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均呈下跌趋势，影响工业企业生产效益，影响企业家投资信心和居民消费信心。居民消费价格由升转降，1月份上涨1.0%，2月份、3月份分别下降1.6%和1.2%，预计居民消费价格的下降趋势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生产价格连续下降，且降幅扩大。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均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由上年12月的下降1.1%扩大到3月份的下降6.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则由下降1.3%扩大到下降8.9%。虽然价格回落是经济危机或经济回落期的必然规律，也反映了上年物价高速上涨的回归特征，但价格的下跌，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影响投资信心和居民后期消费心理，而且加大了通货紧缩风险。

　　4。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呈现下降趋势，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3%，而且各主要税种普遍下降。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增速达到34.8%，比上年同期还加快4.4个百分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很大。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一方面，由于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等减税措施的实施，政策性减收幅度还将增加，加上企业利润下滑的影响还将持续，矛盾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下行期引发了较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财政增加支出的压力也呈加大的趋势。

　　5。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危机和困难使今年以来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主要是外需下降迫使沿海的外向型产业大量减少招工，金融危机使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裁员，国内实体经济的下滑也使大量企业停产、半停产。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68万人，同比减少35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120万人，同比减少8万人，完成目标任务进度比上年低1.6个百分点。制造业就业人数从上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两个季度同比减少。从结构看，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非常突出，教育部门反映今年进校招聘单位和招聘人数各下降了1/3左右。3月份，各省大学生签约率同比降幅平均在10%以上。　　

　　综合以上情况，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经济运行出现的积极变化，既要看到部分行业的生产和效益确实复苏明显，整体经济出现止跌回稳迹象，也要看到止跌回稳对增强信心的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要看到止跌回稳后的经济增速仍然偏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6.1%，不仅大大低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年份的增速，也低于上年四季度6.8%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仅相当于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很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家出台的一揽子政策发挥的作用仍有待观察，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仍在发展蔓延，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尚未见底。因此，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高度关注和谨慎，既不因形势好转而盲目乐观和失去警惕，也不因任务艰巨而丧失信心，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巩固当前的积极变化，同时要密切监测未来形势的变化，根据需要和可能，及时出台进一步的政策，力促经济平稳回升。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通道迅速下滑，上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有6.8%，为改革开放30年来所少见。进入今年一季度，随着经济的止跌回稳，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可能的方式大概有“V”、“U”和“W”三种类型，其中，最理想的方式是“V”型，“U”型方式可以接受，但要避免出现第三种类型“W”型。“W”型可以理解为两个“V”型，其运行的轨迹是，在政策的刺激下，低迷的经济开始呈现回升态势，为第一个“V”型，但由于政策跟进不够、加上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增速重新由高到低，进入第二个“V”型的下行通道，显然，要想重新进入上升区间，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耗费更长的时间。而要避免出现“W”型走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第一，过去30年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高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30年来，消费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下降的，2006年以来，占比开始低于50%，2003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4成以下)。而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外需支撑基础，首先是出口面临外部需求严重萎缩和出口规模日益扩大的双重困境，难以恢复曾经的高速增长局面，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低储蓄、向全世界借钱的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将发生改变，如储蓄率会提高，消费习惯也会做出调整。因此，把经济恢复较快增长的希望寄托在西方主要国家或地区经济回暖是不切实际的。依靠投资也存在问题，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形成了很多基础设施和庞大的生产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供投资的项目势必越来越少，依靠投资增长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也不现实。剩下来的唯一选择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

　　第二，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关键是提高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根据生产函数理论，任何产出都是来自于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及其三者的结合方式，由于收入都是来自于生产，以什么方式进入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分配。要想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就必须改变劳动进入生产的方式，要想增加专业人员的收入，也必须大力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创造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模式，也才能改变过去那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是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升级的过程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方式改变的过程。中国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关键是制造业升级。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具备制造业升级的条件。一是技术力量成长得相当快，不少大型企业及新兴高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一些跨国公司的水平；二是不少产业面临着革命性的突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消费群体，只要制度有保障，技术力量强，完全可以冲击国际标准的新技术。比如，移动宽带化，实行电信、广电、I.TER网三网合并，再比如，电动汽车作为汽车业的发展方向，中国也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实行转型。

　　三、宏观调控应该关注的重点

　　1。突出保企业、促增长。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保企业就是保税收、保就业，就是保增长、保民生。对企业的扶持不能采用“撒胡椒面”的统一政策，要加强针对性。对有市场、有需求的外向型企业，关键是抓住当前原材料价格较低、物流运输相对宽松的机会，鼓励加强战略资源储备。对中小企业，关键是推进融资平台建设，缓解流动资金短缺，适当拓宽信贷渠道、扩大信贷额度、延长信贷期限。对“两高一资”企业，关键是借市场规律推进关停并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级，防止死灰复燃等。

　　2。突出强投资、扩基础。在当前进出口大幅度萎缩、消费难以短期实现的背景下，要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扩大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关系到长远的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专项等，适度提前建设，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投资的扩大，不能只作为当前应对之策，必须着眼长远，着眼提升综合承载力，着眼培育核心竞争力。下一步，要把投资重点转向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项目、转向交通、能源、水利、通讯等枢纽型、功能型、网络化大工程，努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

　　3。突出抓结构、促创新。经济危机是“危”也是“机”，在过去的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一直是永恒的话题，但现实中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并不快。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产业和企业被迫需要调整，尽管属于无奈之举，对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却是好事，因为这些产业和企业在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调整的产业和企业。因此，只要确定合理的投资方向，就可以将外来冲击转化成为国内产业升级和调整的契机。要利用有利时机，采取财政扶持政策，加快推进钢铁、汽车、纺织和装备制造业等重点产业的优化整合和产业振兴，鼓励优势骨干企业对困难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特别是跨地区整合，淘汰一批落后产能，着力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要积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着力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

　　4。突出推改革、增活力。要积极推进水、电、煤炭、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等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活力。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准入，扩大电信、铁路、金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的对内开放，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效应，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课题组组长：李晓超；副组长：王文波，课题组成员：刘国宁、刘爱华、严于龙、俞炳彬、鲍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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