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仍需过大关

　　经济观察报：关于“向哪里去”，前面提到过，有些人与你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国有资产流失甚至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

　　吴敬琏：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们说，中国改革是由“资产阶级改革路线”(“资改路线”)和所谓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他们采取了用弱势群体说事 (“民粹主义”)和用国家利益说事(“民族主义”)的策略，煽动不分青红皂白的仇富、非理性的反智和盲目排外情绪，力图把大家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引向反对改革的歧路，由此引发了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2005年以后，他们进一步公开提出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采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比如前面讲到的低收入阶层得不到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和福利保障问题，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身上了，普通百姓却缺医少药。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里关于社会保障做出了不错的原则设计。可是14年过去了，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责任显然在于没有执行改革的原定计划，而不在于改革本身。

　　特别是当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公开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并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纷纷离他们而去了。三十年的历程告诉人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经济观察报：对此，中国最高党政领导的态度都是明确的。

　　吴敬琏：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和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都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观察报：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继续解放思想仍很有必要。

　　吴敬琏：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 “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经济观察报：如何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进行，是一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营造思想解放所必需的自由、理性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因为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大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经常是不一致的，因此，“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只有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而且，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以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排斥和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与社会和谐的坦途。

　　经济观察报：具体来说，改革应当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呢？

　　吴敬琏：我认为，改革的实际推进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而且，由于农民不掌握土地所有权，就使得政府官员能够任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土地，牟取暴利，而置“失地农民”的身家性命于不顾。

　　二是认真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非禁即入”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说明，“marketaccess”这个词的原意是“市场进入”或“市场进入权”，把它译成“市场准入”就好像非得政府批准你入你才能入。当然，为了社会的利益有时候需要设立 “行政许可”，即设立进入限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是“非禁即入”，只要没有法律的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进入。1990年代曾经按照中共中央和中纪委 “从源头上反腐败”的要求，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但是近年来五花八门的审批项愈来愈多，必须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彻底清理，坚决取消各种各样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行政许可。

　　三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行政垄断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四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消除。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情况下，不论采取“托市”的形式还是“打压”的形式，结果都是接近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中小投资者总是赔钱的。因此，必须端正思路，摈弃行政干预市场的做法，加强合规性监管，才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五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六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政治改革的得失，是一个影响国本的问题。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自由、理性等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家，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根据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吴敬琏：所以，要继续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改革仍需过大关。

　　吴敬琏：是的，改革仍需过大关。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然而，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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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