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考验：2008货币从紧之惑(3)

　　从紧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信贷控制，再就是汇率。这四个方面要协调运用。

　　我认为，在次序上，应先动用数量型工具，比如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以调。在汇率方面，汇率升值的步伐可以更快一点，现在国内股市不太好，房地产价格稳中趋降，人民币升值加大一点不会带来热钱流入，这是一个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好时机。现在的市场利率还很低，存款的负利率也要解决，适当的加息是必要的。2月份物价的上涨还会较高，估计到3月中旬可以适当加息。

　　刘元春：我们认为，中国进一步加息的步骤会放缓。做出这一判断是基于这些考虑，一方面，美国次债危机的进一步扩散预计会在三四月份，到那时美国会进一步降息，中美利差的进一步倒挂使得资本流入的可能性加大。因此，此时选择人民币加速升值，同时保持利率的稳定，应该是近期政府比较明智的决策。

　　同时就数量性工具来讲，中国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现在存款准备金率是15%，按照一种公认的测算，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18%应该是可行的，从目前的迹象来看，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加大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冲销力度，可能是政府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使是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话，我们认为会在“两会”之后。

　　在中国，在货币政策中，数量性工具依然是首位的，价格型手段是次要的。边际有份　利率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跟中国的投资无关，中国现在实际上负利率是一种金融补贴，补贴的减少对整个投资行为没有太大影响。利率的调整虽然很重要，但是它更表象一些。

　　信贷紧缩，不可承受之重？

　　《21世纪》：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信贷控制政策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这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很大影响，根据了解，现在珠三角一带的不少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甚至一些企业倒闭。如何看信贷控制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影响？

　　刘元春：中国的经济盘子太大，学术界有人质疑中国是不是需要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这一质疑的潜台词是说中国不同区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统一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很不同。

　　进一步紧缩的货币政策势必对中小企业和西部地区带来较大影响，但这并不能成为在总体上改变我国从紧货币政策总体定位的理由。第一、即使发达国家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问题，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市场化信贷来解决的，一般是由大规模的中小型企业信贷基金来完成的。对中国来讲，不能因为中小型企业因为信贷困难倒闭了，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要进行大幅度调整，而是说国家应当在中小企业基金等其他方面有所作为。第二、货币政策本身定位是总量控制，而不是结构性调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同经济区域往往通过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来应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冲击。中国虽然不存在这种成熟的调整模式，但是货币当局依然可以通过道义劝说以及窗口指导等手段，引导商业银行进行相应的区域性规划和调整，以缓和统一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的差别冲击。

　　祝宝良：信贷控制作为行政性的数量控制手段，结果往往是贷款流向大企业、大项目和沿海地区，因为这类贷款量大、收益高、审贷成本低。但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就比较大了。我国本身就缺少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孙明春：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我想央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这超越了货币政策本应承担的责任。信贷控制目的是为了控制投资，那么反过来想，为什么企业愿意大力投资呢？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很高，投资回报很高，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成本低，目前中国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不能完全反映生产的成本。如果把能源价格、土地价格、环保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加入，企业的投资回报就没有这么高了。不做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通过利率政策、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控制效果不是很好。

　　当然，在选择改革要素价格的时机上似乎遇到了困难，迈出这一步改革需要勇气。虽然会遇到种种困难，但从长期来讲，改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真正的竞争力。

　　《21世纪》：中国银行系统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不良贷款结构以及信用风险问题等，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信贷控制会不会使得银行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凸现，进而进一步影响银行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