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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玛歌酒庄的“外国人”

  当希腊裔的安德鲁-门采尔普洛斯(André Mentzelopoulos)在波尔多买下玛歌酒庄后,他立刻获得了一个雅号:梅多克(波尔多左岸的著名产区)的希腊人(A Hellene in the Médoc)。

  “我父亲是希腊人,他18岁到远东旅行。当时的远东还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的第一桶金是通过进口麦片获得的。1958年,父亲与母亲在瑞士相遇之后,移居到法国。”科琳眼中的父亲有惊人的经商才能,他善于倾听,十分睿智。

  “当时法国有个100多年历史的连锁店,叫Félix Potin。父亲收购这个连锁店时,只有80家店铺,但他去世时,扩张到了1660家店。

  “1977年,他在法航从伦敦希思罗返回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航班上,偶然瞥到《金融时报》角落里刊登的一则玛歌酒庄寻找买家的消息。那时玛歌酒庄外售的消息已经放出两年,一直无人问津。你能想象人们多愚蠢么?他们只看到波尔多的颓废,却预感不到触底反弹。父亲认为,这种稀缺资产既然在售,那就必须买下。

  玛歌建庄之后经历过几次转手,1977年时,东家是1934年买下此庄的波尔多酒商吉内斯泰(Fernand Ginestet)。等不及传给第三代,吉内斯泰家生意难以为继,想卖掉玛歌酒庄保全酒商的生意。

  这是也是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时,欧洲所有行业都多少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1971到1974年,波尔多的红酒一个好年份都没有。很多红酒销售公司破产,急寻买家。

  “最后父亲买下了玛歌酒庄,很廉价(7200万法郎,约合1098万欧元)。很多人都有实力买下玛歌,可他们都没有。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在说,很遗憾当时没有买下玛歌酒庄。”科琳对新浪财经回忆说,当时,父亲是唯一一个预言八十年代,波尔多的酒会重新成为酒类市场的坐标的人。

  玛歌的出售还曾一度引发争议。大家都纠结能不能把波尔多一级名庄卖给“外国人”。例如时任的法国总统就明确拒绝了可口可乐的收购企图。门采尔普洛斯之所以能最终买入,因为他是法国女婿,而且在法国已经声名显赫。

  “当时父亲在巴黎已经有了知名度了,但在波尔多,人们私底下还是认为父亲是个希腊人,对经营法国酒庄一无所知。”这也是“梅多克的希腊人”雅号的由来。

  “两年内,父亲把酒庄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成为波尔多聘请顾问的第一人。他修建地下酒窖,造了很多新木桶,重新推出副牌。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些做法都很寻常,但在当时,乐意花这么大心思对葡萄园和酒窖重新保养修护,他是唯一一个,让很多波尔多人吃惊。当时的问题不是玛歌酒庄的衰落,而是整个波尔多的衰落。”

  科琳所提到的这位波尔多第一位酒庄专职顾问,是波尔多传奇式的酿酒师艾米-费洛(EmilePeynaud)。在此之前,波尔多没有任何一名酿酒师直接挂职某一个酒庄。首席酿酒师对于酒庄的意义,就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对一个时尚品牌的意义,一人足以提振整个品牌。

  这种“现代化”的酒庄运营方式,是从费洛开始的。他从葡萄采摘,橡木桶择选,到重新推出副品牌“红亭”(PavillonRouge),事无巨细,很快就将玛歌带回了正轨。

  “遗憾的是,父亲早逝,1980年去世时只有65岁。”科琳认为,父亲没有看到玛歌的绝地反弹十分遗憾。

  在很多人看来,当时安德鲁重金投入落寞的玛歌酒庄,就像把钱扔进一个无底洞。但其实,波尔多春天到来的比人们想象的早得多。

  “如同父亲所预言的,到1982年,酒庄迎来1966年以来最好的年份。美国评酒师Robert Parker评价说,波尔多又开始出产全世界最好的酒。1982年开始,世界经济谷底反弹,全球市场重新开始追捧波尔多。从美国,到日本东南亚的崛起,又到中国,巴西消费市场,波尔多整体走出了长达10年的寒冬。”

女少主的匆忙接班

  回忆自己接班的情形,科琳说“当时市场的反应是,玛歌刚上轨道掌门人就去世,酒庄危险了。”

  如同其他欧洲上流社会的富小姐,科琳的童年饮食无忧,之后又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巴黎读到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她原本还想要接着读一个文学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可作为独女,考虑到未来的接班,科琳最终读了MBA。

  毕业后,科琳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国际广告公司。之后进入父亲的公司Primistères做财务总监。当时,Primistères直接控制着所有Félix Potin的店铺。

  父亲早逝,科琳与母亲成为继承人。

  “我接管玛歌酒庄时对酒庄运营一窍不通,可又想继续父亲没做完的事业,不想让玛歌毁在我手里。后来很多人问我怎么做到的。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事后回想,自己都觉得很疯狂。当时可能是年轻人的冲劲让我一往直前吧,想都没想就去做了。”

  这大概是我听过最疯狂的接班故事了。

  在接班初期,时常会有专业记者向年轻的科琳抛出她根本不懂的问题。此时,科琳会很镇定地起身,然后很有礼貌地说:“不好意思,有个电话我必须要接一下”,前脚踏出屋就给当时酒庄的总经理打电话,问某一个词是什么意思。问清楚答案,再镇定地回到房里继续接受访问,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世代经营酒庄的家庭开始对这一家庭事业有些厌烦。经营酒庄很辛苦,而且一辈子都只能被困在法国乡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波尔多的落寞,连农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都不愿进酒庄。

  1983年,科琳开始寻觅上一任总经理的继任者,她最终聘用的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他就是后来酒庄的总经理保罗,巴黎一家顶尖农学院的高材生。保罗是那一届150名同学中唯一一名专修酿酒学科的,他甚至攻读到博士学位。

  “当初玛歌给我开出的条件让我根本无法拒绝。我们家也有一个酒庄,开了几百年—我都从没想过要为自家的酒庄工作。机缘巧合,我知道玛歌酒庄在找我这样的专业人士,一下就提起了兴趣。波尔多的五大名庄,就像梦一样。”保罗这份工作一做就是31年,现在是葡萄酒界钻石级职业经理人。

  玛歌脱困之后,科琳把父亲的生意进行整合,买入数家大公司的股份。1991年,玛歌与意大利阿涅利(Agnelli)家族正式联营。后者创建了菲亚特,是尤文图斯队的东家,意大利的平民“王族”。当时,与阿涅利的联营对年轻的科琳意义重大:她在资金上有了依靠,还向阿涅利家族学了不少经商之道。

  “阿涅利家非常重视这样一个资产,虽然已经是酒庄的大股东,但他们没有干涉酒庄的日常运营。”科琳对新浪财经说。

  到2003年,阿涅利家族想出售他们所持有的玛歌股份套现。那年81岁的阿涅利二世去世,家族内部事端不断。从2001到2003年,占阿涅利家族资产四成的菲亚特集团连续三年亏损,83位家族成员开始商讨是否要家族成员加大投资给菲亚特脱困。

  2003年初,缺钱的阿涅利家族放出要出售玛歌酒庄的消息,当时有传闻说比尔盖茨正在波尔多寻觅优质酒庄。科琳对新浪财经坦言,她并不知道比尔盖茨是不是已经和阿涅利家族有了私下接触。但她有预感,如果是比尔盖茨接手,阿涅利在玛歌的股份可以卖出天价。

  “经过了多次的交涉,阿涅利家族最终还是同意按照之前的条款,把股份售回给我们,以保持酒庄拥有者和运营的持续性。”科琳说。在犹豫是否要做这次重大的回购时,科琳的第二任先生和两个女儿都表示了支持。9岁的小儿子甚至从存钱罐里拿出19欧元,支持母亲买回玛歌酒庄。

  2003年,科琳正式回购阿涅利家族拥有的玛歌酒庄75%股权,成为酒庄的唯一拥有者。当时,玛歌酒庄的估值在3到4亿欧元之间。

  “没有哪一个一级酒庄令人失望过,这么多年,波尔多优质酒庄拥有者大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巨富显贵。但他们都很珍惜酒庄这种独特的资产,而且很用心在经营。”科琳对新浪财经坦言。

中国人买酒庄那些事

  在波尔多,大批的中国买家是后来者,但绝不是波尔多的第一批海外买家。

  36岁的加拉哈特-克拉克(Galahad Clark),是Clarks第七代的家族成员,兰斯-克拉克(Lance Clark)的长子。在他成年的时候,Clarks已经是外姓经理人Tim Parker打理。

  在1855年法国确立了著名的酒庄分级制度后,波尔多一度进入黄金时代。很多产业是缔造亿万富翁,但顶级酒庄则是必须要先成为亿万富翁才能玩得起的奢侈品。

  经过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虫害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会带来一次“庄主”洗牌。最后越是顶级的酒庄背景越显赫。

  红酒,贵族,富豪的组合,往往是一荣俱荣。

  首先到来的是金融世家罗斯查尔德家族。1853年,英国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南森尼尔男爵(Baron Nathaniel de Rothchild)买下之后当时的二级酒庄木桐酒庄(Chateau Brane-Mouton,之后更名为木桐罗斯查尔德,Mouton Rothchild),1868年,他的堂兄法国罗氏家族的詹姆士男爵(Baron James de Rothchild)又买下了13世纪建园的拉菲酒庄。

  罗氏之后,名流巨贾接二连三在波尔多置业,当地资产价值也水涨船高。一些耳熟能详的奢侈大牌,也都在波尔多多少有些投资。

  路威酩轩集团主席伯纳德-阿诺特手下有两个优质酒庄:波尔多右岸的优质酒庄白马酒庄(Chateau Cheval Blanc)和滴金酒庄(d’Yquem)。这两个酒庄在十几年前曾是阿诺特的私人珍藏,后来才被收录入路威酩轩的资产包。他的竞争对手,开云集团背后的皮诺家族,拥有波尔多五大名庄的拉图酒庄。

  香奈儿集团的实际控制人Wertheimers家族,在波尔多拥有多个酒庄和一家酒商。

  与这些欧洲古老家族相比,中国人不过就是这十年才对波尔多产生了兴趣:先是炒红酒,再是买酒庄。

  “中国市场需求旺盛,被指责为市场的推手,现在需求缓和,又被归咎为价格下跌的原因。其实你真的要给市场喘息的机会。”保罗对新浪财经坦言。

  “中国政府有些收紧政策,中国高端红酒市场的增速就放慢了。大家觉得这个市场是突然间刹车的,我倒觉得现在中国高端红酒市场增长更健康了。中国人以‘赌性’闻名,但是人们总会意识到,买酒最终是要用来喝的。”

  “中国市场对高端红酒的需求有起有落,这是惯例。过去40年,我看到类似过山车式的市场起伏在很多国家出现。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南韩。只是中国市场体量太大,所以影响尤其大。”保罗说。

  “我不否认中国市场对国际高端红酒价格的走势影响很大,可中国市场对哪种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呢?”保罗反过来将了我一军。

  之前,中国人买酒庄在法国引发了很多质疑,但科琳和保罗都不觉得这会是个问题。科琳认为不是全世界都喜爱喝葡萄酒。葡萄酒其实是很具有欧洲特色的一种产品。例如:法国人拥有好酒庄,能酿出好的红酒,也有喝红酒的习惯。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人开始投资酒庄,葡萄酒在全球的消费人群才变得越来越多。

  “如果全世界都产葡萄酒,对于葡萄酒的全球化会有很大推动作用。中国人来波尔多投资买酒庄,也是在为波尔多做宣传,告诉中国人波尔多是葡萄酒的优质产区。这就是个免费大广告。”科琳打趣说。

  同时,古老如玛歌或是拉菲酒庄,还没有哪一家想到用酒庄上的地产来做旅游和观光。但是中国人买酒庄后,想法就很多。会考虑到日后做旅游地点,做酒店,甚至房地产。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中国人可能对运营酒庄不那么精通,但他们聘请专业人士,而且慷慨注资。据我所知,很多酒庄都很缺钱。他们现在不仅可以修葺城堡,还可以休整酒窖,葡萄园。”这一切,在玛歌酒庄最近这三四十年的发展中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安德鲁买下玛歌时对酿酒也是一无所知,但是他有热情,对经营酒庄兴致盎然。他又聘请了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对他们十分信任。结果呢?玛歌酒庄十分成功。”

  “我们很欢迎中国投资人,就像中世纪时欢迎英国人投资一样。这些人的新想法可以为波尔多带来活力。中国人再怎么能干,也没法把葡萄园搬回中国去。葡萄园生意好了,受益的还是本地人。”保罗说得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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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业背负着创始人的姓氏,身上带着创始人的个性,每一张脸孔都那么鲜活。家族财富放大了商业机构的荣耀,魅惑,贪婪,情欲,自甘堕落与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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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的力量》,从汽车,电器,时尚到波尔多酒庄,对话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家族们,讲述创业和守业的故事,解密“那些任性的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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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郝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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