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微调

　　中国占全球石油总需求的10%，新增需求的50%。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原油均价689.9美元/吨，同比上涨64.1%。

　　与此同时，全球铁矿石价格也在飙升。这自然给全球铁矿石最大的买家——中国带来沉重的价格负担。而研究表明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会对经济形成较大冲击(见本期文章《商品冲击和经济调整》)。

　　中国原材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中的全部原料价格指数直线飙升势头已在5月份有所放缓，但国家发改委自6月20日上调航空燃油价格1500 元/吨，上调汽油、柴油的基准价1000元/每吨，加之销售价格可在基准价上浮8%，这可能改变全部原材料价格指数跌势。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也调整了各个电网公司的上网电价标准，销售电价也被上调每度2.5分钱。上述中国政府的行动将给中游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即使如此，由于价格控制措施未来生产价格指数(PPI)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PPI如何能传导到CPI中去？

　　初步看来，在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和国内煤炭价格飙升之下，中国政府被迫上调成品油价格和电价，但其范围没有涵盖居民消费领域，这就是说，即使考虑一些能源价格上调后的价格外溢影响，即使未来一段时间上述能源价格调整幅度涵盖了居民，根据专家估计能源类在中国CPI占1.8%左右权重估算，对整体消费价格走势也是也是微不足道的。

　　从更仔细的研究来看，中国PPI和核心CPI有着较为一致的同步波动关系。根据安信证券高善文的最新研究， PPI和核心CPI之间的弹性为0.15。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很难改变中国未来通胀的整体趋势。

　　据了解，上周五，由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和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牵头，召集交通部、工业信息部等相关经济部委和石油工业协会、机械工业协会、轻工业协会、纺织工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官员和行业人士举行会议，讨论目前经济形势。根据与会人士称，中国目前PPI将不会较大地传递到CPI。

　　而实际上，如果将企业价格指数中与食品相关因素剔出，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上游高涨的价格最终表现到终端消费价格涨幅非常之小。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可能受到价格管制、劳动生产率变化，人民币汇率波动，企业利润空间压缩，或者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

　　从推动CPI基本供求关系和构成来看，未来数月中国CPI整体趋势是下降的。这似乎给了一直把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胀当做首要任务的调控政策带来了转变的有利时机。

    宏观调控应微调

　　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来抑制过高的通胀，是政府应对经济过热的一贯做法。但是，通过上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官方数据有些高估中国真实经济增长，受到各种价格因素侵蚀影响，中国实际经济增速可能已大幅放缓，而且放缓幅度还大于预期水平。

　　同时，尽管全年通胀率数据看来比较高，但未来数月CPI整体也表现出下降趋势。从未来两年的趋势看，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差值已经为负，而正常年份的上述差值应该在4%左右。这就是说，未来通胀可能走低。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既定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这两大经济手段，有必要予以相应的调整，比如在下半年需要放缓从紧货币政策，尤其是慎用上调贷款基准利率这一价格工具，并在适当时放开银行信贷额度管理或者扩大银行信贷额度规模。实际上，目前已经可以感受到政策转向的迹象。相比十年前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政策能力已经不断加强，当年政策调控下的大起大落将很难再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人民银行采取数量工具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从央行角度更多是对冲外汇流入、央行票据到期等因素引起的流动性充裕的一个手段，人民银行本身的货币政策意图往往并不是那么大。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借助本次地震时机，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加强一些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的价格补贴，以及一些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我们未来的财政计划也要为经济增长过渡下滑，应对经济硬着陆，积极弥补外需、投资以及消费下滑带来的需求短缺影响。

　　在此，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这个时代全球化红利逐渐消失，全球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中国内部将面临较大的中期通胀压力，在外部还要受到国际价格的压力。

　　在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关系上，尽管国内价格管制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国际通胀的传递，但中期来说，国内外价格差异必然通过提高本国通胀预期，来传递通胀水平。

　　由此，中国价格机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尤其是能原价格体制改革应该放行，不仅有助于中国结构的转型，也有助于稳定中期的通胀预期。

　　在应对全球高通胀和低增长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中国经济主体中的企业还缺乏强大的竞争力，无法与美国等国际大型企业进行直接的抗衡。中国又面临不断强化的土地资源刚性约束，重工业挺进对能源需求，人口老龄化加剧引起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因素都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巨大挑战。

　　因此，中国需要打造企业竞争力和再造人口红利并举。瑞银集团新兴市场研究主管安德森指出，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再造人口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