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相信自由贸易

　　谁还相信自由贸易？

　　——专访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 目前，多哈谈判正像进入了一段暗波湍急的流域。但至少，世贸组织成员国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政治承诺，即平衡国际贸易的准则，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并保持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趋势。为此，多哈谈判也必须取得进展。我相信，那些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并依赖于多边贸易的发展中国家，迟早将行动起来，促进多哈谈判的前进

　　● 他们肯定都相信自由贸易是好的，封闭的贸易环境肯定是有害的，这一点很明确。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你认为自由贸易是好的，就应该将市场开放付诸实践

　　● 双边自贸安排的扩大并不同时意味着多边贸易的衰落。很多重要议题，如农业补贴、反倾销等，是无法在双边框架下解决的。发展中国家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谈判能力在多边体系下要比双边体系下强大

　　● 作为世贸组织总干事，我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为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争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在我担任欧盟贸易委员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机会注意到，进行自由贸易和为全世界千万人民解决贫困问题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 我既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行动者

　　□记者 袁瑛

　　尽管自己的名字与300多年前那位天才思想家的姓氏相同，同样多才多艺的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没有时间捧读《思想录》，重温“河流就是前进着的道路，它把人带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这样既美丽又有哲理的句子。这位世界贸易组织(WTO)第五任总干事恨不得一觉醒来，那些“大象”们能够一起站在河的对岸翩翩起舞。

　　60岁的法国老头把中国、印度、美国、欧盟等称为“大象”。在4年任期里，拉米最大的使命就是指挥这些谁也不服谁的大象跳完一场集体舞，完成多边贸易体系的多哈回合谈判。

　　拉米知道河流应该把人们带向什么地方，但过去的两年间，调皮的大象几乎把船踩翻。他把去年多哈谈判的无限延期视为一场“意外”，进入一段波涛湍急的流域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意外。显然，他并不认为多哈谈判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然而，6月底的大限已到，布什向美国国会申请延长“快轨道授权”是否能够得以通过？即使通过，更趋于保护美国农民利益的民主党参议两院是否能够放弃农业补贴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曼德尔森是否能说服欧盟内的农业大国同意将农业品进口关税降低？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否愿意承诺减少对本国制造商的保护？这些问题，拉米统统无法给出明确而乐观的答复。

　　他所能做的是，在“激流”中紧紧抓住舵柄。《圣经》上说：“他虽杀我，然而我还要信靠他。” 拉米深知，一旦方舟倾覆，不仅多哈谈判面临失败，世界贸易组织和自由贸易也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原本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如潮水般涌来。在多哈谈判进入决定命运的危机关头，“舵手”拉米于6月17日来到中国，并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6月底，对多哈谈判来说是相当关键的一段时间。您曾经在几个月前乐观地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国们有望在这个月底取得谈判的突破，尤其是如您所希望的，在农业补贴和工农业品关税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今，这个期限到了，您依然一如既往地乐观吗？

　　拉米：未来的几个星期是多哈谈判的关键时期。我们知道，谈判过程并不总是一条平静的长河，它有时会溅起浪花，有时又会遇到急流；它有高潮，也会有低潮。目前，多哈谈判正像进入了一段暗波湍急的流域。但至少，世贸组织成员国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政治承诺，即平衡国际贸易的准则，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并保持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这一切肯定会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拥有2/3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为了达成上述政治目的，多哈谈判也必须取得进展。我相信，那些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并依赖于多边贸易的发展中国家，迟早将行动起来，促进多哈谈判的前进。

　　我既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行动者，这也正是我目前工作的本质。WTO成员国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多哈谈判，目前，我们的谈判需要在农业补贴和工农业关税问题上取得突破。我十分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一致，这样一来，整个多哈谈判就有可能在未来6—9个月之内完成。

　　如今，针对这一期限，我只能说它是“可达成的”，因为目前的政治环境以及我们所做的各种技术准备，已经使得谈判具备了“可达成”的可能性。当然，“可达成”和“已经达成”二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认为，这至少提醒了成员国们，应该在此框架下看清楚自己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从而能够促成谈判的顺利进行。

　　《商务周刊》：许多人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是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在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这些国家日益成为了全球贸易的“主角”。但世界贸易组织是个旨在推动发展的组织，您如何看待欠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成员国在自由贸易中收益甚少这样一个事实？

　　拉米：这是事实。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国家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取决于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基础设施水平、教育水平、贸易结构、创新以及研发水平等等。就世界贸易组织自身来说，它并不是旨在创造贸易量，而是在创造贸易发生的条件。非洲成员国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增长，如果反映在数字上，确实比中国、印度、巴西等所谓的金砖四国要小，仅占到了世界贸易的极少份额。但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非洲所承担的开放市场的责任要比中国等国家少得多，但其享受的特殊待遇又比后者多; 进一步说，中国所承担的开放责任又比欧盟和美国少。这就形成了一个“阶梯”，依据这样的规则，欠发达国家可以在自由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同时又能够保护自己尚未成熟的市场领域。可以说，如今的自由贸易版图已经同2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这一分类也不再单一，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特殊和非差别待遇的原因。

　　《商务周刊》：但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垒起新的壁垒。在前不久结束的中欧高级贸易对话上，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回绝了中国的要求，依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仅是近几年来日渐盛行于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的事例之一。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针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诉讼和贸易摩擦的升级，这是否意味着，从美国到欧洲，发达国家越来越不相信自由贸易了——或者他们根本就从未相信过，只是把自由贸易当作可以自由伸缩的大棒？

　　拉米：不，他们肯定都相信自由贸易是好的，封闭的贸易环境肯定是有害的，这一点很明确。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你认为自由贸易是好的，就应该将市场开放付诸实践。

　　必须承认，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倡导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仍然在对本国的一些领域实施保护性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领域进行补贴。这也是农业问题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首要议题的原因，发达国家必须减少自己的农业补贴。不过，发展中国家也在实行贸易保护，不论是采取关税壁垒还是非关税壁垒措施，他们“创造”了很多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点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创新”。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贸易保护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要制定体系，确定规则和要求透明度。另外，所有那些针对中国发起的或由中国发起的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诉讼并不一定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在WTO中有很多规则，对这些规则我们有很多阐释。如果有成员国违反了这些规则，我们就会运用相应的惩罚机制。将这些问题框架化和理性化，并固定为法律，总比把什么问题都惊呼为贸易保护主义更好。我们至少拥有一个和平的争端解决体系。

　　《商务周刊》：相比较多哈谈判的停滞，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进行的双边自贸和区域自贸谈判有水涨船高之势，多边体系是否遇到了来自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前所未有的挑战？WTO的多边体系的未来在哪里？

　　拉米：可以说，双边自由贸易和多边自由贸易已经并肩前行了50多年。因此，今天的这种形势也没什么新鲜的。我们注意到，随着很多国家进行国际贸易能力的增强，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国家数目呈增长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的增长并不能说明是人们在双边和多边之间进行了选择，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国家可以进行选择。如今的趋势仅仅表明更多的国家走进了这个“游戏”，而不意味着人们喜好的变化。

　　我认为，双边自由贸易的扩大并不同时意味着多边贸易的衰落。事实上，多边贸易仍然处于国际贸易体系的主要地位。很多重要议题，如农业补贴、反倾销等，是无法在双边自由贸易框架下解决的。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能在多边贸易机制下进行磋商，双边贸易协议对此根本无能为力。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谈判能力在多边体系下要比双边体系下强大。当然这不包括中国、印度、美国以及欧盟，这些所谓的贸易“大象”是可以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强加给对方一些条件，而这种情况在多边谈判框架下是不会发生的。这也正是双边自由贸易体系的缺陷所在。双边自贸区安排不能替代多边贸易，它只有在多边贸易体系保持首要位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商务周刊》：以时隔10年之久又重新被提及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为例，美国和欧盟在一个月前召开的美国—欧盟华盛顿峰会上提出建立一个欧美单一市场的构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背离多哈谈判、背离多边贸易体系的选择。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想要通过双边贸易协议实现经济融合，这难道不构成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威胁和侵蚀吗？

　　拉米：我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欧盟和美国永远不会在农业问题、补贴和关税问题上达成双边的一致，而这恰恰是自由贸易的主要内容。我不相信这些在多边贸易体系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在双边体系下解决，而且必须承认，双边自由贸易体系下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比多边贸易体系困难得多。事实上，美国和欧盟想要做的，是试图通过双边自贸谈判，达成例如某些制度上的一致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目前的多边贸易体系下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例如，在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制度问题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可以在这点上达成双边一致。这种达成的一致，并不能被称作自由贸易协议，它只是一种制度上的一致协议。同样的一致还可以在卫生标准、保险银行业的管理条例等等领域达成，这有利于双方进一步促进贸易。但这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议。

　　《商务周刊》：您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位置上工作了两年，在您记忆中，过去两年中您经历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拉米：我想，过去两年里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去年多哈谈判近乎破裂的时候。我必须确保多哈谈判免于崩溃。那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焦虑，因为一旦谈判停滞，它对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甚至贸易领域之外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那是一场“意外”。如今，我很高兴地看到，经过我们的努力，多哈谈判又开始活跃起来。

　　《商务周刊》：您在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之前，曾经作为欧盟的贸易谈判代表活跃在多边贸易的谈判桌前。在代表一方利益的谈判者和为多方争取利益的斡旋者这两个角色之间，您体会到的不同是什么？您个人更喜欢哪一个角色？

　　拉米：相比欧盟贸易谈判代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这个工作拥有相对较少的权力，但却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我肩负着为一百多个成员国服务的重任。在这个体系内，我没什么权力可行使，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充当谈判的缓解剂、促成者、指导者以及维护者等等角色。这跟谈判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我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工作。

　　要在谈判者和斡旋者中选其一，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问题，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选择。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成员国之间斡旋和自己达成谈判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作为世贸组织总干事，我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为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争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事实上，在我担任欧盟贸易委员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机会注意到，进行自由贸易和为全世界千万人民解决贫困问题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在个人性格方面，我想我兼具强硬和耐心，所以无论是强硬的谈判者还是耐心的斡旋者这两个角色，我都能应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