可以通过投资结构化理财产品，在确保现金安全与流动性的前提下扩大理财收益，达到资本增值。

　　因此，置身现代市场中的中国企业，要避免上述小故事中那位石油公司财务总监无意之中所陷身的“投机与赌博”窘境，就必须学会利用现代金融衍生品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规避——这既是中国企业锁定市场运营风险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融入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全球那些专门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市场或政策在时间上所存在的非一致性结构变动，甚至能够带来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如充分利用政府市场管制“按下葫芦浮起瓢”决策模式所产生的时滞性“利差”，通过对金融衍生投资工具的组合运用，用海量资金在极短的时间内攫取那市场风险几近为零、极其细微的时滞性“利差”。这一细微“利差”与海量资金相乘，其利润总量则高达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据了解，当年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击败英格兰银行、引爆墨西哥与亚洲金融危机，所使用的就是这一操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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