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突遭“寒流”。

　　以沸沸扬扬的“东芝[微博]笔记本事件”为起点，到一波三折的“三菱帕杰罗事件”，一系列的产品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问题使得“日本制造”的神话开始在中国消费者心中消解，舆论高度关注，公众为之哗然。

　　在这些表面的纷争背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浮出水面。研究人员纷纷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开拓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在遭遇信任危机的同时，正在面临在华竞争力不断下降的现实和在一些重点市场无所作为的无奈。个中原因无非在于，在开拓中国市场过程中，日本企业过去一直固守一些不符合商业规律的观念和做法，现在，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2001年应该是个收获的好年头”，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梦魇中走出来，中国市场的通货紧缩正慢慢缓解，许多在中国开拓市场的日本企业界人士乐观地憧憬。

　　然而，一场巨大的信任危机却降临了，日本企业开始“流年不利”：继去年的“东芝笔记本瑕疵事件”之后，新年伊始，媒体又惊爆三菱(帕杰罗)汽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公众为之哗然。接下来，松下手机大规模返修、先锋功放机也出了毛病……一系列质量问题突如其来地打破了中国老百姓对“日本制造”神话的迷信。

　　人们还清楚记得，20世纪80年代，国人曾为买一台“日本制造”的家电而托关系。进入90年代初，国人不仅要买“日本制造”，而且还要加上“原装”两个字，同样的日本品牌，中国人、东南亚人装都不行，还必须由日本人亲手装起来，质量才会有保证。

　　“这绝不是某些媒体炒作的‘民族歧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说，“而是反映出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以前他们根本不挑剔，现在开始有了更高要求。”

　　这些是偶发事件吗？东京美林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柯尔表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70及80年代日本以高品质称霸全球经济的商业形象，是否因经济泡沫化跟着向下沉沦？”

　　“日本制造业的质量神话肯定要破灭的，”中国人民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杜指出，“任何一种企业经营模式都有寿命周期，从无到有，从低到高，最后肯定走下坡路。”

　　在日本，那种员工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企业运作模式快要走到了尽头。20世纪70年代创造日本优秀产品的工人们，现在大都已过50、60岁；而从10多年前开始，日本年轻人已经不喜欢“3K产业”(又脏又累、不高级的产业)。在中国爱多电器总裁胡志标春风得意之时，日本NHK电视台曾特地采访他，认为胡志标从一个平民经过个人奋斗成长为商业巨子的经历对日本青年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与优秀工人们一起变老的，还有日本企业的管理者。日本大企业和大银行总经理大都是70多岁的高龄；退居二线的董事长或名誉董事长年纪还要大，但还“垂帘听政”，年轻的部门经理在人事上或者扩大投资方面要做出决定都要去征求一下老人家的意见。

　　经营者老年化是日本终身雇佣制的产物，论资排辈式的干部提拔机制只能造就一个老年化经营者集团。在这样的体制下，严重的是真正年轻有为的职员无法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一个70多岁老人率领的日本企业，能够和一个40、50岁年轻人领军的欧美企业去竞争吗？

　　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从2000年开始，一些南方媒体纷纷报道日本企业在华竞争力下降，在国内和欧美厂家的夹击之下，市场地位岌岌可危。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日本制造”也最早进入中国市场。中年人应该记得，80年代，跟日本产黑白电视机一起，日本电视剧《阿信》、《血疑》、《追捕》等，当时引起了几乎是万人空巷的轰动。日本汽车也最早开进中国，80年代，“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广为流传。然而，30年过后，最早进场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面对它在中国市场关键领域无所作为的事实。

　　在彩电市场，本土家电厂商占据了8成以上的市场份额，空调、冰箱等家电行业的领跑者都是几家国产品牌。作为汽车工业强国的日本，曾以丰田在七十年代成功打入美国市场而名噪一时，却在中国这个邻国市场的竞争中失去先机。中国被业界广泛视作最大的轿车市场，这一领域如今是抢先在中国合资开厂的大众、雪铁龙、通用等欧美厂商的天下。

　　把眼光投向未来所系的信息产业，日企在华的竞争力同样不容乐观。中国市场上卖得最火的手机是诺基亚[微博]、摩托罗拉[微博]、爱立信[微博]。在1998年以后，手机市场上才出现日本的品牌。在利润丰厚的基础设施领域，日本死守着与别国不兼容的制式以致于它根本不可能打进中国市场。而所谓的新经济领域，光环始终围绕着IBM[微博]、思科、英特尔[微博]、微软[微博]、AOL等IT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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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企业在华的颓势顿显。

　　业内研究人士指出，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对西方国家更有吸引力。失去先机的日企能否重振重风，就成了最大的悬念。

　　如何坐失良机

　　业内研究者撰文指出，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3年)，是初步试探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对于对华直接投资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以非制造业为主投方向，投资额少，收回投资时间短，风险较小。

　　第二阶段(1984—1989年)，是慎重发展过程，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有所提高。1984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以及引进外资环境的改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逐渐扩大了规模。但作为日本国外生产基地和企业内部分工的一环，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各国比中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第三阶段(1992—1998)，全面推进，中国成为首选投资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日本企业开始认识到“在对华投资上起步晚的话，将有不可挽回的致命损失”。松下、三洋、日立、东芝等日本大企业都集中进行了整体性的、有组织的对华投资，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这一时期，日本对亚洲制造业的投资重点由东盟国家向中国倾斜。

　　综观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总体过程，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基本以占领市场为扩张的战略，缺乏长远眼光。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最初有80%集中在商业、服务业等非制造业和食品、纤维、造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原材料价格低，日本企业便从中国进口原材料，然后到本国生产，再出口到中国和其它国家，获取巨额利润。

　　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的李光辉先生认为，日本企业大多数对中国投资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缺少长远的投资观点。日本企业大多数把对中国投资视为是日本国内市场的延伸，只想获取更多利润，缺少对中国投资的战略分析。

　　有时候，日本企业经营的稳健让中国人很着急。像松下这样庞大的日本企业，强调从小一步步做大，虽然缓慢但很扎实，最终积小胜为大胜。松下、索尼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没有几亿的大手笔，但大多都能很快收回投资，迅速进入良性循环。据说，日资企业是在华外资企业中经营状况最好的。

　　日本企业稳健踏实的经营模式自有其道理，但至少从目前看，还是欧美富有冒险创新精神的模式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占到了上风。

　　我们也很难用“冒险”两字来概括欧美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的经历，显然他们有更为长远的打算。据统计，美国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绝大多数技术先进，设备一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大批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推动技术的开发和转移。美国通用、福特、惠普[微博]、朗讯都在中国设立了技术研究中心。吴士宏——微软中国公司原总经理——曾告诉记者，微软中国公司在整个微软帝国里几乎是表现最差劲的，每年都赔掉几千万美元，但微软公司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让中国媒体颇为受宠若惊了一把。

　　在中国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日本企业太过求稳，中国方面则很着急。日本企业显然对中国市场没有长远认识，缺乏跳跃性发展的企业战略。

　　最初，中国政府非常希望丰田公司来中国投资建厂生产轿车，但丰田公司却低估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的前景，慢慢腾腾不愿大规模进入，先卖给中国整车，接下来搞维修点(也是为了卖车)。中国有关部门出面说，外汇不够，不买车了。丰田公司琢磨一下，要不你生产轿车配件吧！要不来个来件组装。这样拖来拖去，直到目前，丰田公司也没有在建成很大规模的轿车厂。

　　中方希望很快拿到最先进的技术，而丰田公司则是：我先给你1970年的车型、然后是1975年，接着是1980年的车型。有一个非常反讽的例子，1999年北京市公布环保标准时，日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天津大发”总经理急坏了，因为按照新标准，日本在中国市场的天津大发全部不合格。

　　跟日本公司截然不同，德国大众在谈判中表现得非常坦诚，大有一种“我还没生产的核心技术，也要交给你”的姿态。实际上，许多关键的核心技术中国并不了解，但一听这话非常高兴，“啊！太好了！”一拍即合，双方立刻就合资了。

　　早在1980年，德国大众公司就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谈在中国生产1.5万辆轿车的计划，并于1983年在上海试验性地组装了1500辆桑塔纳轿车。大众公司之所以能在中国轿车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大规模地投资，主要是出于对中国长期投资的战略考虑。大众公司认为，中国经济开放的深入，会推动一个很大的轿车市场在中国形成。

　　在中国市场上，日本企业更多考虑如何销售更多产品，对竞争对手却考虑很少。当日本汽车在欧美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发展困难加大，想掉头进入中国轿车市场时，中国市场的机会已被欧美的汽车公司取得。

　　在中国传统家电领域，以前日本产品的质量、性能遥遥领先于中国同行(中国彩电和彩管生产厂家，最初从日本引进过生产线，技术上落后于日本)，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但是，本土家电企业抓住了机会，迅速崛起，本土厂家所用的零部件质量和产品性能与日本同类产品相比，差距并不太大。再加上国内企业掀起“价格战”，抢占了更多的低端市场份额。这就是为什么业内人士一面批评价格战，一面对长虹[微博]总裁倪润峰充满了复杂感情，正是长虹挑起一轮接一轮的彩电“价格大战”，打退了外国彩电企业。

　　在总结日本企业近10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经验时，日本一桥大学关满博教授承认“日本企业尚未充分理解‘何谓进入中国市场’”。

　　关满博指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接受外资企业时，一定会要求外资与该行业的企业进行合资，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扩大国产化的程度。他们关心的是外资企业能为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出多大贡献，因此，他们对不理解这一点的外资企业会加以扼制。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投资成效较大，是因为这些投资项目在当地仍是空白，如汽车、摩托车等，因而很容易成功。但是，这种经验在中国使用很难行得通。在产业分析的研究领域，有一种常识性说法，即“年人均GDP为500美元左右的国家，其机械产业不会自身发展”，但只有中国例外，它拥有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最基本的所有“支柱产业”部门。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和了解，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对技术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满博认为，目前日本企业所必须选择的道路是，进入中国“国产化”领域，追求技术基础部分的共有，这方面欧洲、美国的企业已走在了日本的前面。日本企业过去在提供技术方面比较慎重，现在应积极提供技术的基础部分，为中国企业的技术提高做出贡献，以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否则日本企业很难进入中国市场。

　　关满博教授提出的教训现在依然在发生。2001年3月，中国政府拍板在上海浦东建设磁悬浮列车，来自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一家企业参与招标。

　　德国人表现得对技术上毫无保留，日本公司则想把“日本新干线”移到中国来，中方一听“新干线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是猴年的车了！

　　结果，德国西门子赢得了几十亿马克的合同。

　　水土不服

　　在80年代，日本经济界有一种出口产品分类法：一流产品输欧美，二流产品留国内，三流产品去亚洲。

　　时至今日，这种“三分法”依然在延续。梁云祥教授指出，从商业角度看，当时这种思想有其合理性：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都比较高，一流产品在那里适销对路，价格也高。

　　但问题出在，日本企业的营销思维没有赶上变化。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已经告别了物资匮乏时代，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服务等要求提高很快。在日本国内，宣传机器往往不能客观反映中国社会真实情况，以至于直到现在，一些日本企业还以为中国老百姓有吃的就行，一件衣服四季都可以穿。

　　许多日本企业注意到中国市场整体的购买力不强，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市场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腰缠万贯，开洋跑车、用笔记本电脑，甚至比欧美国家的消费者还要阔绰。

　　杨杜指出，日本企业的所谓“三分法”，特别损害了企业追求经济利益这个目的，这不是企业人的做法。日本人要振兴自己的产业，就要认认真真把产品质量搞好，认真为所有顾客都做好，在国际化阶段，顾客是不分高低的。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错觉，不光表现在卖“几流产品”上；在“怎么卖”的问题上，也问题多多。打个比方，日本药厂和欧美药厂一道来中国市场寻找代理商卖药，日本企业的通常做法是：你先给我卖药，卖得多了我给你打广告。中国代理商提出：大家一块投放广告行不行？日本药厂回答：不行，我得慎重一点，药还没卖，凭什么打广告？有些人说，在谈判桌上，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如跟欧美人打交道舒服。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太僵硬、太精明、抠得太细。与之相反，欧美药厂都是喜欢冒险的主儿，一上来就先投入一大笔广告费。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更喜欢欧美药厂的做事风格。

　　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企业抱怨对中国投资不成功、收益少。在日本投资界，有一个“中华四不”(不平等、不合理、不诚实、不愉快)说法，跟英语“汤(SOUP)”发音很像。

　　日中经济协会北川隆文所长告诉本刊记者，日本企业界目前很关注中国摩托车市场。日本摩托车厂商A与中国摩托车厂B合资后，很快就发现毫无关联的中国摩托车厂C正在生产仿制品。日本人很生气，以为是合资工厂泄露了日方技术。

　　北川先生指出，尽管中国法制方面正在逐步健全，但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仍然不如人意。本田摩托车商标是HONDA，中国摩托车厂家可能在中间多加一个字母，这明显是侵犯了本田的商标权。还有，比如雅马哈通过法律打赢了官司，但赔偿要求却得不到很快执行。

　　令日本企业感到头疼的，中国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策走，自己制定一些政策，在通关、入关、电力水力管理等方面，日本企业觉得很辛苦。

　　国内研究人员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确存在着商业交易不规范的情况，但这并不是针对日本企业的，其他外资企业都遇到同样的难题。为什么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大众、奥迪能够经营得很好呢？关键在于他们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办法，积极促进企业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在重要的职位上，欧美企业愿意用一些在国外留过学，并了解中国市场情况的中国人，来开拓中国市场。而在日本企业，重要职位很少由中国人担任。一项调查显示，日资企业的本土员工转职意向比例最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企业里工作缺乏成就感，年轻人难以出头。

　　有人断言，如果日本企业在华分公司第一把手一定是日本总部派来的日本人的话，那注定中国业务(不包括来料加工的出口业务)永远难以盈利。因为日本总部派来的要员往往对中国情况很不熟悉，与竞争对手间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日本企业的中国分公司将永远只是一个中国业务研修所。

　　“领头雁”梦想导致失误

　　日本企业不愿向外输出技术，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

　　在日本，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现代科学技术，达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程度。他们经历过人类历史上由技术导演的最为黑暗的一场梦魇——“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起了反作用。日本人意识到，在经历了那场最可怕的技术灾难之后，唯一的生存之路就是与技术交朋友。1945年9月，裕仁天皇在写给他12岁的儿子明仁的信中解释说，日本军方过度强调武士道精神，而忽略了科学的力量。

　　日本天皇及战后几代领导人都没有承认战争的愚蠢和日本军队在亚洲犯下的残暴罪行，而是决定迎接战胜国的强项——美国人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二战之后帮助日本重建的美国人支持日本进行了一场制造业革命。战后的日本企业经营并不是面临创新，而是从欧美汲取现成技术加以改良，无论是汽车还是家电都不是日本发明的，但经过30年到40年的努力，日本的家电和汽车都超过了欧美。

　　20世纪70末期，日本实现了国家复兴，希望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亚洲经济圈。日本经济界提出了著名的“雁形模式”：日本飞在最前边，是雁头；接下来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盟，最后是中国、越南等不发达国家。

　　与“雁形模式”相呼应，日本经济界针对中国提出“应该引进适宜技术”，总想在技术上与中国来开10、20年的距离。日本人吃科学技术的苦太重了，对技术太迷信了。正因为这样，好技术一定要把住，不能给你们。

　　1979年，邓小平和松下幸之助会面，两位老人交谈甚欢，探讨过中日两国电子行业进行类似国家间的全面合作，因当时日本国内正盛行“适宜技术论”，这一计划遭到日本经济界的强烈反对，被迫放弃。

　　“雁形模式”和“适宜技术论”只是个别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中国人的想法则是，我为什么不能当“头雁”？我为什么不能引进最先进技术实现“跳跃式”发展？

　　现在看来，那时日本企业有一点没弄明白，“雁形模式”比较封闭，不是全球化的思路；但是中国市场是一个国际市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韬略都是向全世界走。在中国的视野之内，不单是日本企业，还有更多的欧美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是日本这只头雁跟另一群头雁在竞争。

　　杨杜指出，日本方面没有注意到“雁形模式”的动态性：大雁飞行中，头雁飞一会就绕后边去了，让别人再领飞一会，这样整个雁群才能飞得很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步很快。不但跟东盟已经拉齐了，在某些领域也赶上了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欧美企业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以及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日本企业则因为这些陈旧的观念坐失良机。

　　观察人士指出，“雁形模式”对日本造成的更坏影响是，延误了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日本产业老是一种“递进式”发展思路，同类东西我必须比你做得好一点，做得靠前一点。

　　当一项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成本，导致产品成本过高。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是世界一流，质量也算上乘，但价格高企导致市场空间很小。日本的造船、发电机、精密仪器等产业都面临这样的难题。

　　日本心里老惦记着做亚洲的“头雁”，飞着飞着，忽然发现美国变成鹰隼了。

　　美国《时代》杂志曾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走向迷惘的10年。就在信息技术给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变之时，日本却在制造高级洁具和电子宠物。许多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能否在21世纪将这种对机械的热恋转化为一种新经济。

　　日企能不能后来赶上？

　　2001年，中国将加入WTO，关税水平将大幅度降低；已经隆隆启动西部大开发工程，预示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北川隆文告诉本刊记者认为，日本对华投资将很快迎来一个新高潮。

　　如前文所述，日本企业如果想在中国市场上有更大作为，就必须调整投资结构。他们必须要制订长远投资战略，真正向中国投资技术含量高的项目。着眼于未来，日本企业如果想在中国市场上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必须抛弃一些诸如“适宜技术”、“三分法”等陈旧思想，真正按互利互惠的商业原则去做。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季风博士指出，中日经济之间互补性非常强，存在一种特殊的内在互动机制：贸易促进投资，投资促进贸易。

　　张认为，日本最缺的是市场，中国市场空间广阔，日本企业看中的正是这一点。本来，日本跟东南亚国家也存在这种机制，但东南亚政局不稳，令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

　　张季风继而大胆提出：“日本的希望在中国。”张指出，欧盟15国货币已经统一了，下一步将是政治也统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构架的“北美经济圈”也日渐巩固。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很强的排外性，欧盟就是排美排日，北美经济圈就是排日排欧。欧盟和美国基本上处于饱和态，日本与欧盟、美国之间发展贸易，竞争和摩擦将大于合作。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壮大，中国企业开始向国际市场迈进，日本企业在开拓中国市场已经不再向前几年那样容易。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认为私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私营企业的勃勃兴起，成为挑战日本企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没关系，中国民族工业既是日本企业的竞争对手，双方也有很广阔的合作空间。

　　尽管在中国市场上日本企业落后于欧美同行，但谁也不能低估日本企业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全球化战略和细分市场准确定位战略是日本企业以往开拓欧美市场时的重要法宝，日本人的精明和顽强也同样值得注意。

　　日本贸促会中下裕三指出，同欧美同行相比，日本企业的经营思想保守稳健。欧美企业只要认为有赚钱的好前景就投钱，而日本企业是要钱赚到了才肯花钱。日本企业则很少进行拓荒性的工作，因为那样风险成本太高。

　　“事实上，今天进入中国市场也并不晚，凭借其技术和服务的优势，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上，日本品牌往往能够后发制人。”中下裕三说。

　　眼下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汽车企业正加速进军中国市场，在中国扩大生产投资，而且从布点、车型上呈现出整体协调推进态势。随着中国个人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大幅提高，乘用车市场重点开始由企业等法人消费向家庭个人消费转移，而政府也通过清理相关税费鼓励个人汽车消费，潜在顾客群正在急剧扩大。丰田公司对市场的判断是，三至五年后，中国将迎来真正的汽车大众化时代。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近期唯一可预见而又待开发的汽车大市场。中国加入WTO后，汽车进口关税逐步下降，日欧美汽车企业将在中国展开新一轮的激烈竞争，竞争焦点将集中在价格上。对日本汽车厂商来说，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保持成本价格上的优势，无疑是上策。

　　2000年11月，日本自动车工业协会赴北京，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共同召开第一届交流会，就中国加入WTO后日本汽车行业对中国的投资进行研讨。

　　会后不久，日本各汽车摆出一副后起直追的姿态。2000年底，丰田公司在中国四川省设立的合资企业正式开工生产，目标是2001年生产3000辆中型巴士，2005年达到年产1万辆。同时，丰田公司决定加快天津轿车项目进度，将部分计划提前执行，开始向天津夏利提供技术，启动新型小轿车的生产，计划在2002年使生产规模扩大到年产3万辆。

　　马自达公司近日宣布，从2001年夏天开始在中国进行乘用车现代化生产，该公司在海南省与一汽海南汽车合作生产微型车，生产规模为年产2—3万辆。日野公司宣布与沈阳沈飞汽车制造公司合作生产大中型客车，计划形成年产3500台客车的生产体系。本田公司也宣布扩大广州合资企业的生产能力，计划到2002年，雅阁轿车生产规模由年产3万辆提高到5万辆。

　　日本家电也在悄悄反攻。近几年中国本土家电厂商大打价格战，已经牢牢把握住低端市场；日本家电正以质量和功能的不断创新悄悄占领高端市场。

　　据悉，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NTT DoCoMo，与中国移动[微博]和中国联通[微博]举行过好几次“亲密接触”，商谈投资合作事宜。

　　中国企业从日本企业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经验，但其某些做法的确是中国企业的反面教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然不是一下子把中国市场拱手让人，中国人谋求的是民族工业发展。经济全球化意义在于，引进了与国际接轨的市场机制，按照国际统一的“游戏规则”进行商业贸易，寻求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开放市场是一件好事，如果搞封闭，别人捞不到好处，你自己也得不到发展。

　　市场运营机制跟国际接轨，只是提供了一个大环境。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保持不败，就必须不断改善其经营机制，一定要避免论资排辈、经营者老化等问题。

　　眼下，国内多数经济学者都乐观地认为，加入WTO之后，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时期。日本企业能不能在中国这一轮大发展中摆脱竞争力下降的局面？

　　谁知道呢。(袁宏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