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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是避免民营资本成为官僚资本代理人的关键
胡舒立/文
6月来热点话题太多太集中，而于交汇之中的最热话题之一就是民营经济。本专栏上期谈了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认为不可借宏观调控之机强化审批制，进而影响“国退
民进”的改革战略执行和民营经济成长。在这一期，则想谈谈民营经济自身。连月来成为股市焦点的德隆系崩溃，以及新近由审计长李金华披露的佛山南海巨额骗贷案，都使人联想到民营经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担心丑闻株联民企的声誉，败退加剧民企的困顿，等等。
这种担心，可谓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异归属各异，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中国，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式，不独国内甚至境外投资者亦然，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惟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由是，在认知的层面，便大有必要对民营经济做更多分析和区分。
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辨识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那些凭借官商勾结发展，或者希图踏上官商勾结“捷径”的民营企业，与绝大多数主要凭市场、凭勤劳创业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又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发生在广东南海的巨额骗贷案，就是典型。一个“民营企业主冯某”，有何等能量能够向中国工商银行当地支行贷款74亿元进而挪作他用，或是提出款项转至境外呢？纵有银行内贼相呼应，都让人难以想像。而通过调查便可知晓，原来卖鱼佬出身的冯明昌第一次到当地支行获取大额贷款，有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而其多年来所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都是伪造，且均由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
更有甚者，是冯明昌的华光公司与他所在的南海市(今为佛山市南海区)财政局的关系。双方的资金往来达十数亿元之多，财政局的副局级干部，正是执掌华光公司财权的“财务顾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冯明昌的故事，在官商勾结的主旋律下演绎到极致：他充当法人的华光等一组公司，被政府推成地方“民企航母”，声名显赫；同时却是地方政府藉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载体。至此，所谓民营资本，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官僚资本(参见本期封面文章)。
这起广东南海“华光案”，恰是官商勾结的最坏实例。此案发生在私营经济活跃、素有“南海模式”之称的南海，既使人看到官商勾结的企业与当地众多真正民营企业具有实质区别，也足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镜鉴。现实表明，官商勾结之于民企，虽看似发展“捷径”，却蕴含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虽然确有少数企业曾通过与政府“合作”杀出重围，成为业内翘楚，但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这种勾结只能导致普适性规则的缺失，置大多数其他民营企业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由于在官商勾结之中，权力的腐败极易左右和侵蚀民企，走此“捷径”或千方百计想挤上此“捷径”的民企，其实面对着比市场环境更难把握的高风险，其命运可能相当悲惨。有心求扎实发展、建百年基业的民企，应当也必须避此险境。
当然，避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因官商勾结而扭曲，关键还是摆正政府的位置。“华光案”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民企的过失，毋宁说是政府权力膨胀而不受约束的结果，而具体的政府官员则利用了这种权力。应当承认，中国在改革的现阶段强调发展民营经济和“国退民进”，不仅指企业之进退，还包括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这一要义。而后者的难度更大。
当前各级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企业行为、扭曲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倘政府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则与政府及其官员合作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调整政府角色，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近期内，政府权力完全退出市场尚难实现，可退而求其次，建立起普适性规则，使民营企业向官方索取资源时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舞台；长远计，则应不断加强法治建设，藉依法治国之途限制政府权力，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创造必备环境。所有的努力都只能从眼前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从限制官商勾结到杜绝官商勾结，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进之路会充满曲折，却应当是有希望的。
相关链接： 谁控制冯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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