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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曹理达 周慧兰
冯兴元: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上。央行进行窗口指导,对信贷规模进行控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把有限的贷款额度贷给抵押、担保条件都比较好的大企业。从总体上看,今年中小企业贷款比去年少了很多,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总额为2.2万亿的贷款中,有3000亿流到了中小企业,不到15%,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0亿,二季度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与此同时,国家没有为民间金融放大发展空间。多种因素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限。
魏加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松紧的问题,而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在货币政策比较松的时候,中小企业贷款也很难。所以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不能从放松货币政策入手,要从改革体制方面入手。
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是因为对中小企业的放贷经营成本很高、风险很大,而且没有办法评估、防范风险。在体制上,我们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和大型企业争夺银行资金。
汤敏:从普遍性的原因来看,中小企业本身在融资方面存在劣势。首先是存活率低。比如在美国,只有13%的中小企业能存活10年以上。银行也是一个企业,要考虑风险和收益,如果贷款的中小企业破产,贷款就不能收回来。所以,银行一定会非常小心进行挑选,把存活期超过10年的企业挑选出来,保证企业有能力到期把贷款还给银行。其次是中小企业的诚信问题。据统计,中小企业的采信与监督成本是大企业的5-8倍,和大企业相比,银行要花费更大的精力与成本来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评估贷款的风险。
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有其特殊原因。首先就是中小企业的定义过于宽泛。什么是中小企业?我国的定义是2000人以下的企业就叫中小企业,而国外普遍是500人以下才是中小企业。我们把中小企业定义得太宽泛了,导致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都被中型企业所享受,而小型、微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
其次是我国大银行太多、中小银行太少,尤其是真正的民营银行更是凤毛麟角。就连这些凤毛麟角的民营银行,也想把贷款往大企业投,因为目前整个金融体制和机制都是为大企业设计的,没有激励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
而且,我国的大企业也没有什么别的融资渠道。国外的大企业不一定要找银行融资,它可以发债券、商业本票,直接到市场上借钱,不需要通过银行就可以低成本借到钱。而我国的债券市场非常弱,所有的大企业主要还是依赖银行贷款。作为银行来说,既然有大企业贷款,也有小企业贷款,那当然先满足大企业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期现象。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会特别突出呢?这就跟我们的宏观调控有关。从去年年底开始的“两防”,就是要把中国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压下来,从实际情况看,从去年的11.9%压到今年第二季度的10.1%,压了接近2个百分点。为了实现“两防”的目标,减少了银行的贷款额度。但是,与以往的宏观调控不同,这次宏观调控并没有对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大项目进行关停并转,大型企业也基本上还在高速扩张。在这种形势下,有限的资金当然会向大项目、大企业集中, 这2个百分点的GDP减速最后主要是体现在中小企业身上。因此,这半年来,中小企业感到融资特别难。
《21世纪》:中小企业贷款难,部分原因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核查成本很高。如何降低这方面的成本,让诚信的中小企业更容易贷到款?
汤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阿里巴巴拥有一个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利用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在阿里巴巴的网络交易信用,建立了一个含金量较高的民间诚信体系,企业只要失信过一次,就很难继续在阿里巴巴网络贸易平台上生存。企业可以违约赚一点小钱,但是失去了未来的所有机会。这样的诚信体系再加上所谓联合体的方式,就是现在推广的网络联保贷款。如果有样的网络诚信系统,银行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信用查核成本。
多种方式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
《21世纪》:中小银行应该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但中小银行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原因是什么?如何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汤敏:如果中国所有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外资银行为辅,对中小企业融资将会长期不利,中国需要一大批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主要业务、以社区为业务范围的中小金融机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首先,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所谓担保公司,是指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或企业,需要贷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公司会根据银行的要求,让贷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它们进行审核之后,将这些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服务费用。
担保公司在中国已经有接近十年的历史,1999年第一批担保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各地都涌现出一些成长很快、经营较好、理赔率很低的担保公司。例如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从5000万投资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有30亿元资产、累计担保贷款达700亿人民币、在十几个省市都开办了分公司的全国最大担保公司,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行、凯雷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陆续参股。同样比较成功的还有广州的银达担保、北京中关村担保等。
这些担保公司都有着近十年的成功运营经验,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作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与银行相比,它们只是缺一个存款的业务。因此,现在把一些表现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非常可行。
把其中优质的担保公司升级为中小银行,不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它们已经有近十年经营经验,被市场证明能够运行良好,甚至比一些银行做得还好,让它们升级为中小银行,比凭空地新建一些银行,风险应该小得多,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现在有几千家担保公司,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一旦做得好的担保公司可以升格为银行,这必将给信用担保业极大的激励,更多的资金会注入这一行业, 更多更好的担保公司就会出现。这就如同设立股市中的中小板市场一样,不可能每个公司都能上市,但只要有一部分公司能上市,就给其他公司一个榜样,会促使更多的公司朝着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向而努力。
其次,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专为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提供贷款。什么是贷款公司呢?贷款公司是只提供贷款不吸收存款,投资者用自己的钱贷给中小企业,通过收取利息获得回报。因为贷款公司不吸收存款,因此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没有很大风险。万一贷款出现问题,只是股东的资本金损失。目前农村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大概在18%-22%之间,绝大多数都做得非常好,不良贷款率非常低,利润也都不错。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是为农村贷款服务的,按规定只能在县域里做,规模及业务范围都不适用于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
我们可以考虑出台新的政策,允许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放宽准入的条件。运营几年之后,可以允许其中表现优秀的贷款公司接受大银行的批发贷款,甚至可以升级为中小企业银行, 给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一个长期发展的出路,这样就能吸引很多民间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上来,把大量非法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活动纳入正常的金融渠道。
魏加宁:从体制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政府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首先,可以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我们现在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唯独缺少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种政策性银行不仅可以由中央政府组建,也可以由地方政府组建,日本就有很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种金库。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并通过财政政策的支持,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
其次,可以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把地下金融机构收编,成立中小型贷款公司。同时放宽对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允许注册、成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
冯兴元:从过去的改革进程看,民间金融基本没有推进,只是增加了一些正规金融或准正规金融机构的准入试点,这些试点都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但我认为,准正规金融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取核准制。如去年央行同意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公司采取只贷不存的运作模式,风险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为什么不能直接采取核准制,还要继续通过试点来控制速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从现有的试点情况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发放规模较大的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也是一样,他们更倾向于投放金额较大、利息较高的贷款。即便如此,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反而应该鼓励。目前有些商会办了一些互助基金,当企业会员要先归还银行贷款再续借贷款时,互助基金可以借给企业会员一笔利息较低的周转资金,比如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商会互助基金会,它运作得很好,一年累计可为企业提供上亿元周转资金,几年前就受到了中央银行的肯定。这种做法应大加鼓励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