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中国企业家】要重建“重庆打黑”中遭受重创的民营企业家信心，核心仍是逐渐改变“大政府”的经济管理模式。

　　　过去五年，重庆——这个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一段波诡云谲的特殊时期。尽管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打黑”也给这座城市的商业生态与官场形态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口。

　　要考察中国“大政府”的发展模式，重庆无论如何是一个避不过的缩影。由政府主导的大工程、大项目、大投资一度成就了重庆的经济建设亮点。与此同时，公权力对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干预与打压在薄熙来、王立军时期也行至巅峰。

　　随着一个特殊阶段的终结与落幕，重庆民企的创伤是否愈合，企业家们是否已经摆脱了恐惧，重新投入到这个西部经济中心的掘金大潮中？重庆多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又是否掩藏风险？

　　1月25日，重庆两会前夕，距离原重庆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恰近一年。本刊记者来到这个风波不断的城市，密集约访重庆政商两界，试图触摸与探寻遭受重创的民营经济状况，以及重庆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走向。

　　这显然又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时间点。政府换届的人事揣测还未尘埃落定，“赵红霞事件”又导致重庆市政府一夜之间将10位政府官员与国企高管免职，国资部门官员人心惶惶，纷纷拒绝本刊的约访。相对而言，企业家们没有失声，却也言辞谨慎，担心哪句话说不到位就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地产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尽管重庆市政府相继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打黑对企业家群体造成的创伤仍难平复，很多人放弃了继续扩大企业，并移民海外。

　　这是重庆当政者不愿看到的情况。3300万人口的重庆，民营企业只用三分之一的信贷资源，却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支撑了80%以上的就业，该群体的积极性长期受挫，势必影响重庆经济的活力与潜力。

　　薄熙来被调查后，无论是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短暂的主政，还是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都明确表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去年12月27日，孙政才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改善政务环境，对民营企业“多关心、多扶持、多服务，少干预、少检查、少添乱，真正做到放开、放手、放活”。

　　这在重庆企业家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台下所有民营企业家自发全体起立，雷鸣般地鼓掌，真的，大家都感觉重庆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了。” 参加座谈会的重庆锦天地产集团董事长卢志红对本刊表示。

　　但是，后来有些参会者也逐渐意识到，不能过于乐观，如何落实这些政策与指示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难的。

　　薄熙来时期的重庆重新定义与强化了官商关系，官大于商，权大于法，企业主人人自危。如今，要将这个被损害的商业生态彻底修复，重新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和谐与信任关系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做到，“不是说发一个政策，吹两股春风，照照探照灯，就过来了。”上述地产老板直言。

　　在他看来，经过了打黑的生存考验后，重庆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的参与感反而更强了，他们密切关注着政治的风向，谨慎地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在不断试探和寻找着与政府官员合适的安全距离。而背后散落一地的，是这些曾经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们黑暗的记忆，丢失的梦想，和被摧毁的创富精神。

　　这是一种弥漫在企业界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情绪。正如置身于重庆高高低低的建筑之中，慢慢就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矛盾之处，即使是在最繁华之地，也隐藏着老重庆的气息，那些潜伏于犄角旮旯的破败感与大都市的野心相互交织，让重庆这座城市显得变幻莫测。

　　黑暗岁月

资料图片

　　坐在观音桥的一家咖啡馆里，周力(化名)放下手机，神态略微放松，熟练地卸下了手机电池。打黑风暴中的重庆希尔顿股东彭治民被抓时的一项罪名为：对打黑除恶和公安机关依法管理“颇有微词”。为了避免言谈被官方追究，在打黑风暴高峰期，饭桌上大家会不约而同如此做。周力至今保留了这种小心翼翼的习惯，聊天中他反复强调：要匿名，不要录音。

　　尽管未身涉打黑风暴，那几年依然是周力最战战兢兢的年份，以绿化等各种名目参与的捐款，他估摸着几年下来不少于几百万，“为了自保，谁都没有少捐钱。怎么办？要不到其它地方投资，要不移民，要不花钱买平安呗。”

　　周力亦是今年重庆市的政协委员，身处工商联界别。今年的重庆政协会议，企业家代表们不再像前几年那么噤若寒蝉，但抱怨仍然是主流，融资难、玻璃门、弹簧门，这些民营企业的普遍问题在重庆只多不少。

　　也有十分刺耳的声音。一位政协委员就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重庆市政府对于打黑的反思不够，目前仅仅把所有罪过归于薄熙来与王立军，“难道仅仅是一个王立军跑到大使馆？”

　　参加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为了安抚与激发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心，他在会上回顾了重庆历届政府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比如贺国强在任时期安排尹明善做工商联主席。

　　马正其同时向企业家们承认，薄熙来时期确实对民营经济谈得少，确实在民营经济方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挫伤了民营经济的感情、友情。紧接着，他引用了邓小平的谚语描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肯定，“没有国有、民营，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台下掌声阵阵。

　　的确，自薄熙来被调查后，重庆市政府开始旗帜鲜明地表达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并召开隆重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告诉《中国企业家》，这些文件主要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角度，在扩大投资领域、放宽经营条件等45个方面提供政策支撑。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并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每年安排20亿元作为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德江书记来了几个月，弄得气氛挺好，但只是打一剂强心针，让大家安安神，很多人已经神志恍惚了。”重庆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邱继烈告诉《中国企业家》。

　　在他看来，之前打黑打得太猛，上千亿的民间财富被这场运动搜刮，当时社会层面上稍微有点气候的老板，非常谨慎，着惊着寒，随时准备逃离，“按照重庆话来说就是，收摊了，不干了，我认识很多老板，基本上都没有五年前发展期那种创富的野心和自信了。”邱继烈说。

　　按照重庆企业家圈子的说法，当时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移民加拿大，其中不乏重庆商界的大佬。邱继烈的一位朋友是房地产开发商，虽然躲过第一轮打黑名单，但在王立军最疯狂的时候(已当上副市长)还是没有幸免，当时王通过重庆市纪委、公安、税务、工商等，联合开了一个募捐会，他的朋友就是被邀请者之一，“去了以后王首先讲话，说‘很多人反映房地产行业是暴利，包括涉黑，但是我相信，今天来的都不是这两种情况’，最后出门的时候一个人最少5000万。我那个朋友是躺着中枪，他本来已经移民加拿大了，公司已经挂靠宗申集团，结果那人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邱表示。

　　两年前，也就是2011年重庆两会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将“缩差共富”定为重庆两会的主基调，曾让躲过打黑风暴的企业家们由战战兢兢变为诚惶诚恐。身为重庆大渡口区工商联主席，卢志红很快接到不少企业家的电话：“卢主席，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企业家们相约喝茶聊天，分析政策风向。“我只能引导，告诉他们政府没说把你的财产拿来分了。”其实，卢志红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大不了我的私人财产给你充公。”卢说，许多民营企业家已无心经营，就是保安全，躲过打黑风暴以后抓紧转移资产和移民。

　　坊间的一种说法是，2012年8月工商联换届之时，统计部门做了专门的统计，当时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重庆向四川省投资的民间资本达千亿，而四川到重庆投资的只有三四百亿。

　　2012底，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仅一周，就组织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们的“心里话和大实话”，足见政府充分意识到打黑给商业生态与企业家信心所造成的破坏。

　　“至今许多私营企业老板仍然如惊弓之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告诉本刊记者，由于许多打黑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企业家的观望情绪仍比较浓厚。2011年下半年，童之伟曾到重庆实地调研，并发表报告指出重庆打黑是削弱或变相剥夺私营企业，并以其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打黑期间，被判重刑和被剥夺个人财产的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人，都是身家过亿的私营企业家。

　　打黑对于重庆民企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为，虽然身涉打黑风暴的企业从数量上而言占比并不高，但只要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没有真正改善，其给民营企业家群体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遗留问题

　　“努力消除薄熙来、王立军案件的严重影响，实现了全市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月26日上午重庆人大会议开幕时，市长黄奇帆用极简练的语言总结过去的2012年。列举重庆市政府经济建设工作的诸多成就、新的计划与目标后，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提出，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廉洁从政。

　　如果将此看作是一场执政演说，黄奇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似乎没有打动一些民营企业家，“稍微有一点失望，报告中民营经济提得不多，也没有新的支持措施出来，市政府在清算重庆打黑遗留问题方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位民营企业家私下对记者说。

　　其所说的遗留问题，即是对重庆打黑期间一些“冤假错案”的重新审理与平反，以及涉黑资产的归还与处置。在部分企业家内心深处，这意味着重庆对打黑的真正反思，惟其承认和正视所犯的错误，才能真正取信于商界。而这也成为横亘在政府与企业家群体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

　　夜晚，以解放碑为圆心所形成的重庆商业中心繁华未减，这里一直是地产商所争夺的黄金地块。重庆地产商李俊曾以4000多万元购得距离解放碑不到百米处的一块土地，意欲打造重庆地标性商业建筑。如今，李俊因涉黑流亡海外，这块土地也早被转卖给当地另一地产商。

　　自2010年10月李俊从成都飞香港离境，至今已有两年多。1月29日晚上，远在海外的李俊给本刊记者打来电话。“唱红打黑之后，现在重庆总体情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李俊告诉《中国企业家》，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涉黑而被没收的俊峰集团核心资产俊峰置业已经归还给家族，当时扣押的2亿元现金也由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分14次返还给公司，行政、财务、人事权已全部归还给俊峰置业，负责管理俊峰置业资产的091专案组也于几个月前撤出并解散。

　　李俊作为“黑老大”被控涉黑涉黄等七宗罪，不少亲属目前仍在监狱服刑。他表示，三日之内，代理律师李庄将会把诉状提交到重庆市检察院等部门。李俊试图为自己平反，但对短期内回国并不抱希望，因为至今为止重庆打黑过程中被抓或判刑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尚无一例申诉成功和平反。

　　李俊说自己心态很平和，目前政府帮扶民营企业的倾向很明显，但说到底还需要政府直面过去。王立军、薄熙来落马后，像李俊一样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的“黑老大”们开始看到希望，积极进行申诉。这甚至让法院左右为难，虽然这些被打掉的民营企业家案情与罪名有夸大，但也并非全无瑕疵。

　　重庆南岸区渝都监狱8队，56岁的“黑老大”黎强已入狱三年。对于黎强亲属而言，涉黑资产的追偿渠道尚不畅通，目前主要精力还放在刑事案件的申诉上。黎强26岁的女儿黎俊向本刊表示，她在父亲入狱后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近一年除工作外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父亲的案情，不断向各级司法机关投递申诉书，直到2012年11月第一次收到来自司法机关的材料反馈。

　　1月份，重庆打黑中被起诉的民营企业家王能过得也不太平。他的代理律师，同时也是马当案的代理律师宣东，于1月下旬接到重庆当地律师的消息再度赴渝。宣东感觉到，在涉黑资产处置方面，风向正在发生变化。

　　宣东说，张德江副总理来重庆时有个比较积极的举措，就是强调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性。当时重庆高院开始开放申诉渠道，“谁都可以提交申诉材料，高院都会接受，但是维持现状，不答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高院曾对没收、扣押的涉黑财产进行摸底，尚未处理完毕的暂时先不要动，超扣的部分都退回去。十八大之后，重庆高院开始从全市范围内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查看彭治民、黎强、龚刚模等大案件的卷宗。

　　但1月上旬，风向突然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据说专案组将被撤销，并且专案组提出执行已生效的刑事判决。“王能案件很奇怪，法院要执行判决，让他把判决书认定的财产交给政府”，宣东感到奇怪的是，既然还在申诉阶段，为何突然执行判决了呢？

　　信任裂痕

　　官与商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复杂的关系，重庆打黑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相互误解，乃至观念上的对立。

　　时至今日，周力依然记得自己请一位区县领导吃饭的情景，这位领导喝了几杯酒以后说：“你们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资格跟我吃饭！要不是某某，不是他的话，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坐在一起。”

　　那时是薄熙来主政时期，许多区县领导牛的不得了，“在他们看来，天上玉皇大帝，地下县委书记。”周力说，现在区县领导已没有那么嚣张，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企业颐指气使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也是重庆高层不断强调重视民营经济，但企业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核心原因。

　　学者秋风指出，过去重庆实施的唱红打黑、政府强力推动农民进城、政府大力兴建保障房等政策，都指向强化大政府的管理机制。

　　“打黑嘛，最多是一种形式上的震慑”，多位重庆民营企业家感到，薄王时代真正影响深远的是大政府的强势作风影响到了区县的行政风气，“他们觉得自己是人民的主人，要的只是尽快出政绩”。

　　周力说，这种行政作风体现为不诚信，没有法制观念，随意侵害民营企业的利益和打压企业家。黄伟所在的重庆非公经济促进会设有民营企业家投诉中心，时常遇到各类投诉。在我们见面的上午，黄伟刚刚接待过一位民营企业家，他遭遇的问题是在某区县投资后，与领导的亲戚发生矛盾，项目被压住了。

　　一位女企业家也在重庆两会上提出，政府应当重视招商前、招商后的诚信管理。比如有些签署好的协议，换了领导就不认了。周力身边也有类似的案例，规划局文件已批复，方案也设计好了，政府突然称该片土地需要建公园，要求开发商退出几十亩土地。

　　在许多当地企业家看来，行政之手不仅伸得太长，而且手太多，“前前后后都是手。”黄伟说，要民营企业发展，就必须扫除一些固有障碍，这些障碍表面上看是行政单位、工商、税务、公安、卫生，但实际背后力量是区县政府。

　　打黑之后，走访重庆民营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和传统汽摩行业的企业家，听到的抱怨“一箩筐”。这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行业是打黑的重灾区，也是政府垄断土地经营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重庆对传统的汽摩产业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和重视，力帆、宗申、隆鑫等几家明星企业都在转型中遭遇困难，政府则将更多精力投向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而重庆主流企业家恰恰多来自地产和汽摩行业，难免心生失落。

　　近年，在重庆商界关于政府重国资轻民资、重外资轻内资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但接触到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两个群体时，会感到双方巨大的鸿沟，许多相同话题的讨论，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理解。

　　“说政府重视外来企业，不重视本土民营企业，这是不对的。”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仅从目前政府的资金投资流向看就不成立，投到民营企业比重达到49%，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加起来才51%。

　　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不得不做的事。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对本刊表示，前几年汽摩产业占到了重庆工业产值的40%以上，可以说一业独大，汽摩行业一旦下滑，企业会非常困难，政府也会非常被动，因此必须调整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十一五”开始，重庆就提了一个口号，叫做“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并重，大力招商引资，抓住产业转移机会”。

　　重庆官方看来，这就是近几年发展产业经济的基本逻辑，比如笔记本电脑在引进项目的同时，要求必须当地企业提供配套，目前有700家民营企业为此产业配套，这实际推动了本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升级。

　　“并不是说重视谁，不重视谁的问题，而是说从策略上来讲，通过怎样的路线图来实现本土民营企业改造升级，并不是撒一点钱，给点政策支持，这解决不了民营企业改造升级的根本性问题。”沐华平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至于政府和市场哪只手多一点，哪只手少一点，倒在其次，而要看政府有没有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恰恰遭到了社会及许多企业家的误解，认为政府干预过多。

　　再有一点就是，重庆市政府认为，国有、外资、当地民营、外地民营都需重视，不能仅针对本地民企制定特殊政策。沐华平说，2012年重庆私营个体投资同比增长42%，甚至吸引了很多重庆籍企业家回渝创业，这便能说明问题。

　　在重庆，政府对民营企业不可谓不重视，但更多的不是服务，而是管理。最近一段时间，邱继烈的私营企业协会要改名为“民营经济协会”，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名字在民政部门通不过，“他们觉得民营经济概念很大，在重庆有93个主管部门在抓民营经济，为什么你们叫民营经济协会？”

　　“政府操盘”何去何从

　　重庆两会召开前，曾有传闻称，今年61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将卸任，调任中央某部委任职，这一度成为重庆官员、企业家乃至街谈巷议的热点。

　　黄奇帆的去留如此牵动这个城市的神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借鉴上海经验一手缔造了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集中分散的政府资源，成立了重庆“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

　　过去十年来，“八大投”利用国有土地杠杆撬动，向银行和市场借钱投入基建和国企改造。这种运筹财政和国有资产的模式，使得地方财政狂飙突进，5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超过35%。也因此引发与民资夺利，挤占市场空间的争议。

　　重庆采访期间，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提到了“八大投”，认为其干预了市场竞争。“企业家群体的最大期待，归根结底还是目前的经济发展受制于政府统管，尤其是八大投，但这个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了。”邱继烈告诉《中国企业家》。

　　不过，近期关于重庆将调整“八大投”模式的传闻也甚嚣尘上，称重庆市政府将合并“八大投”为两家或者三家，甚至通过个别破产来削减负债，并通过整体上市充实资本。一直以来，外界对于“八大投”的负债十分担忧。据报道，2012年，重庆贷款余额有1.2万亿，其中大部分贷给了“八大投”，且贷款利率按基础利率下浮10%左右。

　　在赵红霞不雅视频事件中，重庆城投集团副总经理粟志光、重庆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等多名国资系统负责人落马，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国资贪污腐败的猜测。

　　众多民营企业家与研究者眼中，政府运作庞大的资产无论效率，还是廉政方面都有着不小风险。一位当地学者告诉本刊，重庆很多国有控股公司都是通过不断增资扩股来弥补亏损，包括西南证券、安城财险、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由于经营不善，只能不断重组，不断扩股。

　　两会结束前，黄奇帆成功连任重庆市长。新任期里，他仍将面临“八大投”模式的转型和高额的地方债务。对于“八大投”，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认为，外界多有误解，“其一它仅是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帮政府理财，不是为自己赚钱；二是八大投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从最初四十多万亩到现在二十七八万亩，谁都知道土地是最值钱的资源，手里有资产，负债能有多少？负债不像外边传的那么大，在可控范围内。”易小光表示，虽然重庆本地民企发展不尽如意，但由于基础设施、交通、就业的改善，经济确实是发展起来了，要承认这种模式的成绩。

　　“这不是玩文字游戏，重庆企业主体五年前只有70多万个，现在130多万个，如果说今年GDP多少，你可能不信，但企业主体摆在那儿，你要是不信，就没办法讨论了。”易小光认为，目前重庆非公经济占比63%，其中外资与非本地民营占40%，本地民营占其余20%多，而这正体现出重庆开放的心态和胸怀，不能只靠本土民营企业来发展。

　　如今，重庆官方试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清除薄王时代的遗迹，这与民企期望的大力度纠错有一定落差。 “打黑时不管是否自愿，政府部门参与人太多，牵涉面太广，政府显然希望把存量的民企做好，把黎强放出来又怎样？已是满头白发。”一位企业家如此揣测。

　　五年前，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曾力推“森林工程”，重庆市树——黄桷树被银杏、水杉、香樟取代。不过，这些树种在重庆有些“水土不服”。如今，有心人会发现，就连两会会场外的银杏树上都挂着不少人工树叶。

　　2月21日，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带领官员植树的活动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孙说，“我们还是要种树，但是要种植适合重庆生长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