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盛世中国的创造力(4)

　　在香港，荣念曾创办的“进念•二十面体”一直保持对现实高度关注。2004年，当香港特区政府提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规划案时，“进念”排演了话剧《东宫西宫——西九龙皇帝》，以调笑嘲讽的方式批评了这项提案和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首演11场，上座率达到99.5%。演出最后一场，曾荫权自己掏钱买票看完了整出剧，不久，他向公众解释了政府对西九龙的立场。

　　“我在香港做艺术，就是要想办法让政府不能忽略我们的存在，让他们看到我们有多聪明，多有创造性。曾荫权会来看我们的演出，一方面因为他做公共关系的需要，要表现出他的姿态，而他来了，就要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回应。好的对话应该是双方都参与的，要不断给对方出题目，让对方做出回应，最后提升的是我们的公共空间。”荣念曾说。

　　现在，荣念曾在内地也看到了提升公共空间的需求。官员年轻化、视野更宽、调动经常，都是他看到的好现象。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NGO研究所”，后来又展开非营利立法实证研究，更被荣念曾视为一个信号：“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已经发展到需要另一种非政府非赢利的体制出现，政府也开始明白创意与管制有关，开始考虑如何放手。”

　　身处内地，陈丹青、郑洞天等对这一过程的判断是“渐进”。“其实我也挺同情体制内的人，如果真的解散作协、美协，他们一家妻儿老小怎么办？我们现在是背着沉重的包袱，很难办。”2005年辞去教职的陈丹青退到体制之外，批评当下的教育“太绝对、太森严、太没商量、太无情”。而在此次致敬盛典休息的间隙，仍在大学任教的李零告诉他：2007年教育部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教学评估，高校纷纷应评估而做起了表面文章。

　　当下，内地的文化人能做什么呢？陈丹青、朱学勤不约而同的回答是：“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让自己说出的每一句都是真话。”

　　“李零的《丧家狗》面向的是复古主义潮流，给孔子涂彩的潮流，他能逆向而动，有去圣的精神，还孔子以平常人的精神面貌。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面向的是社会的失语。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目前关于那场灾难的作品之稀少，是非常可耻的。只有杨显惠一直锲而不舍地追逐那个事实真相。两个作品的共性都是面向真实、还原真实。”朱学勤在评价两部作品时说，“能面向真实，已经是最大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