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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纲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素材；而最近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又提供了一系列的外部教训，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加深对过渡经济学一些一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体制改革说到底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和市场机会，更快地发展经济，最终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自己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较，很容易有成就感；而“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则是"赶超"，尽管“赶超”的方式可以大不一样，效果也可以大不相同。因此，一个国家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最终要走到国际上去，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要在国际市场上与世界列强去进行竞争。为此目的，开放的进程必须尽早开始，尽早感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尽早用国际市场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尽早用国际竞争的需要来改革自己的体制。中国自1978年以来，扩大对外贸易、出口导向、引进外资、参加国际组织等等，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不仅使经济逐步走向国际，也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与开放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开放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开放的原因所在。对于那些资金短缺的国家来说，就更是这样，因为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可以很快在国际市场上融到大量资金。
而这次东南亚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则表明了，在国内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必须具有某种”一致性“，对外开放的速度不可过快，否则，脱离了国内体制改革的进程，到头来会发生严重的”体制混乱“，甚至严重的经济危机。
人们(包括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理论家们)通常指责发展中国家或体制转型国家的经济体制(包括法制和意识形态等)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缺乏”一致性“(compatibility)。这种指责的含义当然是要求这些国家加快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便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市场保持一致，并从中获益。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不错的。但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即”体制改革的速度“。中国改革20年的经验，其他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经验都已表明，旧体制的改革和新体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而不是想改革就能改革成功的，不是想要有一个好的新体制就能够马上办到的。况且连”打破旧体制“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名义上今天打破了，事实上若与其他仍然存在的体制(包括各种”非正式体制“)不一致，第二天又会以某种形式”复辟“。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的目的不仅是”打破旧体制“，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率的、能在竞争中立足的新体制，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今天的”发达“，也是过去三、四百年不断地体制创新和体制完善的结果，而不是天生就有了一个效率较高的市场机制，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这不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体制作为参照，体制转轨的过程可以快一些，但仍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或一个转型经济，过快、过早地实行了对外开放，就会在国际市场上(包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出现一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竞争“情况：与市场体制较为成熟、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大财团竞争的，是受到本国尚未完成改革的经济体制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所困扰和制约着的发展中国家。前面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是为了从国际上获益。但市场不仅提供机会，也产生风险。受国内诸多问题(如国企与银行之间的”坏债“问题，资本市场不发达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等等)所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上面临的风险，会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再加上缺乏市场竞争的经验和市场管理的能力(这些”经验“和”能力“也是要在长时期内才能积累起来的)，就更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利用，在市场上受到攻击，陷入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之类的困境之中。近一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实际上是建立在前二、三十年国际”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基础上的一个”全球金融大泡沫“的破裂过程，只不过这个泡沫是先在东南亚国家这个最脆弱、最易受打击的环节上崩溃而已，是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自己本国还存在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许多体制还未改革的情况下，就过早地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结果导致外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韩国、泰国、印尼和俄罗斯等)，或是被过多的短期金融投资所包围(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自己陷入支付危机，或是被国际对冲基金们进攻得手，大量资产被洗劫而去。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与国内体制转轨程度不相”一致“的过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上述”不一致“现象为”过渡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基础。在基本理论层次上，这是与”体制改革速度“(不是设计的速度，而是客观实践中与主观努力程度相关的可能达到的速度)相联系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一致性，只是”各种体制改革进程的一致性”这个一般问题的一个特例。过去人们在谈到这种“不一致”问题时，往往强调的是哪一个环节比较“落后”，而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东南亚国家因“金融早熟”(国际上开始承认的一个事实)而产生的问题，则表明“不一致‘也可能是因为某一环节过于”超前“所造成的--假若我们在客观上无法使其他环节的改革速度提高到与这一环节相”一致“的水平的话。因此，东南亚经济危机，能使我们对”改革速度“这一过渡经济学的一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与政策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论本身还有待我们加以进一步的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中所能直接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消极的“，因为它是在说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开放过快“。在国际上，这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论据，因为它可以用来反对那些一心希望尽快占领新兴市场而不顾发展中国家面临多大风险的国际财团(包括代表它们利益的一些国际组织)。不过，对于我们发展中的体制转轨国家自己而言，我们其实也应该从以上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得出”积极的“政策结论--我们只有在主观上更加努力地改革国内的体制，解决束缚我们手脚的各种国内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的好处而较少地面对风险。我们当然应该充分利用上述理论，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金融管制和资本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争取我们的利益，但不能尽快开放，不能尽早地参与国际竞争。无法更多地从国际市场中获益，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因此，加快改革的步伐，才是我们最终能在国际经济体制占稳一席之地、赶上发达国家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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