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周小川又一次成了焦点

　　本报记者 张雁

　　 周小川又一次成了焦点。

　　 2005年7月21晚，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盯住美元为参照一揽子货币。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消息迅速成为全球主要财经媒体的头版 头条。当日全球汇市美元对各主要货币持续走低，而第二天A股市场盘中上涨超过2%，这一切现象符合之前的升值效果判断。

　　人民币升值果然做到了出其不意。

　　这个在高处的人却有一点疲惫。7月23日上午，坐在银行家论坛的嘉宾席上，周小川一直微笑眼望正在致辞的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但在偶然回眸的时刻，他的眼神却流露出一种隐隐的沉郁，就像一个水手在风浪的间隙凝视刚刚平静下来的海面。从ET说起 “全世界都在倾听他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主任、《银行家》杂志主编王松奇评论说。这个声音开始讲的不是汇率，而是一部老科幻片《ET》。周小川说，“70年代看的一个电影叫做《ET》，里面有一个外星人，咱们可能觉得外星人样子长得非常难看，但地球人看外星人没有切入角度，所以看他们都难看，但他们看自己就没有那么难看，也有长得漂亮和长得丑的。他们第一眼看地球人也不习惯，觉得你们怎么长成这样。“ 他话锋一转：“参照系和脑子里面既定设置的标准，会影响你看问题的角度。以美元为参照，还是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这就是不同的参照系。”为什么要改变“参照系”？他这样解释：比如你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有一次考试考了85分。单看这个成绩是不错，但也许这次题很容易大家都考得好，也许还有加分题满分根本不是100分。那你参照什么来评价孩子的成绩呢？正好邻居有一个孩子一直成绩不错，你就拿他来做参照，后来发现这个孩子的成绩变得不太稳定，那怎么办呢？只好去问一下这个班的平均成绩，改用这个平均数来做参照。这样有趣的比喻在他的讲话里比比皆是。他把固定汇率比作“盾牌”，把浮动汇率比作“海绵垫子”。“固定的汇率有点儿像我们打仗时手里面拿的盾牌，不管你怎么打过来我就拿它顶住、坚持住，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思维逻辑不一样，浮动汇率有点儿像一个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用这三个比喻，他把这次震撼世界的变革解释得极为轻松自然。 对于急于想知道“人民币会不会在今年内继续升值”的媒体来说，周小川在人民币升值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并没出有发出任何预言性的信息，他似乎仅仅是在普及一些经济学常识。由于此前中国官方宣传了太多人民币不升值的好处与理由，这样的普及对国内公众很有必要。在周小川讲话后三天，新华社才发表名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的7000字长文，第一次正式向国内解释和宣传汇率改革的七大“优越性”。

　　酝酿已久

　　从2002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起飞开始，人民币币值问题就已经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前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和现任行长周小川都饱受这一议题的折磨。今年以来，欧美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此起彼伏，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修正案以制裁相威胁，开出了最后的时间表。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突然升值被认为是在内外压力下做出的选择。周小川对此说：“中国此次汇率变动是一种自主决定，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国家沟通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仔细研读今年以来央行的一系列举措及官员对外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立场的微妙变动。虽然从温总理到央行官员无数次地向外界表明人民币不升值的立场，但同时却在不断抛出另外一个概念：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外界一般认为任何放松管制的行为在当前都会导致人民币的升值。今年4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人民币汇率如果发生调整，幅度肯定低于10%。这是外汇管理部门官员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谈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细节。此言一出，人们纷纷猜测“人民币升值为期不远”，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则给出了具体的升值日期。此后半个月，国际外汇市场围绕这一猜测风起云涌。5月11日，一则由于翻译错误引发的“预期一个月及一年后人民币将分别升值1.26%或6.03%“的报道导致当日美元汇率的大幅下挫，各地交易员争先恐后地抛出美元买进其他货币，全球外汇市场在此消息见诸交易终端后几分钟内出现大约20亿美元左右的交易额。5月18日，万众瞩目的、被海外媒体预言“人民币会升值”的这一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8个外汇即期交易品种。当日收盘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仍是往常的100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7月12日，国务院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接替羊子林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一些专家指出，精通汇率问题的李若谷现在离开央行，表明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已经减弱，人民币汇制改革方案大局已定。尽管官方一再称“人民币升值没有时间表”，但外界的共识却是：人民币升值已成定局。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已趋于成熟。中国官员在各个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主要前提是：一个强大的银行系统、一个活跃的二级融资市场、更完善的监管机制。 箭在弦上，引而不发。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幅度只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了。

　　风波正起

　　对于国内众多企业来说，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好像种地的农民上了打鱼船，一切都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反应过来的是金融界。“我们将面对一个高成长和高风险的市场。银行要主动改变单纯依赖信贷增长的模式。”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说。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认为，目前对我国银行业威胁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居第二位。但汇率调整以后，市场风险越来越显现出来，人民币汇率市场风险越来越明显，将来也会越来越被关注。中国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周凝则在7月22日透露，中行在资金运作上采取了有效的避险和保值措施，此次汇率变化不会对中行收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至于22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已经采取保值措施，也不会产生影响。外汇储备注资中的黄金部分已经在今年年初卖掉了，卖出价要高于注资时的价格。按周凝的计算，中行的外汇资金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率要比在国内换成人民币投资的收益率高出2个百分点，完全可以规避升值带来的账面贬值。

　　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与其他金融改革措施相配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这一轮的周期正在由高涨往下走的过程之中，企业亏损数额已经大幅上升，亏损企业比例大幅度上升。在周期处于往下行的情况之下，下一轮明、后年宏观调控能不能成功，取决于非银行融资体系的发展状况，如果非银行融资份额不大，调控就非常艰难。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则担忧：“我们的外汇储备还在增长，甚至有人预计今年年底将达到8000亿。(人民币升值后)这个美元损失对我们将是怎样的灾难？”他建议，要改变外汇储备当中过多依赖美元资产的做法。而外资银行更关注的是：人民币下一次何时升值、升多少？ 伦敦金融时报这样报道：“中国央行行长表示，宣布微幅调高人民币币值只是‘初始的’一步，从而引发今后几个月央行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猜测。”另有报道认为，人民币汇率可能在稳定三、四个月后继续调高。“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升值以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大。”汇丰银行北京代表处代表康宝红说。 “这表示游戏才刚刚开始，阶段性胜负现在都看不出来。” 一位外资银行人士说。

　　更独立也就更孤立

　　2002年12月，周小川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央行做了许多大事。 改革央行人事

　　曾有人描述周小川入主证监会后发生的人事变动：海龟上岸，土鳖滚蛋。这一幕又在央行发生了，而且更为彻底。

　　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挂牌成立，2003年9月底，央行在司局级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调整，随着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征信管理局和反洗钱局的新组建，三位”海归“张新、李波和张涛空降央行，分别担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后任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而原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则先是出任金融稳定局局长，后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

　　2004年8月16日，央行正式宣布了刘士余、易纲和胡晓炼三人担任行长助理的任命。这样，央行领导形成了一正(周小川)、五副(吴晓灵、郭树清、苏宁、项俊波、李若谷)、三行助(刘士余、易纲、胡晓炼)的结构。这是央行”三定”方案所确定的行领导结构。

　　周小川推行的“人才新政”与以往有显著不同。新一届的央行领导不再仅仅具有金融业背景，更多的具有宏观经济背景；不再是从信贷员做起的业务型官员，而是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型官员。他们有很多人没做过一天具体的银行业务却精通货币政策、市场和金融工具的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本人是为数不多的能在国外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型高官。 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之前，很多央行领导大多来自国有银行。央行向国有银行输送官员也很多。而周小川却断了这个“互送通道”。对于分离了监管职能的央行而言，更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较强的宏观研究分析能力的专家型人才；另一方面，断了易地当官的路之后，国有银行高管将加速向银行家转型。

　　金融生态之惑

　　两年来央行大力推行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高效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第三个则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这几乎涵盖了金融改革的所有目标。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央行一手拿货币政策，一手持调控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央行票据、利率杆杆等)，不断出击，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央行是最早注意房地产泡沫的政府机构之一。2003年，央行推出了著名的“121”号文件，旨在抑制正在膨胀的房地产信贷风险。但这一举措受到了来自房地产商和其他方面的猛烈抨击。提高存款准备金也引起了银行业的一片抱怨之声。此后国务院发布了建设部起草的18号文，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做了肯定。

　　从事后的结果看，这两件事更大的意义在于发出一个政策信号，表示宏观管理部门对经济过热的判断与担忧，同时彰显了央行政策的独立性。

　　今年以来，在央行官员们的口中频频出现一个新名词：金融生态。

　　照周小川等人的解释，“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周小川为改善金融生态开的药方是：一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在法律体系中,《破产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贷款人能否运用最后手段，使破产起诉成为制约借款人的最终底线；二是要加快企业客户包括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信用数据的积累；四是要提高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等标准；五是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这全都超出了央行的职权范围。

　　在央行独立性日益加强、银行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忽然讲起“金融生态”是何用意？ “央行其实挺孤立的。”一位资深财经记者一语道破天机。

　　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制订和执行者，央行需要在金融市场上拥有独一无二的调控权力和手段。但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管还处于分割状态，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职权，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其他段的警察犯不着看央行的眼色行事。于是央行在企业债、国债的市场化发行方面常常处于自说自话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

　　5月，央行独家发布企业短期融资债发行条例，就是这幕独角戏的一个精彩片段。学界和企业对此大声喝彩，但发改委方面则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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