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通往世行之路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林一段漫长而传奇旅程的承认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7年11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结束了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长篇演讲。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句话，与他今后四年的新角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数日后，刚刚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的宗旨，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

　　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我感到惊喜。”2月1日，林毅夫在北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知道我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知道为什么不能。至少我考虑过诺贝尔奖的事情。可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林毅夫没有立即回复，两天后，他回答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会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对于林毅夫，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一个漫长旅程的承认——29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27岁时，台湾人林正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航道，将自己带到了陌生的中国大陆，也带到了不可知的未来面前。

　　1979年5月16日傍晚，“封金挂印”之后，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顶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台湾外岛驻军从此没有篮球可打，但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此前，由于以台湾大学学生的身份从军，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最前线的连长。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林毅夫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虽不平常，但已在与中国相关的既定航道内。

　　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有些类似巴别塔故事：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著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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