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文

　　慢性危机有时比快速危机更深刻，应该警惕当前这种时好时坏的震荡局面长期化的风险

　　去年11月，我们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国际金融市场乱象丛生，我们应提前做好准备。”当时，有些人有些误解，以为我们担心的仅仅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版复制；也有的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当时“美国股市已经探底，可以进场扫货了”。

　　其后不久，土耳其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股市振荡加剧，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下滑并带动世界经济走势总体趋缓，一些人有些惊慌失措，也有些人则消极求稳，想以不变应万变。

　　目前，围绕着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国内外有“V”、“U”、“L”、“W”等多种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大都将着眼点放在了美国经济何时复苏上面。这恐怕主要是由于过去多年美国经济的超常规快速增长，在人们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美国经济应当永远保持这种高增长、低通胀的势头——其主要理由无外乎全球化和新经济。

　　然而我认为，无论美国经济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反弹迹象，我们都应当警惕当前这种时好时坏的振荡局面长期化的风险。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理由主要有：

　　首先，1999年，在一次与美国华尔街的十几位金融机构的老板们座谈时，我曾经问过他们，美国的股市泡沫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会不会下跌？下跌时会不会暴跌？当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美国的股市不会下跌，即使出现下跌时也会比较温和。

　　如今，随着纳指的不断下滑，人们大多已经认识到了“泡沫”的的确确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其危害的认识恐怕才刚刚开始。殊不知，泡沫经济一旦形成，你就不可能只得其好处，而不受其惩罚。

　　有人说，美国的泡沫与日本的不同，日本的泡沫在房地产上，美国的在网络上，但无论泡沫在哪里，一旦破灭就会有损失，就会出现坏账，就会出现负的财富效应。

　　其次，从景气循环的角度讲，国外的一些金融专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曾经指出，景气波动常常会出现“山高谷深”的现象。也就是说，大起之后很容易出现大落。回过头来看，美国经济可能更像是一个“M”型，要想马上回到过去那种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局面恐怕有一定的难度。

　　回想一下10年前日本经济下来的时候，当时人们也普遍认为日本经济会很快复苏，可是一等就是11年，至今未见起色。

　　再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美国经济尚好，大量资本外逃至美国市场，因而在亚洲国家出现了调整过度的局面。与此不同的是，此番美国经济下滑，而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也不甚光明，因而没有出现资本外逃的局面，大量资金仍然滞留美国。从短期看，这对美国经济可能是件好事，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是件坏事——有可能使美国经济的调整不到位、不到底，使美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当然，说存在长期化的“风险”并不表示势态的发展一定会是这样，关键是要看有关当局是否能够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存在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慢性危机有时比快速危机更为深刻，更不容易解决。

　　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和世界经济趋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关键要看如何应对

　　目前，对于美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世界经济趋缓究竟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这一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乐观派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最多只有一、两个百分点，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仅限于IT产业，因此影响不大。而悲观派的观点则认为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减速。

　　我认为，对于外部影响，应当尽可能往更深层次、更加长远的地方着眼。

　　首先，关于增长速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增长速度下降一、两个百分点固然并不可怕，但是倘若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位于临界点附近时，下降一、两个百分点可就非同小可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如果外部环境普遍恶化，则临界点也有可能相应地有所下降。比如说，同样是6%的增长速度，当其他国家均以10%以上的较高的速度增长时，6%的增长速度恐怕就很难承受，资本会出现外逃，劳动力也会往外走；但是，当其他国家的经济都接近于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时，6%的增长速度就算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不仅资本不会外逃，而且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其次，关于出口。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目前IT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的比重的确还不高，因而影响不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这部分属于高科技的外部需求可能恰恰是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因而它的下降对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影响就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遇到不景气，又正好是我们的机遇，如果抓住了这个机遇，我们就可以将那边“下岗”的高科技人才吸引到我国来。

　　扩大内需应当特别注意扩大“有效需求”、“高效需求”以及“可持续需求”

　　面临世界经济趋缓，我们的对策应当是，也只能是继续扩大内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在扩大内需时应当特别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所要扩大的应当是“有效需求”，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人类的一般需要。如果以贫穷来证明扩大内需的“潜力”和必要性的话，那么，非洲恐怕是最有希望的了。

　　其次，我们所要扩大的应当是“高效需求”，也就是那种“需求唤起需求”或曰“投资唤起投资”的“乘数效应”较高的需求。同样的钱修同样的路，就应当比较一下究竟在哪里修乘数效应更高，是修在发达地区高呢，还是修在落后地区高呢？

　　再次，扩大内需应当是“可持续”的，不能够像日本那样，还没等到供求关系发生逆转时，财政上就已经不堪重负了。而扩大内需要做到“可持续”，就必须首先做到前面两点。在这方面，供给学派搞活企业的主张显然比凯恩斯主义的单纯依靠赤字财政政策更具有生命力。

　　倘若2008年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将会产生巨大的奥运经济效应，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回升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除了我以前提到过的调整“三率”(汇率、利率和税率)的形成机制以外，还有抓住机遇早日推出二板市场，开放教育和医疗服务市场等等，而今天我主要想谈以下几点：

　　1.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要想使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走出困境，惟一出路就是将土地的使用权永久化，也就是把土地真正变为资产，使土地真正能够商品化，能够按照市场供求定价。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

　　(1)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由于土地商品化以后就可以自由买卖，因此，那些因种种原因迫切需要资金的农民，或者暂时不需要土地、到城里去打工的“民工”们，就可以将土地出售或者出租，也可以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去金融机构贷款。

　　(2)有利于土地兼并，从而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离不开土地的兼并和重新整合，只有使土地商品化以后，土地的兼并和重新组合才能够达到自愿、有效的目的。

　　(3)有利于推进城市化。其实，解决农民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减少农民的数量，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和我们一样过上美好的城市生活，成为城市中的市民和工人。

　　(4)有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农民有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就可以用土地作为资产去加入各种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从而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有利于减少因农村养老问题而带来的低素质人口超计划生育问题。

　　(5)有利于减少耕地的浪费。土地尤其是耕地，在我国属稀缺资源，而目前由于土地和耕地既非资产，又非商品，缺乏市场价格作为制约和调节机制，因而造成土地尤其是耕地在使用上的大量浪费。

　　(6)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上一个台阶。由于目前我国的土地“价格”被严重低估，尤其是相对于某些金融资产而言就更是如此。而当年日本、台湾经济实力大幅上升时期，都曾经出现过土地价格飙升的局面。只是在土地价格高涨阶段的后期需要警惕因土地价格过度膨胀而导致出现“泡沫”就是了。

　　2.关于中国申奥的经济意义

　　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我们也应当密切关注中国的申奥结果。从经济的角度讲，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角度讲，北京申奥，事关重大。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奥运经济，研究一下历次奥运的经济效应，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趋缓的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其“奥运效应”，既要高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回过头来看，20世纪60年代日本举办奥运会时，就曾经出现过大型的“奥运景气”，其后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前夕我曾经到过韩国，对当时一片欣欣向荣的奥运经济有着亲身体会。当时，这种奥运效应，就连在其邻国日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在举办汉城奥运会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韩国率先就加入了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OECD组织。

　　在当前世界经济总体趋缓，美国经济下滑、日本经济停滞、欧洲经济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之下，倘若2008年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办的话，毫无疑问，其将产生的巨大的奥运经济效应，不仅是对中国经济，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回升都将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

　　回过头来看，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对世界经济所作的贡献，不仅仅是尽人皆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陷入“滞胀”达十年之久的背景下，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并带动了许多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