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暗渠
对掌管重庆市公安局的王立军来说,源自财政的资金远远不够,还需要来自社会的资金为其所用,服务于其目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基金会
“这1000万元早已被公安局批到基金会里去了,那个条款没有用的。”2013年3月1日,重庆非公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财经》记者。
三年半前的2009年8月,该促进会向王立军捐款1000万元。根据王立军的批示,重庆市警察协会运作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下称英烈基金)接受了这笔捐助。黄伟始终对外宣称捐赠时还有个条款:这1000万元“不是捐给重庆市公安局的,而是跟着王立军走。我们信任的是王立军本人”。
成立于1998年的促进会,自我介绍为“全市唯一一家能在第一时间将民营企业的呼声放到重庆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案头的法人社团组织”。
不仅仅英烈基金,在王立军一手运作下,重庆警方还成立了重庆警察人才公派出国留学专项基金(下称出国基金),接受来自企业界的大笔捐助。
更有甚者,在王立军的运作下,原应为公益机构的基金会成为了资金的过路渠道。由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担任副理事长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下称光华基金会),即在名义上投资了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和公安医院项目,但该项目的资金则与光华基金会无关,而来自大连实德集团。
自设基金
2009年3月18日,王立军再次来到重庆市警察协会。与2008年6月第一次拜访警察协会的老干部们时不同,此时重庆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一肩挑的王立军踌躇满志,将其策划英烈基金和建设公安医院的想法和盘托出。
王立军说:“有了英烈基金,我们不必靠别人怜悯过日子。有人在岗位上牺牲了,不构成英模,不构成烈士,基础抚恤金70万元。如果再有什么荣誉称号,就往上追加,到最后怎么也不会低于110万元。如果构成烈士的话,基本达到270万元没问题。”
当年9月28日,在英烈基金成立大会上,这一补偿标准定为:在岗位上英年早逝的,可获得70万元到110万元补偿;牺牲后,一旦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的,可获得170万元;获得烈士称号的,可获249万元。
这一标准确为全国最高。可供对比的例子是,早在2003年,公安部成立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对于烈士家属的抚恤金仅为2万元。
如此高的标准,谁来付费?王立军认为,企业界会为治安付费。王立军在警察协会说,“前两天,银行行长、移动公司老总、保险公司老总来警局,我说我可以见,但不能握完手就走。公安在为你们服务,我们交通管理不好,保险让你们赔得荡然无存,家庭产品被盗,社会治安不好,将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不要总拿公安机关当雷锋,都必须为警察英烈基金作出一点贡献。”
警察也得掏钱。按王立军的想法:“在职的正副厅级干部每个要交2000元-3000元,普通民警最低50元,今后从每月工资中再拿出2元-3元。”
在他的计划中,英烈基金首期募资6000万元,以后每年政府拨款200万-300万元,公安局每年出600万元,加上每年1100万元的收入,四年以后英烈基金达到1亿元。
没想到,2009年9月英烈基金成立之时,认捐金额即超过1亿元。其中,市级部门如期拨款600万元;在王立军的要求下,公安、武警合计捐赠1410万元,英烈家属捐赠60万元,社会群众1600多人捐赠360万元;其他捐赠190万元;大头则来自企业界,共7450万元,其中不乏如重庆隆鑫集团这样一次性捐赠1000万元的企业。
基金理事会是由重庆市警察协会而非市公安局出面组建。王立军意识到,“公安局再大也不能成立基金会,1分钱放在局里的账户都是违法的,只能靠警察协会。别说6000万元,6个亿对于协会来说也无所谓。”
英烈基金最终由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渝国信)发起,以信托计划的形式成立。渝国信原为一家国资背景的信托公司,后几经改制,由民营资本控股。其公告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9月27日,该信托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1.88亿元。
不过,由于英烈基金并不公布具体救助名单,尚无法确知其资金流向。
不到两年后,2011年6月,王立军又启动出国基金。该基金亦由警察协会出面,合作对象则变为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中西部警务人才公派留学计划”名义启动。
在计划启动仪式上王立军透露,警务人才公派留学目的在于“参与国际警务循环”。未来五年,重庆警局将每年选拔近百名公安民警、警务文员等,公派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深造。据介绍,首批英语培训人员涵盖该市各区县公安机关和重庆市公安局各警种,从众多公派留学备选人员中挑选而出。备选者将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经考核遴选后,于2012年初赴美国、新加坡等国留学深造。
出国基金并未公布捐赠名单。据《财经》记者了解,王立军于2010年8月“海选”出的150名特邀警风督查员踊跃捐款。其中,重庆海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泓、重庆春风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国强分别捐赠200万元,重庆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业华、重庆中瀚集团董事长季钲瀚共捐赠200万元。
借道光华
王立军和光华基金会结缘早在2006年。当年9月17日,一场颁奖礼在北京举行。光华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向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颁发了“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以奖励其在“车辆爆炸现场重建研究”和“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两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出席这场颁奖礼的,还有基金会新晋副理事长、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从2005年开始,徐明就多次向光华基金会捐赠财物。
该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2004年从民政部调整为团中央主管,其宗旨是奖励和资助科技人员和科技领域的青少年。经徐明搭桥,基金会与王立军结缘。王立军调往重庆后,经营网络视频设备的天地阳光通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经基金会撮合,与重庆市公安局做上了生意,并向后者捐赠了警用监控设备。
光华基金会和王立军最重要的合作,则是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和光华医院项目。
出于对刑事技术研究的痴迷,刑事技术中心工程是王立军早期最为重视的项目。2009年5月13日,他对刑警总队称,任职重庆不到一年,他已为刑事技术中心建设的问题召开超过十次的会议。
由于建设推进缓慢,王立军认为刑警总队“花好几千万建了个烂尾楼”,要为此负责任。如果再不推进,就坚决调整刑警总队班子。半年后,其亲信、来自大连海事学院的李阳调任刑警总队政委。
王立军最后决定,将这个地块的实际数量、价值算出来进行置换。不过直到2010年3月,置换工作仍未完成。他批评说,刑事技术中心的建设,“和伊拉克战场上的烂尾楼差不多,整个损失已经高达两个亿”。
两个月后,王立军对外称已经争取到9亿元投资。他设想中的这一技术中心规模巨大:占地150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有七个分中心,包括法医鉴定中心、DNA中心、理化检验中心、犯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现场勘验中心、颅面鉴定中心、视频侦查与人体形态学研究中心。
另外,他还将之与公安医院项目绑定在一起,列为重庆市公益工程。
关于公安医院,早在2009年3月王立军就对外表达过想法:这将是公安局自己的医院,在国家医药改革的基础上,加上财政补助,使公安干警的医药费用降到原来的15%。在给民警提供医疗帮助的同时,还要将公安“被社会拿走的资源”拿回来。王立军说,驾驶员体检、法医鉴定、交通肇事、戒赌所涉及的医疗费用,还有已决犯人、未决嫌疑犯的医院投送,每年起码几千万元。“试想一下,这几千万元拿回来,投入到公安医院,反哺给全市几万警察,是一个什么概念?”
王立军将两个项目捆绑在一起上报、立项以争取投资,不过在政府那儿遇冷。“公安医院只有王立军自己热心,其他人不怎么有兴趣,后来就搁置了。”3月6日,重庆市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上文所述的9亿元项目投资,对外公开的名义来源是光华基金会,但实际上来自徐明。
公开信息显示,刑事技术中心和公安医院建设的用地是在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D分区相邻的两个地块D18-5号和D19-2号。这两块土地的拿地人分别为重庆和生裕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重庆和生裕)和光华辉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光华资产公司),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参见《财经》2012年第11期“实德系断流”)。
其中,光华资产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一个月后即将股权转让给光华基金会,随后几度更名,如今名为辉煌同达(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光华基金会副秘书长梁范栋。梁兼任基金会办公室主任,负责投资事宜。2011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领先科技(000669.SZ),处以5万元罚款;任晋阳和梁范栋则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这是一项一举两得的投资。对于徐明,透过基金会渠道,将这一投资打上“公益”的光环,在缴纳出让金、土地税金以及相关政策上,都能获得优待。对于王立军,在不占据市公安局预算的情况下解决资金来源,是其颇为得意的创新之举。
但是,当时在国内大举扩张的徐明,实际上拿不出9亿元来。拿到地之后,他将光华医院用地抵押给银行,以利于资金的全国调配,致使该项目无法办理规划、国土等一系列建设审批手续。重庆市发改委网站信息显示,后来商定由北碚区政府先行垫资1.1亿元、光华基金会自筹0.9亿元来共同落实项目用地解押资金2亿元。
由于尚未施工王立军即已出事,光华医院项目随后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上述重庆市政府高层称,“这个项目去掉也就去掉了。”
【作者:《财经》记者 徐潜川 谭翊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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