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俞越：创新才是中国期货市场的生命力(2)

　　二、“十五”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问题与差距

　　“十五”时期，中国期货市场虽然有所发展，但发展的速度实在太慢，步伐实在太小。五年一回首，当我们审视中国期货市场本身时，我们悲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毒瘤般依然缠绕在其身上，束缚了它前进的步伐；当我们与走在前面的欧美期货市场比较时，我们感叹，国内期货市场与“老大哥”们的差距竟然越拉越大；当我们瞧瞧当年还来大陆学习经验的韩国、台湾地区期货市场时，我们惊叹，这些“小老弟”们突飞猛进，早已把我们甩在了后头；当我们与国内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其它金融市场对比时，我们慨叹，几乎同时出生的兄弟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期货市场；当我们反思中国经济五年得失的时候，我们哀叹，“中航油事件”、“中储棉事件”、“大豆风波”、“铁矿石涨价事件”、“高价买石油”、“国储铜事件”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已昭示：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时束手无策。

　　总之，“十五”期间，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问题不断涌现，我们与国外期货市场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直接甚至危害中国经济快速、安全增长，阻碍中国期货市场走向成熟。

　　1.期货市场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安全与质量受到严重威胁

　　五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瞩目，但中国期货市场却完全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4.268%，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5.583%，但中国期货交易额仅占世界期货、期权交易额的0.15%，可见，与我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期货交易额有多么微乎其微。另外，放眼全球其它发展中国家，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慢于我国，但它们普遍重视期货市场发展，期货市场近年发展迅速。目前，印度期货市场由国家远期市场委员会监管，全国共有24家交易所，其中3家全国性交易所，21家地方性交易所，共有97种品种被批准上市。远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巴西期货市场发展也如火如荼，2003年，墨西哥衍生品交易所、巴西商业与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高达1.74亿手和1.14亿手，分别排到全球交易所40强之第五位和第六位，远高于国内期货交易所的排名。因而，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速度都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

　　“十五”期间，因为国内期货市场发展滞后，可交易品种过少，功能不能完全发挥，没有力量争夺国际商品定价权，使得中国经济质量令人担忧，中国经济安全更缺乏保障，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事情时有发生，成为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第一，近年来，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有色金属、能源等大宗原材料进口越来越多，被国际上称为“中国因素”，但“中国因素”并不属于中国，反倒被国际炒家利用，因此，我国大宗原材料进口陷入了“一买就涨”的怪圈。而且，我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商品极少凝聚本土的品牌与核心技术，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于是形成了“高买低卖”、“赔本赚吆喝”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造成了中国经济规模大、质量低的现状。例如，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纸浆、羊毛、棉花、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纸及纸板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而进口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八种产品这三年中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铁矿砂、铬矿砂、氧化铝三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竞高达三位数，分别为146%、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石价格71.5%的涨幅，使得钢铁冶炼业大受其害。

　　为什么“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国际商品定价权。众所周知，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依据一个或几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成交价格升贴水而定，如国际原油价格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新加坡纸货市场原油价格加权而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脑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反观国内，一方面，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太少、规模太小、参与交易者缺乏代表性，市场规则不成熟，国际化程度太低，所形成的期货价格缺乏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国内企业数量较少，又缺乏团结起来夺取定价话语权的动力，因此，总体来讲，我国期货市场规模小、国际化程度低，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这是造成我国经济质量低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使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国内企业正面对着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巨大风险时，只能选择国外通道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但我国缺乏熟悉国外市场、经验丰富的期货人才，缺失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缺少对国际期货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了解和研究，这样“客场作战”，自然很容易被经验老道、资金实力雄厚的国际投机基金抓住把柄，它们炒作所谓的“中国因素”，使我国企业时时刻刻都面临着价格风险，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表3所示，从2003年开始，我国企业海外套期保值重大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共损失人民币近百亿元，还有一些企业如榨油业采购海外原材料，频频遭遇期货价格拉动现货价格上涨，也因为成本大幅提高蒙受灾难性打击。

　　表3 “十五”期间企业境外期货交易风险事件

事件名称	时 间	风险原因	损失额
中储棉事件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0 月进口棉花多达 20 多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涨。结果，国内棉价不涨反跌，致使其投机失败。	亏损 6 亿元左右
中航油事件	2003 年至 2004 年 10 月	对油价走势判断错误的情况下，在市场上卖出大量看涨期权，累计达 5200 万桶。 2004 年 10 月份，国际油价大幅飙升，被迫在亏损的情况下结束部分仓位。	亏损 5.5 亿美元
大豆风波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8 月	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的大豆期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导致大量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并在价格回落过程中无力支付货款或高成本带来的巨额亏损而陷入危机	国内压榨企业因高成本 70% 停产
中盛粮油事件	2005 年 2 月至 4 月	CBOT 豆油期货一路走强，内地大豆油现货价格却下跌，中盛粮油在 CBOT 套期保值失去作用，在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出现亏损，不得不对所持合约进行平仓。	亏损超过 1.3 亿港币
国储铜事件	2005 年 10 月至 12 月	国储调节中心交易员刘其兵在 LME 持有约 20 万吨 05 年 3 月空单，后多头基金逼仓，拉高铜价至历史最高点， 20 万吨期铜头寸。到期交割时，国储将其中 1/4 即 5 万吨进行了现货交割，其余部分迁仓展期，一半转为 2006 年 2 月到期的空单，一半转为 2007 年 2 月到期的空单。	无权威数据，估计目前损失达近 5000 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报刊公开报道整理

　　2.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成为期货市场发展的“绊脚石”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金融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展期货市场，比我国期货市场还要晚好几年，但如今它们在交易规模、功能发挥、国际影响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为什么韩国和台湾地区期货市场能异军突起？遵循“立法先行”的原则是重要原因。台湾地区1992年1月通过《境外期货交易法》，提供境内投资者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通道，1997年3月通过《期货交易法》，1997年9月正式成立台湾期货交易所，随后才开始进行境内期货交易，如上所述，通过先立法再构建期货交易所和开设期货经纪公司，使得各市场主体能够在游戏规则下自由发展，这为近十年台湾地区期货市场的活力四射奠定了良好基础。

　　另外，比较一下与中国期货市场几乎同时产生的证券市场，我们看到，虽然市场问题错综复杂、陷入困境，但其立法步伐却已大大领先于期货市场。从1999年开始，以《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也已基本构建，《证券法》、《公司法》甚至于2005年通过了修订案，证券公司、上市公司、投资基金等市场主体行为大为规范，这为证券业和证券市场“重振江湖”做好了制度准备。

　　然而，中国期货市场五年来依旧在重复“无法可依”的悲剧，期货立法呼声很高但“千呼万唤出不来”，期货市场各行为主体缺乏最高层次的法律约束，期货市场的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支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期货法》就曾进入八届人大的议事日程，但不知何种原因，使得全国人大对此项立法不够重视，迟迟不见进展。目前，1999年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是期货市场最基础的法规，再加上“一个司法解释”、“四个办法”，构成了法律法规框架，但它们都是清理整顿阶段的产物，较少把促进期货市场发展作为立法的准则。“十五”期间，中国期货市场快速发展，国际期货市场深度变革，“条例”、“办法”早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现状，它甚至已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前进的障碍之一。

　　“十五”期间，期货监管体系初步理顺，但是，从总体上看，证监会的部分人员还未走出清理整顿阶段的监管模式，依旧以“规范”作为主要监管原则而忽视“发展”的重要性，由此便产生了当前期货市场监管的一些“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什么是“缺位”？制度建设滞后、该管的没管，便是监管者“缺位”；什么是“越位”、“错位”？不该管的还要管，证监会履行交易所和协会的部分职能，交易所履行期货经纪公司的部分职能，这便是监管者“错位”和“越位”。五年间，期货监管部门“缺位”与“越位”时有发生，例如，境内投资者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已成路人皆知的事实，类似于“期货工作室”、“XX基金网”的私募投资基金成为期货市场投资者中重要部分也已被媒体屡屡报道，但监管部门迟迟不能推出相关政策法规，使合理的现象合法化，这无疑是监管者“缺位”的明证。如果部分监管者的监管思路不转变，监管方式不改变，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监管部门可能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绊脚石”。

　　3.品种结构单一，没有建立长效推出机制，大大影响了期货市场交易规模

　　期货市场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期货品种的推出也应该顺应市场的变化。市场中出现的风险越多，就需要更多的期货品种来分散和转移市场风险。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后半期，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产品期货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上市了包括谷物、棉花、咖啡、可可、糖、柑橘等多种农产品；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由农业领域转向了工业领域，逐步推出了金属、能源等期货品种；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汇率风险增大，美国又率先推出了金融期货，金融期货发展非常快，其交易量在全球期货市场占有90%以上的份额。

　　从世界期货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期货与期权产品必然是未来期货市场的核心品种。以欧盟、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主要期货交易中心均已完成了由商品期货向金融期货的品种转型，2004年，全球金融期货、期权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92%，一些交易所如欧洲期货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都已经演化为纯粹的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所交易的品种中，商品期货也是极少一部分。

　　反观国内期货市场，加上“十五”期间推出的几个新品种，目前仍然是以农产品、工业品为主的结构，能源品种仅限于燃料油，金融期货、期权尚未起步，这种传统商品期货“一统天下”的品种结构早已滞后于国际期货市场。国际期货市场现有商品期货品种269种，金融期货产品逾百种，我国仅有11个商品期货品种。即使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我们的品种推出速度也令人汗颜。印度近年来品种推出速度很快，2000年6月推出了股指期货，2001年6月推出了股指期权，2003年6月推出了利率期货，印度期货市场的品种结构大大领先于我国，因此，我国期货市场品种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与国外成熟期货交易所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开发、推出新品种的模式相比，国内期货品种的推出机制也令人担忧，其实，国内品种结构单一的现状，绝大部分原因来自于落后的品种推出机制。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品种推出批准权赋予证监会是非市场化行为。按照目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二章第17条的规定，上市、中止、取消或者恢复期货交易品种需由中国证监会批准，由此可见，我国品种推出审批权在证监会之手。然而，如美国等发达国家期货市场的品种完全由交易所根据市场需要自行推出，只需在监管部门核准备案即可，因为实际上交易所对市场主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品种和合约最为清楚。因此，国内把品种推出批准权赋予证监会不是一种市场化行为，而是一种行政性行为。

　　第二，证监会并未建立品种推出长效机制。目前的品种推出审批过程过于繁琐，一般而言，交易所先将合约设计报告给证监会，证监会又将其申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则需要征询国家相关部委、现货管理部门以及有关省区市意见。综合各方面反馈后，国务院再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批示。由于其中隐含着部门、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使得品种推出时滞相当长，有些品种甚至在这种冗长的审批程序中被“高高挂起”。最复杂的时候，上市品种的推出甚至要通过18个部委的同意，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部门提出异议，新品种的诞生就要“卡壳”。依照“条例”，证监会拥有最后审批权，但其是否用好审批权值得商酌。证监会至今仍未建立起长期的品种推出规划，未出台公开的品种审批标准与程序。因此，品种结构单一、推出机制滞后是中国期货市场“十五”期间发展缓慢的首要原因。

　　正因为品种结构单一，对于大规模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而言，中国期货市场缺乏吸引力，因而又大大影响了交易规模，成为制约增量资金进场的重要原因。“十五”期间，我国期货交易量与交易额虽然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处于顶峰的2004年，当年30569手的交易量也远低于1995年63612手的交易量，交易规模根本谈不上完全恢复。与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比起来，我国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显得更加微小，极大地受到了品种和资金量的限制。从图2可以看到，五年来，我国期货交易额才逐步与GDP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平，而美国的期货、期权交易额是其GDP的十倍还多，我国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与国民经济总量相比，都实在是太小。

　　图2 我国期货交易额与GDP、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我国期货交易额与GDP、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其中2005年期货交易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估算值

　　4.交易所组织形式混乱，利益分配不均衡，制约了期货经纪行业的规模和质量

　　在150多年的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史中，绝大多数期货交易所实行的是非营利性的会员制组织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会员制期货交易所掀起了一股公司化的浪潮，公司制期货交易所成为了市场的主流趋势，NYMEX、HKEX等重要交易所正在或已经完成公司化改造。而且，即使在如CBOT这样的老牌会员制交易所，目前依然充满活力，交易所与会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都非常明确，CBOT对会员的手续费也收得相当低，是一个真正为会员提供服务的交易平台。

　　而我国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和体制却比较混乱，特别是“十五”期间，因为交易所体制混乱，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经纪公司会员大受其害，严重制约了期货经纪行业的规模与质量。这一混乱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期货交易所组织形式的本质值得商酌。我国《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条指出“期货交易所不以赢利为目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期货交易所注册资本划分为均等份额，由会员出资认缴”。由此可见，我国期货交易所组织形式是会员制，实行自律性管理。但实际情况却是，期货交易所每年盈利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会员有出资义务却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会员大会虽然是最高权力机构，但交易所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以及副总经理都由中国证监会任免。由此可见，与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相比，我国期货交易所“会员制”值得商酌；第二，因为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权利与义务不对等，造成交易所与会员在利益分配机制上严重失衡。在整个期货市场的组织结构中，期货经纪公司作为一个交易联结的纽带，从业人员最多，提供的服务以及承担的风险最大，相应的，期货经纪公司理应获得期货市场大部分的利润。然而，目前，我国期货经纪公司仅享有交易手续费收入的20%—30%，而且是唯一的赢利渠道，而交易所除了享有70%—80%的交易手续费收入以外，还享有结算手续费、固定的会员年会费和席位费收入。据统计，2001年我国三大期货交易所的盈利合计突破3亿元，而180家期货公司当年的盈利仅区区4000多万元。利益分配失衡情况可见一斑。

　　因此，目前国内形成了大交易所、小期货公司的局面，期货公司已经沦为交易所的“打工仔”，交易所美其名曰为会员制的非盈利性组织，却成了期货市场的“赢利大户”。在这样的情形下，期货市场的主体和根基——期货经纪公司长期缺乏养分而逐渐枯萎，长此以往，中国期货市场怎能健康发展？

　　5.期货经纪公司受到诸多政策性约束，规模小效益差，离“具有竞争力现代金融企业”还相距甚远

　　与清理整顿时期相比，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在“十五”期间的经营效益有所好转，但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其它金融企业相比，期货公司从企业规模到资产质量、赢利状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目前，中国期货经纪行业有180家期货公司，但所有公司总注册资本仅有60亿元，整个行业保证金总量仅100至150亿，行业规模之小可见一斑。

　　期货经纪公司不仅规模小，其经营效益之差更是令人惊叹。既然是现代金融企业，怎么可能在贫困线上下挣扎？但这就是事实。表2中数据显示，五年来，2001年全行业微利，2002年全行业亏损，2003年至2004年，全行业赢利但赢利水平递减，而且，2005年第一季度期货经纪全行业亏损2400万元，亏损面达70%，第二季度全行业又亏损1500万元，年度全行业亏损也几成定局。五年中有两年全行业亏损，三年赢利中赢利水平又较差，即使在利润总额最高的2003年，全国18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的平均利润也不到80万元，尚不及一家稍大一点的餐饮企业每年利润额。因此，境况如此的期货经纪行业，离“国九条”中提出的“打造成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目标，实在是相差甚远。

　　表4 “十五”期间期货经纪公司主要经营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资产总额	1218168	1384198	2170035	2188756
净资产	616674	679893	723230	738749
客户保证金	522696	641479	1164698	1332005
手续费净收入	56854	63882	127689	148186
利润总额	4577	-690	14209	11136

　　资料来源：《期货日报》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期货经纪公司受到诸多政策性约束。一方面，期货经纪公司只能从事经纪业务，不允许自营，更谈不上代客理财和境外期货经纪业务，因此，业务结构非常单一，一旦市场上客户减少，资金量有所缩减，期货经纪公司就面临着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正因为期货经纪公司业务结构单一，只能靠收取交易手续费获得赢利，于是乎各期货公司之间的手续费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了手续费恶性竞争的惨痛局面。其实，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手续费已经很低，与美国期货市场相比，有些品种的手续费水平还要低。但就在国内手续费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有些公司为了增加交易量和交易额，竟然规定只要客户交纳交易所交易手续费就代理交易，这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长期的手续费恶性竞争使得期货公司的发展陷入了一个“亏损——手续费竞争——更亏损”的陷阱。

　　期货经纪业久处困境，经营绩效每况愈下，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壮大负面影响巨大。首先，它是部分期货经纪公司违规操作，出现诚信危机的诱因之一。2004年7月，正湘行期货公司因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引发众多投资者追讨保证金。同年8月，原嘉陵期货公司董事长刘崇喜挪用了公司大量客户保证金近1亿元分仓炒作沪铜，爆仓亏损超过3000万元。2005年2月，万汇期货董事长兼总经理严芳和副总经理卞明，在挪用该公司海口营业部2800万元客户保证金后失踪。这一系列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虽然是个人贪欲所致，但从一个侧面看，其实都与期货经纪业业务单一、经营惨淡有关。其次，利润微薄的现状使得期货经纪公司缺少资金投入到研发部门，期货公司的研发力量极为薄弱，这既造成投资者交易缺乏理性，又导致没有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期货市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全面的研究。市场越低迷，越不重视研发；越不重视研发，交易越充满纯粹的投机，行业问题越缺少解决方案，从而使整个期货经纪业陷入一种悲惨的恶性循环之中。

　　6.对外开放步履艰难且频频受阻，市场功能发挥受到制约，缺乏实力角逐国际商品定价权

　　“十五”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国内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早已允许境外投资者参股，国外商业银行甚至可以在内地部分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QFII制度的引入，使得证券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有利于市场的活跃。不仅“引进来”，中行、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也使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同样属于金融市场，与信贷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相比，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却显得过于缓慢，而且还由于各种原因频频受阻。其一，目前仅有 31家国有企业获得境外套期保值资格，其它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没有一家拥有此授权。但是，面对国际市场价格风云变幻，各种各样的企业都需要通过境外套保规避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价格风险，这种低层次、小范围的开放显然不能满足国内诸多企业风险规避的需求；其二，期货公司代理外盘业务尚未起步，虽然根据CEPA允许内地期货公司2006年在港成立分支机构，但“内地期货公司可以通过在港分支机构开展境外期货业务”还受诸多限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三，境内投资者投资外盘，境外投资者投资内盘的闸门都没有打开。与证券市场对外开放B股市场、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相比，期货市场至今没有任何动作打通国内外市场，实际上，投资者的需求普遍存在，这就催生了一些私募基金通过一些非法渠道投资海外期货市场；其四，CEPA实施以后，证监会发布《港澳服务提供者申请期货经纪公司股东资格审核》，但截至2005年底，仅有银河期货与荷兰银行集团联姻成功。全球最大衍生品经纪商之一的瑞富集团本意与经易期货成立合资公司，但因为不幸遭遇瑞富期货破产，此计划提前夭折。相比而言，期货业引进外资的频频受阻，前景不容乐观。

　　对外开放步履艰难严重影响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这直接导致了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受到制约，同时也使得我国期货市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国际商品定价权的角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主场”不对外开放，不可能打造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要把我国几个交易所打造成为国际性定价中心，一个前提条件是要集中全球最大的买家和卖家。如LME就集中了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商、加工商、贸易商，只有这样，定价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才能有效显现。然而，目前我国不允许境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市场，期货市场只是自家人“自娱自乐”甚至“自娱不乐”的场所，这怎么可能发现具有国际权威的基准价格。因此，“主场”的封闭首先就堵住了打造国际定价中心的路；第二，“客场”缺乏自己的通道，很难参与国际商品定价权的角逐。既然没有“主场”，国内套保企业只能选择“客场作战”，但它们都只能通过境外期货经纪商入场交易，显然，在这种代理权外移的情况下，企业的交易头寸、交易方向很容易被实力雄厚、信息源丰富的国际投机基金掌握，于是就造成了国内企业频频被投机基金们频频逼仓、损失惨重的恶果。既“客场作战”又借对方通道，谈何角逐国际商品定价权？

　　7.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期货市场投机风气较浓，影响了期货市场功能发挥

　　根据世界掉期与衍生品协会(ISDA)的研究报告，世界500强中有92%的公司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工具来管理和对冲风险，这些公司分布于全球26个国家，从宇航业到办公与电子设备批发业，涉及行业十分广泛。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世界500强中美国共有196家公司，其中运用衍生品工具控制风险的占94%；日本共有89家公司，其中运用衍生品工具控制风险的占91%；法国共有37家公司，其中运用衍生品工具控制风险的占92%；英国共有35家公司，其中运用衍生品工具控制风险的占100%；德国共有34家公司，其中运用衍生品工具控制风险的占94%。另外，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货投资基金在全球利率期货交易头寸所占比例就占到50%左右，其他品种也达到约10%—20%，近几年，投资基金在国际期货交易中的头寸比例越来越大，有些投机基金在期货、期权市场上异常活跃。由此可见，国外成熟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中，参与套期保值的各类企业以及期货投资基金所占比例较高，个人投资者相对显得较为弱小。这一方面可以使得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的比例相对合理，有利于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发挥，一方面亦可使期货交易者更理性地研究相关品种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情况，有利于避免投机风气过强和“非理性繁荣”危及期货市场。

　　但反观中国期货市场，却是多年呈现出“散户行情”，缺乏大型机构投资者。在需要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中，一部分因为合约设计不合理不想参与期货交易，一部分想参与交易却因为政策限制进不来。而且，国内期货投资基金尚未起步，一些私募基金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得不到法律法规的认可。因而，投资者结构极不合理，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差距较大。

　　中国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易所会员行业结构不合理，不能有效地反映上市品种的行业供求信息，使得某些品种成为炒作的对象，不能反映基本面供求信息；第二，会员的地区结构也不合理，各地与品种供求相关的企业不能参与期货交易，难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的权威、合理期货价格。第三，与证券市场相比，没有期货投资基金，期货经纪公司没有自营资格，使得期货市场上缺乏规模较大的机构投资者，专业化的投资也不能得到发挥；第四，期货市场上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都不充分，且两者之间结构失衡，部分品种投机者占主要地位，一方面使得市场缺乏流动性，容易被操纵；另一方面容易造成“非理性繁荣”，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上近95%的交易者是中小散户，只有5%的机构投资者；而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情况正好与此相反：95%都是机构投资者，只有5%是中小散户。我国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散户投资者资金量小，无法承担市场上套期保值着所转移过来的风险，从而影响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功能发挥；另外，若市场上存在的为大量小资金量的散户，则多为不理性的、“跟风”似的投机行为，无法像机构投资者那样能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市场行情，作出理性的、成熟的决策。

　　8.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如凤毛麟角，使期货业发展大为受阻

　　我国期货市场通过多年的从业资格培训及考试，在人才的数量上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我国期货市场从业人员的水平还很低，高素质的从业人才严重缺乏。从图3可以看出，2003年期货从业人员中博士以上学历仅占0.5%，硕士以上学历者占6%，学士以上学历者为33.6%。然而，期货作为高端的衍生品交易市场，需要大量的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分析、操作和研发方面的人才，现有的人才储备肯定不能适应期权和金融期货推出后的中国期货市场。而像国内一些大型的证券公司研发力量相当强劲，高级专门人才云集，一些公司拥有十几名或数十名博士，有的公司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站。期货业与证券业相比，高级专门人才真是少之又少，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人才储备是一个金融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必备条件，特别是对于期货市场这样一个高风险的金融市场，更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研发人员队伍和高素质的经理人队伍。目前期货业的人员素质较差，高水平人才较少，很多公司不重视研发，甚至没有研发部门，这种现象将危害中国期货市场的前途。还有一些职业经理人目光短浅，对市场没有长远把握，做出挪用客户保证金、卷款潜逃等短期行为，严重影响了期货业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期货市场与期货经纪业都深受其害：一方面，没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研发力量和经理人队伍，期货公司就缺乏力量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的交易，自身的经营管理质量、风险控制水平也会受到影响，这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和期货行业的整体信誉；另一方面，期货市场从业人员中缺乏高水平的研究人才，这将使市场与行业的所存在的问题容易被忽视，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力量去研究和解决它，另外，也将没有足够的力量投入到对国外期货市场最新趋势的研究。这些，都将阻碍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甚至会使整个市场的发展迷失方向。

　　图3 高素质期货从业人员依然缺乏

　　

高素质期货从业人员依然缺乏

　　资料来源：中国期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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