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民：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李建民

　　“未富先老”，是目前大多数研究老龄问题的学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的一致判断，并视其为中国老龄化挑战或者危机的根源。但是，该判断能否揭示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该判断的政策意义是什么？该判断能否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前提或者出发点？就此，笔者的观点如下：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与老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社会。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相比，老龄社会具有更多的社会规定性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机理。只有当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其进入了老龄社会。从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看，对现在仍处于人口黄金年龄结构的中国来说，还难以称其为“老”。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供的数据，如果把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作为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限标准的话，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其时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因此，“未富先老”并不能概括和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对应关系的性质。因为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这个为期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完成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比较富裕或者富裕的社会。

　　要正确判断和理解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我们必须跳出“未富先老”这一认识窠臼。就中国当前的老龄问题和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而言，人口老龄化只是硬币的一面。这枚硬币还有另外一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处于迅速转型之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社会政策的缺陷，使得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在社会发展意义上大大减色。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步履艰难。

　　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利益格局重构的背景下，当公共资源分配还不合理甚至存在着不公平倾向的时候，当具有社会基础性质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优良的社会道德观念被忘弃的时候，老龄危机就已经植根其中了。人口老龄化只不过是使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暴露了出来。

　　中国当前的老年人问题与老龄化无关

　　中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收入困境也不是“未富先老”所致，并不是因为“蛋糕”做得不够大，也不是因为分“蛋糕”的人太多，更不是因为做“蛋糕”的人数不足，而是因为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使得老年人难以及时和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在物质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老年人口乃至整个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老年人口中存在的各种贫困现象，不是因为资源性短缺，而是因为制度性供给短缺。但是，“未富先老”论在逻辑上可能模糊我们对这一问题本质的认识。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是，中国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比较低。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当然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养活规模如此巨大的老年人，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国力绝对应该可以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好。

　　此外，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当前面临的困境也与人口老龄化无关。社会保障体制内部的负担比高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高负担比，如果这是一种危机的话，也只是体制内的危机，或者是这一制度安排本身的危机。防范老年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是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方面，享有社会保障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与普惠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首要原则，而不能基于人的社会身份差别。我们不能在努力消除“二元”社会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二元”结构。破解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建立国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实力，同时中国还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之中。

　　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富有远见的人口学家提出中国可能会“未富先老”的预警，其意在于警示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生育率迅速转变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潜伏着危机，其政策意义在于警示政府应该及早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做好准备。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是与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但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相分离——虽然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三者之间应该显现出更为紧密的关系。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人口控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因这一政策是“单边突进”，与其相关的其他社会政策并没有及时跟进，甚至长期缺位，从而埋下了中国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

　　而在当下的中国，“未富先老论”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失去了其积极的意义，因为“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支撑失衡的人口金字塔。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而“未富先老”是无法将其涵盖在内的。人口迅速老龄化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这一挑战的本质是社会意义上的多方面挑战：可能颠覆以社会身份分立、地区之间分隔为基本结构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资源分配的地区分割与分隔体制；可能终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社会代际关系趋于紧张，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中国的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

　　“力”和“制”是支撑未来失衡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两个柱石，前者是经济发展，后者是社会制度安排，其中的“制”更为重要。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比研究中，人们更为关注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差距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方面。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人口，但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年龄负担最轻的国家；中国虽然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但也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比较高，但是物质财富和政府财政收入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所以，中国老龄化挑战的本质特征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即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大幅度提高的“银色浪潮”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社会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道德培育等诸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制定一套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国家战略。

　　我们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注民生”的执政观，这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财政资金的迅速积累，以及可以期望的未来2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完全有力量解决当前的老年人问题和应对未来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有理由乐观，中国的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