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去观察

　　■ 文/吴  亮  (著名文艺批评家、《上海文化》杂志主编)

　　我也许是一个有预见能力的人，但我不能预言一座城市的未来

　　今天，我完全像是个意外的闯入者。两天前，我和本次沙龙的组织者在进贤路的一个咖啡馆阳台上晒太阳，我们以闲聊的方式讨论某些有关这个城市的话题。进贤路很安静，阳光耀眼，阳台斜对面是陕西路，车来人往。我们处在城市的腹地，感觉非常奇妙，那天我好像谈了很多，我说我是一个谈话者，我不是演讲者。今天来到这里，面对这么多陌生人，我有点恍惚。

　　此刻，我想起20多年前，那时我写过不少预言将来的文章，文学，还有当代艺术。我对一些作家和画家的预言，非常荣幸，我对他们的预言大多都被时间所证实了。现在我或许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有预见能力的人。但是，我不能对一座城市将来的发展做预言，因为我的预言多半基于对一个艺术家的认识，对一部作品的认识，这种认识能力依靠的是经验和直觉。

　　我们知道，经验和直觉是不能用来预言一个城市未来的。虽然在1984、1985年那会儿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城市的书，那时候中国的城市还在停滞中，现在拿这书出来看，书中我说的许多现象，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都出现了。

　　在1990年，我说作家将被遗忘，明星与偶像将取而代之。这些预见都曾经先后被证实。问题是二十年前我还是年轻人，我敢说。但如果今天再让我预言未来，我会茫然不知所措。不仅我对将来无法把握，甚至我对今天都无法把握。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一部小说叫《看不见的城市》，描写马可·波罗到中国来，见到了忽必烈。马可·波罗在御花园内，映衬着夕阳余晖，对逐渐老迈的忽必烈讲述五十五个看不见的城市。忽必烈则扮演听众的代言人，一面聆听着像谜一般的描述，一面诠释、发问、辩驳，并尝试找出其中的类型。后来忽必烈问他五十五个城市到底是什么地方？马可·波罗回答所有这些城市其实都是威尼斯。马可·波罗的结论是，只有一个一个被“分割的威尼斯”，而没有“一个威尼斯”，所以卡尔维诺称它为“隐型城市”。同样，我也认为不存在一个惟一的上海，却有无数的上海，这个上海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是不一样的，在会议讨论之外，上海也许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

　　马可·波罗来中国之后，陆续到中国来的都是西方传教士。上世纪90年代末，怀旧开始了。书店里可以看到许多老上海明信片，老照片，都是无名氏拍的，传教士、冒险家以及记者。

　　中国以外的人看中国，上海以外的人看上海，也许他们才有惊奇发现。现在轮到我们对那些老照片惊奇了，久住一个城市是很容易没感觉的，我也是，我对身边的景观变化特别麻木。

　　我今天本打算坐出租车到这个会场来，可是连续两部车的司机都说不认识财大豪生酒店。一个天天在这座城市里转动出租车司机不认识这座城市的道路，真是不可思议。无奈我改乘地铁，从一号线换两号线，再换三号线轻轨，轻轨紧挨着密集的高楼，它非常粗暴地穿越城市，把城市割裂了。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座超级大都市，每天几百万人在里面移动。

　　我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现代化的潮流当中有一种潮流就是反现代。十九世纪以来，这种呼声，这种感受，这种愤怒，这种不愉快、荒谬，始终没有停止。

　　发展当然不可逆转，但是历史的进步仍然让我的感受是如此不舒服。我喜欢新事物，却又时不时夹杂着厌恶。

　　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央视新大楼，建筑师库哈斯以前是艺术评论家，荷兰人。他可能觉得在荷兰已经是无用武之地了，就像拉姆斯菲尔德说的，欧洲成了老欧洲，没有活力了，于是他就到美国去了。二十一世纪初库哈斯到中国来，他当时写了一篇很煽情的文章——《大跃进》，用一种非常狂热、冲动、亢奋的语言正面描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这种正面肯定我想一定博得了中国规划者的好感，也为他后来拿到新央视大楼设计订单铺平了道路。

　　以前，西方艺术家和诗人在说到纽约时没什么好话，詹姆斯甚至把曼哈顿比喻为“一把倒置的缺齿木梳”和“一块插满了针的软垫”，只有库哈斯兴奋地称赞纽约的癫狂，把纽约的粗鲁，混乱，纷杂，拥挤形容为“能量的内爆”。果然，他终于将“内爆”、“粗鲁”、巨大如恐龙般的作品如愿以偿地矗立在了北京，离故宫不远的地方。北京迷宫式的，非常莫名其妙的道路，已经把这个古城弄得支离破碎，完全不像个样子。我去北京时曾经问过司机，为什么你们司机常常要乘客带路？我每次到北京，都得麻烦朋友接送我，因为司机几乎全不认识路。有一次我打出租车，去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还有一段时间限制私家车，双单号，用朋友车不方便。我问司机为什么北京市的司机都不认识路，他回答说，老北京不愿意开出租，待遇太低，大部分开车的全都是来自怀柔和昌平的农民。

　　这种情况今天也出现在上海，上海的司机今天对我说理直气壮地说他不认识财大豪生酒店。

　　我的感受是，在一个规划的宏大蓝图后面，在它的底部，生活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我关注心灵，其实我只是关注日常。我们不是生活在蓝图里，更不是生活在数据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灵，都有感受，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统统在朝一个方向奔，但我们必须问：这种奔的代价是什么？

 

　　壮年上海的智慧

　　■ 文/陈  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好像理解一个生物机体的发育和成熟。未来的上海是有活力的上海

　　我有意选择了看上去跟我的经济学背景无关的题目，其实是想传达这样一个意思：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好像理解一个生物机体的发育和成熟。

　　细胞，裂变中的新生

　　今天我们谈上海“两个中心”的建设，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改变”。这表明，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对未来的憧憬。不管需要多长时间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能否定的是一定会有大的改变。我们怎么样形象地来描述这种改变？我首先选择了这样的词：“细胞，裂变中的新生”。我们可以想想看，在一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细胞是由个人构成的家庭。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提高，我想会出现几类家庭内部新的名词。

　　首先会大量出现“金领先生”，他们收入非常高，越来越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钱，这样就会催生出个人理财服务。同时，他们会越来越有才，但是他们自己又觉得需要充电，会衍生出高端培训。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有病，但是查不出病，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太大，往往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会引申出高端服务业、休闲娱乐等等的需求。上海会出现老龄化趋势，会催生出“托老服务”。还有，家长们都认为下一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未来对子女教育也会越来越重视……这样的家庭变化实际上给城市带来了很多商机。

　　这个时候企业也需要变化。我个人对中国的民营企业非常看好，而恰恰上海这个地方民营企业发展远远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在企业层面上进行所有制的重构，民营企业应得到快速的发展。同时，企业的规模不断地分化，大企业要不断做大，这种大企业并不是说用政府的力量扶持起来——这不是真正的大企业。应该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行为而形成的大企业。同时，小企业也要大力发展，并且是有竞争力的小企业。从融资方面看，企业的融资渠道应该多元化，我们现在太多依赖于银行。未来，企业的债券融资需要大大发展，相应的，就会出现本地的授受评级服务机构，这就会进一步加强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可以想象，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细胞在不断地发生裂变。当我们家庭和企业都在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一定会带来行业与职业的变异，具体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需要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来判断。

　　活力，成熟的力量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的是“活力，成熟的力量”。未来的上海是有活力的上海，这是在成熟中体现出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想应当是壮年城市的创造力。它来自于哪里？一是基于知识的硬实力，比如说，应该有研发的能力。但我特别想讲另一方面的软实力，这应该是一种城市的品位、风格和文化。比如说，在需求方面，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更多的是看价钱，就是要低价。未来，我相信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偏好会越来越多样化，个人更加注重价格之外的其他内涵。同样，在生产方面，产品也不只是通过价格竞争走向海外市场，走向国内市场。生产者应该更多的关注产品怎样符合人性化，符合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这就会催生出工业设计，包括广告等创意产业。

　　我们时常谈到未来会展业的发展。但是，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只是关注价格，会展业就不会有生机。只有消费者的品味上去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和生产方面的基础。这样的文化我们是不是具备？我觉得现在来看还不是很乐观，我们现在很可能是“有知识，没文化”。我们今天讲到海派商业文化，海派文化是什么？我们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小资情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海派文化的主流。未来海派文化的主流应该体现自由、开放、包容的精神。

　　相应的，经济的发展就应该在竞争、多元和淘汰上有所体现。就像自然界一样，物种之间应该有竞争，而且因为有变异，产生多元化的竞争。优胜劣汰，弱者会被淘汰。但是，经济社会不应该这么残酷，我们对一个弱者的淘汰应该是有人性关怀的淘汰。现在大家都在讲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但是我们有没有对失败者的关怀机制和淘汰机制，我们对企业有，对个人没有，也许这是未来需要的，比如说，应该建立起个人破产制度，这对鼓励创业也是有益的。

　　对企业来讲，我们现在有竞争，但是竞争不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在竞争的时候可能对民营企业是歧视的；上海对本地的企业觉得是自己的“儿子”，对外来的企业觉得是人家的。这样就不是多元化的竞争，甚至有时连竞争都达不到，一些行业还存在着进入壁垒，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活力？

　　生态，复杂中的有序

　　第三个主题词是“生态，复杂中的有序”。随着城市有机体的发育和成熟，城市系统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有活力的壮年城市将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比如说，上海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和世界进行交易的窗口，当我们面向海外市场的时候，我们要与海外的制度衔接，但是同时我们又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里就会产生制度衔接的偏差。比如说金融方面的会计、法律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不一定衔接得上。我们要建金融中心，就必须在制度上面有所准备，并且，即使形式上准备好了，也需要注意实施中是否走样。又比如说，上海需要更多的创新能力，因而呼唤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但中国很多地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不够的。再比如，在未来十年里，经济的同城化，特别是长三角同城化，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但是地方政府是从本地利益出发来进行决策的，这样就会对经济一体化造成严重的障碍。

　　治理能力的挑战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治理态度的问题。经济发展了，企业成长了，就好像孩子长大了，政府能否放手？政府能否不断地从微观的干预中退出？更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成长了，“油水”也更多了，政府能不能舍弃？这些对我们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提出了很多层次的挑战。随着对政府管理和制度建设的要求不断地提高，上海建设“两个中心”，需要政府有大智慧。

　　我说政府需要大智慧，这里的政府不只是上海的政府。首先，中央政府也需要大智慧。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与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有关。经济学里有一个说法叫“GDP的考核”，意思是说，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官就可能升迁。这样属地化的管理考核机制事实上和区域之间经济的一体化有抵触的。未来，中央政府怎么样考核地方政府，这里就很需要大智慧。

　　上海政府也需要大智慧。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土地利用效率更高，但是上海的土地又是稀缺的。怎么办？是不是可能在制度上提出，中央政府允许对建设用地的指标进行跨地域的交易？

　　内地的政府更需要大智慧，市场一体化了，经济一体化了，看上去人才往上海跑了，经济活动往上海跑了，短期内对内地经济的总体增长可能是相对受损的。但是，如果上海发展更强大了，有些业务可能会转移到临近的地区，上海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承载能力也有限，很多资源，优秀的人才，包括资金也会往内地流。长远来看，经济的集聚发展和区域间平衡并不是矛盾。我们是可以达到经济的集聚增长和地区之间平衡增长之间的平衡点。

　　总之，为了配合上海“两个中心”的建设，需要中央政府、上海本地政府，以及内地其他地区的政府都在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体现出一种大智慧。

　　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五点政策”

　　1、对注册在洋山保税港区内的航运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2、对注册在洋山保税港区内的仓储、物流等服务企业从事货物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3、允许企业开设离岸账户，为其境外业务提供资金结算便利

　　4、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骗退税措施的前提下，研究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以鼓励在洋山保税港区发展中转业务

　　5、探索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管理制度，更好地发挥洋山保税港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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