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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经观察》：那么，资源价格信号的正确化需要如何来实现呢？
曹远征：信号正确化，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微观方面，从事金融资源供给的机构是企业化运作，不是一个行政工具，企业化的过程是公司化改造。在宏观方面，利率
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相配套的是汇率自由化。只有当外部信号——利率市场化，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企业化——这时候才能说市场机制是在发挥作用，说是市场信号在正确化，才能算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那么我们说改革的任务是阶段性的，宏观方面是利率往市场化方面走，微观方面是银行、金融机构往企业化经营方向上走。而企业化的前提就是公司化改造。
《全球财经观察》：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呢？现在世界上有美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模式，中国应该如何选择？
曹远征：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下一阶段中国的金融结构如何选择。其实，从全球的发展来看，无外乎是两种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为主，以美国为代表；间接融资为主，以德国为代表。两种方式半斤八两，不分高下。
产生这两种结构有历史原因，欧洲地区，工业革命产生比较早，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情况下，个人资本不足以满足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资本开始由集聚转向集中，这种集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金融机构开始发展，从遥远的角落把各种小钱都搜集起来，变成大钱给企业，发展工业，完成工业革命，这个过程也是商业银行体制形成的过程。最基本业务就是存贷业务，19世纪到20世纪，股本融资的业务和债务融资的业务也开始发展，但是因为有传统的结构限制，于是形成一个以间接融资，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资本市场处于从属的地位，表现在两点，一是资本市场相对来说，在整个企业发展融资中不占很大比例，二是金融机构基本都附属于商业银行，比如UBS，德意志银行。
相形之下，美国的情况有所区别，工业革命发生相对较晚，美国国土非常之大，需要的钱也多，其富有程度不如欧洲，商业银行的发展基础相对不是很好，再加上全球已经进入和直接融资并驾齐驱的阶段，所以美国市场一开始直接融资占的比重就很大，最早很多大型项目都是直接融资来完成的，特别如美国铁路，基本上是靠发债来完成，由此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快，间接融资处于从属性的位置，因此美国才会出现独立的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的机构，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
《全球财经观察》：这两种金融结构是否也造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
曹远征：这两种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公司的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在美国股东是最重要的，股东通过委任董事，董事通过选举董事长，聘用管理层来管理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这反映什么？就是靠股民来监督，监督的机制反映在股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约束在哪里，天天市场上有人在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股价跌的话，马上有人来进行收购，经营业绩一不好，就有人来收购你。
从激励方面，设计出期权等一套机制约束经营层努力地改善业绩，从而消除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最基本的局限——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美国的市场。
欧洲我们通常叫督办银行，监督责任在银行，第三方利益关联者是由银行来代表的，它对企业有很大的发言权，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从治理结构的反映上来看，在欧洲以德国最典型，德国是没有董事会的，只有监事会。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参与，是选举的，理论上靠银行提供信息来监督公司的治理。金融机构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改善治理结构。
外部制约是美国的模式，内部制约是德国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消除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对中国来说，采用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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