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terview with Yin Weidong: defeating the virus

　　文 本刊记者 张越

　　随着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第一支不含防腐剂的国产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及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研制成功，尹卫东被媒体称为中关村传奇“一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尹卫东这位草根创业者在疫苗领域打拼的故事几乎成了一段佳话，同时也让科兴生物成为中国疫苗的代名词。

　　然而，每当病毒风波过后，尹卫东就会很少被人记起。

　　2013年3月底，上海、安徽、江苏等省先后发现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2013年4月16日20时，全国共报告77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认病例，其中死亡16人。直到4月中旬，尚未有疫苗推出。此时，人们将目光再次瞄准尹卫东。

　　从未停止过战斗

　　2013年3月，H7N9的出现把尹卫东推到了风头浪尖，他几乎没有退路。

　　“研发、生产H7N9禽流感疫苗，需要6-8个月时间。只有举国联动才能缩短时间。” 人用禽流感疫苗（H5N1）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负责人、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说。

　　根据全球的流感大流行防控策略，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决定启动疫苗研发，其5个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会对相关国家提供的流感毒株进行筛选，并制备出疫苗生产用毒株，之后再由世卫组织分发给各国疫苗生产企业，供其生产疫苗原液。这一过程大约需6周时间。据悉，作为世卫组织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之一，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已启动向其他中心分让H7N9流感毒株的程序。

　　“世卫组织将制备、分发标准品，以确保包装出正确剂量的疫苗，这至少需要3个月。”尹卫东心里在暗自盘算着。但让人们心里感觉踏实的是，尹卫东每一次与疫苗的战役都取得了胜利。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如同瘟疫般在各地蔓延开来，人们心中充满了恐慌。怎么办？在老百姓疯狂抢购中药的同时，尹卫东感到了危机。“中药只是一种心里安慰，不会对预防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如果全民一起抢购中药，药量肯定不够，将引起更大的恐慌。”想到此处，尹卫东立刻写信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表示“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

　　尹卫东的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中关村管委会非常重视。时任管委会主任戴卫给科兴生物拨款100万元当作经费，解了燃眉之急。尹卫东随后便开始找实验用的猴子和P3实验室。

　　后来的故事也许大家都知道了，科兴生物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SARSⅠ期临床的单位，尹卫东和他的团队促使中国防止非典取得了成功。

　　在此后的2004年，当禽流感（H5N1）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尹卫东敏锐地嗅到了流感的危害。当时，禽流感（H5N1）刚刚开始传播，中国江西、安徽等地出现禽类的禽流感现象，但尚未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于是，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研究人用禽流感疫苗。但尹卫东的危机意识让他做出了提前的准备。在2004年3月，科兴生物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研制人用禽流感疫苗。到2005年10月，疫苗进入临床实验。没过多久，尹卫东潜意识所担忧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到了2005年底，卫生部首次确认，中国出现两例人感染H5N1患者。

　　人感染H5N1病例的出现牵动全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的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为此专程来到北京科兴生物，走进车间和实验室查看疫苗研发进展情况。好在面对疫情，尹卫东早已做好了埋伏。当温家宝总理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后，心里踏实了许多。

　　SARS疫苗的成功研制抚慰了民众，禽流感疫苗的研制，也是有备无患的。这些技术和经验的储备，也为2009年甲流疫苗的研发做了好的铺垫。

　　2009年4月13日，墨西哥发现首例甲型H1N1病例。十多天后，美国CDC确认在美发现20起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H5N1在动物间是100％感染，100％死亡，对人感染率低，但病死率高。H1N1引发的是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低，但传染性强，而且病毒存在很大的变异可能，乃至引发第二轮传染高潮。尹卫东再次迎来了大战。但尹卫东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却是，从6月8日获得由世卫组织提供的疫苗生产用毒株，到9月2日甲型H1N1流感疫苗正式获得生产批准，短短87天的时间，尹卫东就赢得了胜利。

　　中关村就是诞生奇迹的地方

　　尹卫东从初出茅庐之时就显露出了他的禀赋。他19岁发现“以人胚肺二倍体细胞分离一株甲型肝炎病毒”；22岁，完成“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在1988年河北省评选的“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中，仅23岁的尹卫东成了56位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

　　尹卫东迈出的第一步似乎就预示着他搞科研的大陆明亮而平坦。第二步应该如何有更大的突破呢？尹卫东野心勃勃，他勇敢地从体制内迈到了体制外，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让论文转为疫苗，由医生变成了企业家。

　　“从实验室跳到中关村，我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尹卫东说。

　　当时由于成功地分离出了甲肝病毒TZ84株（沿用至今），尹卫东在河北生物医药领域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早在1985年，河北省科委就曾拨款8万元支持尹卫东将科研成果转化成诊断制剂。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到了1987年，尹卫东主持研制的“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成功再一次让尹卫东的名气大增，被提拨为病毒科主任。“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与国际标准实际的符合率达到95%以上，批量生产售价降低到不足2块钱。

　　这些荣誉与成就让尹卫东在家乡河北风光无限，然而此时，尹卫东所思所想的却不是在这个狭小的视界范围内生存、奋斗，他的目光因为1988年上海的甲肝大爆发而转向了中国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

　　1988年，有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到90年代中期，因为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甲肝减毒活疫苗，让跨国公司看到了机会，于是跨国公司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进入中国。当卫生部门一手拿着进口疫苗，一手拿着国产疫苗向家长推广时，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进口疫苗。可是一剂进口的甲肝灭活疫苗价格高达四五百块钱，相当于一个家庭几个月的收入，但家长们没有办法。

　　这件事情给尹卫东很大的动力。“论文和研究有什么用？甲肝发病还在继续！我一定要做一种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尹卫东下定了决心。于是在1999年，甲肝灭活疫苗就获得了新药证书，但是如何让疫苗产业化却是尹卫东碰到的最大难题，为此，他在国外奔波了好几年。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正在尹卫东寻找前进的通路之时，著名热带生物学专家、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和清华大学教授潘爱华找到了尹卫东，力邀他进入北大生物园。于是在2001年，尹卫东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北京，扎根中关村。

　　12年，尹卫东所领导的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不仅是第一家在纳斯达克[微博]全球精选市场上市的第一家中国疫苗企业，还创造了数不清的奇迹。但每当尹卫东回顾自己的创业史时都会说道这句话：“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同时在做的事情，为什么只有中关村的企业做成了？那是因为中关村支持企业创新，管委会给了大家最大的自由。大家都想当比尔·盖茨，这就是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