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地位提升

　　记者：上海即将举办APEC会议，随着中国在APEC中地位的加强和即将加入WTO，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正日益提升？

　　刘光溪：中国自从1991年成为APEC的成员之后，就积极地参加了APEC的历届双部长会 议，江泽民主席从1993年开始参加了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在积极准备参加入世与复关谈判的同时，又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这一点本身就在贸易政策、制度改革和关税降低等方面为复关和入世谈判准备了许多条件，反过来中国的入世谈判又为中国深入地参加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相辅相成的条件。应该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确实是日益提高了。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入世带来挑战性机遇

　　记者：中国加入WTO已是水到渠成，对我们来说，入世的机遇是什么？入世后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刘光溪：关于机遇与挑战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入世后的挑战就会转化为机遇，否则机遇将变为挑战。我不完全赞成这种并列的提法。用这种定态的、形而上学的、单纯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方式，来分析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形势是很不够的。我认为，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扩大深化，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都带来了挑战性的机遇。

　　从宏观上来说，入世后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就是利用WTO的通行规范和国际惯例，来加速处于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纳入到以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信誉经济为基础的管理方式上来；从货物贸易上来说，就是按照对外承诺，在农产品、工业品等方面降低或约束关税，定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垄断和介入，确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从服务业来说，即按照服务业的贸易承诺，扩大开放地域，不单单是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而是根据经济发展条件，适时地全方位对外开放。

　　从服务业的产业领域来说，过去的一些垄断性产业领域，如电信、运输、航空、银行、保险等将慢慢开放，服务业的领域大大拓宽。这里必须首先考虑到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开放，要对外开放首先必须先培植自己的竞争力群体。不先培养自己的“狼”和“虎”，真正的“狼”来了，怎么办？从知识产权方面来说，要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专利、商标、版权、集成电路、商业秘密、技术诀窍甚至地域标志等方面的立法进一步进行修改和完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会进一步扩大我国高科技领域和品牌产业领域的投资，会推动加速技术创新和风险投资，从而推动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从这些方面来说，中国面临一个挑战性的机遇。

　　我们现在常能听到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对加入WTO还未准备好，现在就加入是否太超前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因为未准备好，才需要一整套规则来规范政府的行为，规范我们的改革。WTO是人类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成果，为什么不尽早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去呢？还有一种论调说，不加入WTO，我们照样发展了。但是他们忘了，加入WTO，我们就能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发展，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加入呢？

　　政府职能面临转轨

　　记者：加入WTO，我国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首先必须做哪些工作？

　　刘光溪：从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难，主要在于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也就是说，越位的要还位、不到位的要到位、错位的要正位，意味着政府要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意味着政府经济部门要从重审批、重管理转向重监督、重服务，“看得见的手”要缩回，要收敛，要规范，要约束，留下充分的空间给市场和企业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政府职能的转变还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信息和情报的收集、中小企业的扶植、落后地区的扶植、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基础设施等非竞争性领域，绝不能包打天下，去管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这样政府才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关注政策、法律、信息和全球经济的大势等问题。

　　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确保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确保经济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公平竞争，杜绝内部文件和黑箱操作，另一方面可降低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障碍，从而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降低纳税人的负担。

　　从法规的角度来说，中国入世后只存在一个问题，即根据对外承诺并对照世贸组织的相关协议，来对我们的法规及行政条例进行清理、修改和调整，最后实现与WTO协议规范的适应问题。我们从去年开始清理审批权，递交给世贸组织177项涉外的法律法规，其中36项与世贸组织的协议不完全一致，对这些不完全一致的法律法规，要列出时间表，尽快修改使其一致，还有一些空白的但WTO协议要求的，同时对维护我们的经贸权益很有必要的法规，也需尽快增补。

　　记者：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是否面临着转轨？

　　刘光溪：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最起码的经济条件和体制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搞市场经济，同时必须加快经济的转轨。转轨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于新体制的形成。入世恰恰可以加速这一转轨过程，否则会出现新旧体制的粘合，既缺乏计划经济的纪律性，又缺少市场经济的法律性。

　　人才储备尤为重要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缺少一大批精通WTO的人才，对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价？

　　刘光溪：中国入世后，确实需要培养一批懂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法律的人才，但不等于说实体产业方面的人才就不重要了，如果大家都去研究WTO了，没人来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贸易现代化服务，那就成了纸上谈兵了。我不主张年轻人在专业和特长方面朝令夕改，频繁跳槽，甚至出现大量半路出嫁的人才。不为别的，我的意思是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专业，要有专长，学以致用；植根于博，但必须力求于精；立足于勤，但必须持之以恒。我们搞经济建设真正需要的是那些有专长、有核心竞争优势、了解自己，且有一定敬业精神的人。

　　我的观点很明确，培养懂WTO、懂国际金融、贸易、法律的人才确实很重要，但我不提倡大家一哄而起，都去成为WTO的人才，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知识产权等方面有业务专长的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都不能离开实体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来说。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艳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