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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在这两年讨论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时候，经常听到否定经济总量关系和宏观政策重要性的观点。两种最有影响的论点是：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而不是什么总需求不
足的问题，因此不需要调整宏观政策，只要坚持改革，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中国经济的问题，包括这两年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结构”，是结构失衡、投资过度等等导致市场供需结构发生错位，所以根本的措施在于结构调整，而不必调整总量关系，扩大国内需求。
这两种观点从一定意义上不错。第一、中国的确存在着以上两方面的问题；第二，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是比宏观问题，即总量关系问题更“本质”、更根本、更具决定性的问题；中国的总量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更根本性的问题所引起的。而宏观政策，只不过是在短期内调节一些经济变量关系，目的仅在于“熨平”波动，并不能解决以上这两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但是，这两种观点的似是而非之处在于：
现实经济中，我们总是同时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同一现象可能同时由几种原因所引起。比如就这两年发生的“银行惜贷”现象，可以说就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40年不还的国企债务累积到今天，银行实在难以为继，企业也个个债台高筑，越来越少的人还会相信再借给它们债，它们会好起来并会还债。其次是前些年的盲目扩张、投资，导致许多部门生产能力过剩，优胜劣汰的速度又太慢，存量无法调整，在给定市场需求(任何一个量的需求)的前提下，一些部门内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回报率相对下降，也导致银行不愿贷款。但与此同时，毕竟还是存在着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连续几年控制投资支出的宏观紧缩政策导致总需求扩大速度相对过慢，市场需求不旺，投资回报普遍较低，普遍找不到能令人信服的“好项目”(如果只是一些部门差，一些部门好，你可以说是“结构问题”，但若“普遍”不好，则一定有“总量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体制问题”？什么时候没有“结构问题”？但为什么有时相伴随的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有时发生的则是通货紧缩、市场疲软。这说明，总量关系问题的确可以从多面的、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加以分析并用特殊的政策加以对待。体制问题相对于宏观总量问题无疑是更“根本的”。笔者自己在过去的文章中，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中，一直把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我们的体制缺陷，把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最主要、最根本的政策问题，但笔者一直认为宏观总量问题的发生，仍有独立于体制因素的其他因素(如货量供给、政府支出、前期政府对投资的控制程度等等)的作用。
最似是而非的论点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稳定”，或“通过结构调整克服市场疲软”。正因为体制问题、结构问题是更“根本性”的问题，它们也是一种“长期问题”──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都只能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才能见效的过程(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改革、叫了这么多年调整，有些方面才刚刚开始见到成果)。而我们却经常会遇到要在一两年内把通货膨胀压下来的问题，遇到如何尽快扭转通紧缩，如何克服外来事件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必须在短期内见效的问题，等不得改革、调整的漫长过程。“宏观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短期问题。所以，说“通过改革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对的；但说“通过改革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抑制过热或避免通货紧缩)，其实是不对的。
用一种经济问题，无论它是多么的“根本性”，来代替另一些经济问题，或者用一种经济政策，去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如果经济中存在N种变量，发生N种问题，你必须有N个政策去加以处理。这N个政策之间有必要相互协调，不使其相互冲突，但不可能用一种政策或N-1种政策解决N个问题。在多种因素、多重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既有深化改革的政策，有结构调整的政策，又有总量调节的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减少波动以取得动态效率(任何“过热”或“过冷”都是动态无效率的)，它有别于一般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同时，从宏观稳定与体制改革的关系来说，也是相互促进的。宏观稳定事实上会起到对改革“去除干扰”的作用，使改革能在正常状态下进行。比如过热的经济会使企业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缺乏改革的压力；而“过冷”的经济则会因新增就业数量减少而使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难以解决，使改革无法以应有的速度进行。所以说，宏观政策调整，去除了宏观过热或过冷这个因素，可以更好地改革。这也可以说是追求“改革的动态效率”。 中国经济当中的问题太多了，以致有的人看到了这个、看不到那个。中国经济当中有的问题太重要、太“本质”、太“根本”了，以致有的人“一叶障目”，一个问题盖住了其他问题。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我想这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经济学不仅只包括“制度经济理论”，也不只包括结构“市场均衡理论”，还包括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分析各种特殊因素的理论。各人可能学术有专攻，但不能以一部分理论否定另一部分理论的重要性，不能用一种政策问题取代另一些政策问题。
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分析，分析出各种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量”，然后再将其综合起来分析现象的整体。这里首要的基本功是“抽象”，抽象清楚了，最后才能综合，而不至于“片面”，不至于看不到事物的另外一些方面、各个方面。不会抽象的人，最终不会综合，不知道如何把不同的因素，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解释复杂而多重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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