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兴尹卫东：没有孙子心态不可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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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 郭金霞】有一次尹卫东在工信部开会国企先发言，轮到他时就开玩笑的说，你们都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非常羡慕，我是谁啊？我是共和国的孙子。部领导也都在这，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儿孙满堂？各干各的事儿，同时家里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该多好。“后来他们说，尹卫东你就装孙子。我说你要没有孙子心态你不可能成长，我宁可当孙子。”
尹卫东心里很明白，对于他这样没有家底没有依靠“一穷二白”的疫苗民营企业，如何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和信任最重要。“我是医生出身，我做的事情必须让别人信任，先信任了后才能尊重你，你才可以做市场，别人才能相信你的产品。”于是，SARS、禽流感、甲流等等都成为他的“大事件”。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总经理 公司创立者 尹卫东创新最大动力来自于需求
尹卫东21岁时就分离出了甲肝病毒株TZ84，也由此拿了很多荣誉，曾当选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但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大爆发带给他深深震撼，“有了论文和研究还不够，甲肝发病还在继续”。尹卫东就下海了，在他28岁时创立了第一家公司，但并没有太顺利。
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昂贵，而且研发周期长，需要不断注入研发资金，早年的他也一直面临着资金链的困扰。从1993年到2000年，尹卫东最头疼的还是怎么让公司多活一天。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做贸易。甲肝减毒疫苗紧俏，他做代理；白蛋白热销，他们从北京批发白蛋白回去销售。
“最惨的时候还做过豆苗，因为实在揭不开锅没钱，怎么办？就在车间后边找一个暖棚，买点种子豌豆，然后变成豆苗去卖，保障你的主体研发能继续下去。”
终于，1999年12月，尹卫东和他的团队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填补了国内空白。但要批量生产，尹卫东还是缺钱。后来，他认识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潘爱华和陈章良。2001年，尹卫东搬到北京，成立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尹卫东带领团队在北大生物城内安营扎寨，有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区，开始把甲肝灭活疫苗产业化。
“把甲肝的发病率从十万分之两百降到十万分之一以下”，这也成为尹卫东现在最自豪的事情：“现在你们都几乎看不到这个病了。”尹卫东后来把这些总结为“创新最大动力来自于需求”，“30多万人的甲肝大流行，没有疫苗，传染病得不到控制，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需求。”
没有岁月是被浪费的
尹卫东真正开始受到全国关注是在2003年SARS，也有人认为，科兴当时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到2005年才开始盈利——“高调挺进SARS疫苗研究，也许是背水一战，他做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尹卫东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也还没死，也不是因为死而生。当年我们确实很困难，我们把家底全部借到公司去了，但是这两件事儿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因为死了，所以要这样生。不是这样子，那个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做下去。”
当时进入SARS研究的各路高手据说有二十余家，如军科院、医科院、各高校，其中还有院士带队，还有国企，后来没有疫情，那疫苗就不可能有经济效益，就纷纷退出。“你可以简单的说因为他们有依靠，比如他已经是北大教授了，他不做下去也是教授。我呢？不做就啥也没有，必须要做下去。总要有一个交待。”
这期间也不是没有委屈，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是，当时疫情逐渐退去，相关领导担心他们的P3实验室稍有不慎可能会带来下一轮疫情爆发，带着警察包围并强行关闭了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还是坚持下来并最终完成临床试验，才有了后来的“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SARS并没有直接给科兴带来什么商业回报，后来疫情退去疫苗却还在紧张研制中，到2004年12月临床成功，疫苗就立刻被国家收储，全部封存。
2004年初禽流感出现苗头时，科兴也拿着科技部的700万科研经费开始了人用H5N1疫苗的研发，但后来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人感染H5N1病毒的疫情。人用H5N1疫苗不被允许上市，只能由国家收储，且国家只向科兴下了6600万元的订单，而科兴为新疫苗兴建的生产线就投资1亿元(其中国家支持2000万)。
回过头来看，对于科兴商业之外的收获远大于商业本身。“通过SARS建禽流感，又通过禽流感建甲流，然后形成现在的研发体系。因为任何疫苗的开发和体系建设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通过这些过程把团队、技术平台、质量标准训练出来，你是不可能做出高品质的。”
“SARS我赌空了，但科兴走通了一条应对突发疫情的路，内部如何分工、外部如何协作、该跟什么研究机构合作、该怎样获得政府支持。SARS让我和团队坚信，在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上，我们能成功。这种自信是多少钱换不来的。”尹卫东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SARS、禽流感事件中的优异表现，让科兴生物成为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的流感疫苗供应国际行动组(IVSITF)的成员，并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会员。这让尹卫东在后来获取疫情情报上有了天然优势。
2009年9月3日利用此前的“原型疫苗生产工艺”生产流水线，采取“模型疫苗”的模式，科兴甲型H1N1流感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生产许可，全球首支获得政府审批的H1N1流感疫苗在中国诞生。从拿到毒株到生产出第一支甲流疫苗，科兴的甲流狙击战用了87天。“甲流来的时候，我们把2004年之后所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的方法都用上了。其实不是87天，从2004年一直到2009年，我们用了5年时间布局的研发，成功了。”尹卫东说。
这次不再是“颗粒无收”，政府为了应对甲流疫情，下了“大单”，“1.6亿人份的甲流疫苗订单相当于37亿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全中国过去所有的孩子买疫苗钱的将近一倍”。科兴2009年财报显示，8420万美元的净营收，2000万美元的净利润。
在与新浪财经的对话中，聊起《创业的国度》这本讲述以色列如何成为孕育世界高科技新兴企业密度最高最繁荣的国家的书，“以色列是被阿拉伯国家包围，我们也被包围，被病毒包围，原来是甲肝病毒，解决了然后乙肝病毒，甲乙肝联合疫苗来了，SARS来了，H5N1来了，现在是H7N9，不仅是病毒，我们还被那么多大的研究机构竞争，被国外的大公司竞争。这样你就要一直干，让自己跑得更快。”
在国内行业里，科兴排在十名开外。疫苗这个行业由于技术高门槛、高利润率，多被“国字头”和全球500强跨国制药企业占据，如国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占了由国家支付费用的一类疫苗的97%以上市场份额；诺华、葛兰素史等重金布局，或高溢价并购或设立合资公司。
有一次尹卫东在工信部开会国企先发言，轮到他时就开玩笑的说，你们都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非常羡慕，我是谁啊？我是共和国的孙子。部领导也都在这，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儿孙满堂？各干各的事儿，同时家里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该多好。“后来他们说，尹卫东你就装孙子。我说你要没有孙子心态你不可能成长，我宁可当孙子。”
尹卫东心里很明白，对于他这样没有家底没有依靠“一穷二白”的疫苗民营企业，如何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和信任最重要。“我是医生出身，我做的事情必须让别人信任，先信任了后才能尊重你，你才可以做市场，别人才能相信你的产品。”
没有岁月是被浪费的，如果没有经历赔钱的SARS、没赚钱的禽流感，哪里有赚钱的甲流？如果没有这些“大事件”，科兴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才能实现他目前的人才梯队、公司信誉度、质量标准及疫苗研发一系列完整流程，在突破重围的同时求生存求发展。
“但我们有一点是以色列企业没有的，我们背后有13亿人，每年新出生婴儿超过1500万，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作支撑，天地要比他们大得多。”尹卫东对未来总是信心满满。
SARS十年：后面还有好多活儿要干呢
8月15日，尹卫东应钟南山之邀去广州开SARS十年研讨会，“SARS十年本来应该挥泪喝酒，畅想当年有多不容易，但我只用3分钟讲SARS，用7分钟讲H7N9。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做了太多的事情，再往前一看还有好多事要做，你来不及让你又感慨又感动，后面还有好多活儿要干呢。”
尹卫东给自己和团队设立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科兴年营收进入50亿人民币梯队。目前国内在年销售规模在3-5亿人民币梯队大约有10余家公司，“我现在的目标不是说我在跟你们比我第几，我现在的目标是怎么奔到50亿。”
以此为目标，尹卫东早已开始相应研发和市场上的布局，据了解，除了已有成熟的两大体系外，即甲肝类(甲肝和甲乙肝联合疫苗)、季节性流感疫苗(H5N1疫苗、甲流疫苗)，还在腮腺炎疫苗狂犬疫苗手足口病疫苗、肺炎疫苗，水痘疫苗做了大量的投入，其中手足口病疫苗即将上市。
除了新疫苗的研发，尹卫东还瞄上了国内老一代疫苗产品的更新换代，目前小儿麻痹症所用的是一种糖丸叫OPV，单价在两三毛钱，但全球有60余个国家已经改成一种新型的灭活疫苗IPV。“但中国没改。为什么？就是政府采购的便宜所以就没人做研发。现在我们正在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转移技术给我们在中国开发这个疫苗，包括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在国际化方面，目前科兴在墨西哥、菲律宾、蒙古、尼泊尔都已获得认证，疫苗已开始出口。目前还在做印度、南美等其它国家的认证。“这些还都是点状的，都是一对一的国家。科兴下一步的打算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是按照国际的GMP要求做的，我们也在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通过相关认证，这样使疫苗采购层面更大。希望未来国际业务从目前总销售额的5%比例左右提高到30%甚至50%，”尹卫东信心满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