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可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

　　清议

　　　所谓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来消化外汇储备以及流动性过剩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倒是很有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即海外投资越大，经常项目盈余越多，外汇储备越高，流动性过剩问题越严重

　　发行特别国债以购买外汇储备，虽然开辟了一条吸收过剩流动性的新途径，但也赋予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动向，这就是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的可能性。

　　所谓贸易立国，是指通过向海外出口产品并赚取外汇的方式提升国力，投资立国是指通过向海外投资并赚取外汇的方式提升国力。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走过贸易立国的道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先后经历了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转变。最近的成功例子是日本。

　　日元升值与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日本实现这一转变提供了际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海外投资的步伐持续加快。到2005年，来自海外投资的所得盈余达到11.36万亿日元，超过来自出口的贸易盈余近1万亿日元，后者为10.35万亿日元，由此帮助日本在当年继续维持经常项目盈余世界第一的地位。

　　表面上看，在中国通过持续快速的出口增长将外汇储备规模提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后，即使目前的

人民币升值幅度还不够大，开始着手推动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并逐步实现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转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怀疑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旅程。

　　中日完全没有可比性

　　首先，日本经济零增长是促进海外投资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从收益的角度讲，当本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伍于他国的时候，海外投资的收益可以弥补本国经济增长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外投资经历了从侧重发达国家到侧重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促进这一转变的，显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更快，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又快风险又小的世界头号发展中国家。

　　然而，中国并不像日本那样拥有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国家风险相对较大。就算中国可以与日本争夺中东产油国这个重要的市场，但结果即使对日本来说可能是双赢，对中国来说也注定要付出不断降低收益预期的代价。说到底，仅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遥遥领先这一历史的和未来的判断来讲，选择投资立国的道路就是不恰当的。

　　其次，日本之所以走上投资立国的道路，与其国内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双双匮乏并导致出口成本越来越昂贵有很大关系。直到2003年以前，日本人均GDP领先美国十几年的时间，尽管两国存在分配结构上的差异，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处在很高的水平。至于土地成本，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就超过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想维持其出口优势，必须通过海外投资来借助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的优势。

　　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使考虑到升值因素，中国人均GDP依然不及美国的1/25.由于长期忽视环境保护，土地成本几乎处在全球最低的水平。虽然有人担心中国未来将由于失去人口红利而陷入劳动力短缺问题，但考虑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劳动力供给不可能是一个问题。因此，可以肯定地讲，中国不可能通过海外投资来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国家竞争力。

　　有些人或许会说，只要避开制造业，专门投向基础设施和原料生产项目，中国的海外投资就可以获得成功。理论上讲，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样存在可能性的是，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本质是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由此获得的等同于债权收益的投资收益能有多大呢？就原料生产项目来说，直接的投资收益大部分要留给目的地国家，中国从中所得到的更多的是原料供给保障。

　　第三，一年前，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一，这意味着其未来国内需求增长前景越来越不被看好。然而，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比例仅为日本的1/3，加上农业人口是非农业人口的2.11倍，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28倍，内需增长的潜力十分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选择海外投资去扩大他国的内需，还是选择增加国内投资来扩大本国的内需，显然是一道不难回答的选择题。

　　第四，日本向投资立国的转变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其出口大国以及世界第一大经常项目盈余国家的地位。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日本企业也不会赢得全球最大的机电产品出口订单，并因此维持依然巨大的贸易盈余。然而，经常项目盈余毕竟是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中国选择投资立国的道路，可以预期的结果是进一步拉动出口增长，并在贸易盈余继续增长的同时为经常项目盈余以及外汇储备的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来消化外汇储备以及流动性过剩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倒是很有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即海外投资越大，经常项目盈余越多，外汇储备越高，流动性过剩问题越严重。

　　特别国债只吸收而不是消化流动性

　　鉴于目前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因此，这也是我将此次发行特别国债视为只是吸收而不是消化过剩流动性的原因。按照今年以来的月度外汇储备增长情况，由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吸收的1.55万亿元人民币或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也就相对于2～3个月的外汇储备增加值。这也就是说，被吸收的流动性很快就会被新的贸易盈余所填补。

　　基于上述理由，我的结论是，中国不可以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进一步说，如果考虑到巨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并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囤积该等盈余，本质上等于压制国内需求，不利于增加就业，加剧国内贫富分化，并加深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经济摩擦、政治对立甚至是军事对抗，不仅不利于构建国内的和谐社会，也不符合促进和谐世界的大局思维。因此，我坚决反对中国走投资立国的道路。

　　顺便说一句，虽然

股票投资者完全不必为此次发行特别国债担心，但同时也应当关注由此引发的关于投资立国的思考。如果有一天决策层终于意识到，目前这种由商业银行吸收全社会的过剩流动性、中央银行吸收商业银行的过剩流动性、最后再由

财政部吸收中央银行的过剩流动性的方式难以避免，同时发行特别国债以扩大海外投资的道路又行不通，到那时，注定要改变目前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扩大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干脆以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方式扩大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私人物业投资，并以后一种方式直接消化全社会过剩的流动性。毋庸置疑，至少在扩大国内投资最初的4～6年以内，来自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利好将是非常显著的。

　　不夸张地说，此次发行特别国债，拉开了以财政政策应对流动性过剩的序幕，并且不排除未来以更直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即在小幅提高存款利率的同时维持贷款利率不变或不断缩小存贷利差，以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类似的货币政策在上一次高通胀时期就曾经使用过，而且非常激进，激进到名义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的地步)来消化流动性过剩的可能性。归根结底，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根除在中国经济体系当中快速长大的流动性过剩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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