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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北京青年报》报道说，7月27日上午，安徽省阜阳市第一例涉嫌销售伪劣奶粉案开庭审理，被告人李新道被控涉嫌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庭审中，李新道是否存在犯罪故意成为控辨双方辨论的焦点。李新道也因此成为走上被告席的第一人。
最后的审判结果尚不得知，但根据法庭辩论所透视出的价值判断以及思路，似乎可以演绎出这样一种结果：即使李新道经手销售的“圣童”奶粉致使了再多的婴儿患病乃至死亡，只要能找到售假而不知假的可被法庭采信的证据，他在法律面前便“没事儿”了，起码没“大事儿”。
这种逻辑推理让人不禁联想到汽车肇事：开车把人撞死，也许出于故意杀人的动机，也许纯属意外。尽管性质不同，在量刑、处罚上亦有别，但毕竟都是把人撞死了，因此，意外伤害者怎么也不可能“没事儿”。比如英国的法律认为：让肇事者无条件地承担某种责任，既是对死亡者、被伤害者生命价值的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由此看，李新道成为阜阳此次劣质奶粉事件后走上被告席的第一人，大可举一反三，因为此案具有实在太大、太深刻的社会普遍意义，因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猖獗已有很多年头，其间造成的人间悲剧、经济损失、社会精神道德文化损失等等，几乎无以计算。
假冒伪劣究竟应被看成是社会转型期、市场发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以及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还是政府以及社会的一种综合性失误？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所谓综合性失误，也就是说在制度安排、立法执法、价值判断、日常管理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与错位。
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整个进程中，流通环节、销售者无疑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从经济运行的“链条”看，它构成与消费者直接的交易关系，抑或说契约关系；从制假者利益实现的规律看，售假者是其最主要的甚至惟一的依托。
反过来说，假如流通环节、销售者能对假冒伪劣产品发挥必要的“屏障”作用，制假者便失去了生存空间，甚至无法产生制假的动机。
然而从过去整治假冒伪劣的大量实践看，与上述假冒伪劣运行的规律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现象。例如，由于法律的宽容和执法重点的偏差，售假者常常以自己不知假或自己也是受害者为借口，而轻易逃避销售契约中本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即使在受损消费者乃至大众心目中，售假者每每也成为可被“理解”、宽宥的对象。
售假即犯法乃至坐牢，与一旦有消费者依据《消法》索赔时履行赔偿责任，既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概念。事实上，许多不法商人怕的不是赔偿或罚款而是坐牢，因为坐牢对他们的综合损失要比前者大得多。然而，我们的某些市场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的价值取向，与上述有效惩治售假者的道理，同样存在严重的“错位”现象。对售假者施以罚款往往成为关注点、兴奋点，而且达成一种心理默契：不是希望售假者洗手不干乃至“绝种”，而是希望售假者“持续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罚款源才能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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