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扭亏 国际化实践“鹰的重生”(3)

　　第二个，对于当地的社会环境、法律和法规要了解。我们当时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对于很多欧洲的潜规则不了解，比如裁员的补偿问题，你如果不给他们额外补偿，就会由工会进行谈判，时间就会拉得很长，代价会比直接给员工补偿代价更大，因此只有按照欧洲市场的“惯例”，加码赔付员工才能迅速解决问题。

　　其实，TCL的重组计划我从2005年就已经提出，但是到2006年要正式实施，过去8个月间，一个人都没有裁成，这就是对当地潜规则不了解造成的。

　　再一个，企业走向海外，要做好人员的筹备，如果短时间内没有能推动国际化的团队，对于企业去实现国际化，影响会很大。如果企业是从做业务开始，由小做大，团队的配置不会对企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积累经验，但通过并购这种方式，企业规模和业务量迅速放大，没有成熟的有经验的团队，你的风险也会迅速放大。

　　水皮：在TCL进行国际化之前，有没有相关的具备国际并购经验的人员？你们是如何解决人员问题的？

　　李东生：这其实是一个“先有舞台，还是先有演员的问题”。在我们国际化之初，如果没有舞台，是很难吸引到人才的，别人没有见到你的国际化是什么样子，不可能会过来跟你做。一方面，我们是进行内部培养，另外，就是到外面招揽人才。其实，从1999年TCL开始国际化，到2005年实施并购计划，我们在国际化方面还是有相当的人才储备和经验的。

　　　但在并购汤姆逊方面，还是犯了乐观的毛病，当时看到了风险，但是对于如何规避风险，我们有些过于理想化。

　　“政府要替企业出海护航”

　　水皮：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自我做足准备的同时，对于政府有什么样的希望？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感触？

　　李东生：政府应利用资源，支持企业走出去。十六大提出企业“走出去”战略，这个导向是对的，但缺乏具体措施来支持，到2006年底才陆陆续续有一些措施出来。我们希望政府在企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现有的支持力度不够。我们当时在并购汤姆逊的时候，交易成本1亿欧元，政府的支持只有1/10。另外，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有长远的规划。

　　我们的国际化观念要改变，并不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就是国际化，而是在当地建厂，打品牌才是国际化，但国家在这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很多国外企业到中国来发展，它们的金融机构迅速提供资金支持，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得不到中资金融企业的支持，很多金融机构的网点不够，国家也没有很多的金融政策支持。我认为，政府应该设立一些专项贷款支持企业走向国际化。

　　第三个，国家对外的经济谈判中，要更加强硬和有力。现在只有国外的企业来中国要求我们开放各类行业，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就没有人管，当时的使馆和商务部资源有限，根本没有办法去支持企业的发展。

　　我们的政府应该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提供保驾护航的作用，为企业打开当地市场提供有力的政府支持。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在其企业全球化过程中，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在制定政策、贸易谈判、金融信贷和兼并收购中给出很多倾斜。而且通过全球化，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变化多端的国际市场中抗风险能力更强。另外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政府也有比较强的干预能力，我希望，在一些需要我们政府出面的时候，政府能够积极地站出来，为企业撑腰。

　　(本报记者 尹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