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盛世中国的创造力(3)

　　创造力哪儿去了？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最终选择将“年度艺术”致敬给予将1001个随意组合的中国人带去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童话》时，陈丹青端着烟斗说：“当我们面对西方，从来是被动语态：期待被邀请、被考虑、被选中。《童话》重要的不是他带了一千人，也不是‘童话’，而是此行意态的当然与坦然。什么是真的文化交流？这才是文化交流；什么是内心的自由？这就是内心的自由。”可惜艾未未这样的自由与“当然”心态，在陈丹青看来，纯属个案。

　　在电影领域，郑洞天认为贾樟柯最近得奖的作品，延续的仍是10年前《小武》的风格、视角。“他还能不断得奖，只不过世界永远需要这样的片子而已。这不像伊朗的电影，一开始可能是因为他们为世界电影注入一股清流，但是后来他们能不断出现新东西，今年出了像《我在伊朗长大》这样的片子，他们成为了世界电影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戏剧领域，荣念曾记忆所及，他最喜欢的孟京辉的作品仍是1997年的《思凡•十日谈》。他非常推崇的另一位内地导演是林兆华，“林兆华曾告诉我，他现在只可以做翻译剧，因为能通过。但是我这几年观察他，发现他也慢慢把自己框在框框里。《刺客》的场面有力量，但与社会发展离开得有些远。如果离得近，来看的观众肯定有很多年轻人。结果《刺客》来的大都是年纪大的人，很多是林兆华多年的粉丝，来看一下林兆华出了什么新作品。”

　　比这一代文化人出现中年危机更让观察者们担忧的是，年轻人并没有及时地补充上来。两年前，当李安宣布他要将张爱玲的《色，戒》改编成电影时，在电影学院任教的郑洞天就告诉他的学生们：“你们学习的大好机会来了。《色，戒》是张爱玲最短的一篇小说，你们可以读完，自己去构思，再去跟李安做出来的东西做比较。”如今，关于《色，戒》的评论如火如荼，但是他的学生没有一个人给他交过这份“原创”作业。

　　另一个让他担忧的现象是，当他在大学里组织演讲或会议，学生发言时很少有颠覆性的、整体性的，很少对观念、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更多是一种锦上添花地去解读、阐释：“很多学生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好，但是他们在一个不提倡思考的教育环境下长大，虽然搞了艺术，但是很多——不是全部，是不想承担历史责任的人。”

　　市场化不足，在陈丹青看来，是另一个制约年轻人创造力发挥的原因。“现在都说艺术家在赚钱之后的心态会浮躁，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哪里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哪里也都还是有人能从市场里脱颖而出。如果充分市场化之后，一个人或一些人浮躁了之后，还有其他新人冒出来，补上去。我们的问题是二十几年只谈几个作者、画家，一批人出来后一直在一个位子上，底下没人上来，这才是不健康的。”

　　面向真实去对话

　　“您现在说话会受限制吗？”致敬盛典结束后，当陈丹青在休息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两个刚20岁的大学男生在他对面席地而坐，倾听之余不禁发问。陈丹青笑道：“不会。现在的进步在于有了体制外空间。”

　　来自香港的荣念曾提供了他的思考：“我认为‘一国两制’拓展了一个空间。内地和香港的互动、互相评议会产生好的影响。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空间，可以提供给内地艺术家大胆地创作。另外，大陆政府要争取台湾，提供机会让两岸三地文化上有所互动，这又拓展了另一个空间。”在香港，他一直呼吁特区政府减少对本地文化团体的保护，在批拨文化基金时，能对内地文化人一视同仁，让林兆华、孟京辉都可以去香港创办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