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农民反映的补贴产品价格高的问题，张振之表示无法多谈。他告诉记者，有的产品价格可以涨，有的产品价格应该降，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制约原则。但他同时表示，价格问题是应该引起重视，只是今年价格制订的权利下放给企业，农机局只是查验合同执行情况，农民应该和企业去谈。

　　企业、农民希望实行“普惠制”

　　虽然对于价格问题各方反映不一，但提起补贴受众面窄的问题，农机主管部门、企业以及农民的意见则几乎保持一致。

　　“虽然国家今年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农机补贴款，但享受不到的人多，有意见的人自然也多。”张振之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增加补贴资金。另外，补贴范围也可以再宽一些，目前国家重点推广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的农机具，事实上，目前很多经济型农作物也需要农机补贴，如花生、棉花等农作物。

　　“当然最好能走向‘普惠制’。”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晓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受资金限制，一开始“普惠制”的步子可以迈小一点，例如可以先对拖拉机产品实行“普惠制”。因为经过近几年农机补贴政策的推动，目前拖拉机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已经不低，如果再增加一些资金支持，完全可以对拖拉机产品率先实行“普惠制”。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企业普遍提出，希望对部分主要农机产品采取“普惠制”。即根据不同产品确定不同的补贴比例，农民购买时付全款，再持凭证到指定的银行领取补贴。这样，资金不再需要农机局逐个审批放行，有利于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加快企业资金回笼。

　　“过去，由于补贴资金有限，不具备实行普惠制的条件。现在补贴资金大幅增加，而国内需求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我们认为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一位农机企业负责人这样说。

　　潍坊市房子区坊安街办东王松一村村民许忠涛告诉记者，他今年特别想买拖拉机，虽然辛苦排队报了名，但最终也没买到。“拖拉机是农村最常用的农机产品，应该人人都可以享受补贴才对。”许忠涛说。现在这种有人能享受、有人不能享受的形式，总给人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农机补贴政策执行调查之五

　　专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方式应重新设计  

　　今年我国农机具购置补贴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0亿元，国家对农机具的补贴比率达到了30%，这样的补贴力度，广大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中央的惠农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一些已投入使用多年的农机具型号终于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忧的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如回扣成风、经销点受限、补贴款被截流等诸多问题。

　　调查时，记者发现，不少农民抱怨，他们购买的农机具大都在价格上涨后才进行补贴，换句话说，国家给的补贴，都被涨价的指定农机具产品给抵消了，有的农机产品价格甚至上涨了15%到18%，使本就有限的补贴空间被挤压。但也有不少企业和经销商反映，享受补贴的产品价格上涨，是中间成本增加所致，并非有意为之。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纰漏？

　　农机具涨价必然的背后是制度的缺陷和监管的缺位

　　农机具涨价后再补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任常青向本报记者分析，一方面反应了农机具生产商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而提高农机具销售价格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反应我们现在的农机具补贴制度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目前的补贴政策及程序导致涨价是必然的，问题的核心在招标指定购买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粮食涨价的速度一直赶不上农机涨价的速度，农户相对分散，处于弱势，而农机部门相对来讲比较强势和集中。指定购买某种产品，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而目前的监管又很难跟上，所以涨价是必然。

　　郑风田认为，造成必然涨价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企业为了获得产品的“指定购买”权限，必然想办法进行公关，这是一个很大的灰色空间。二是企业一旦拿到这个权益，就容易形成垄断，拿到这个事实上的垄断权，不少企业就有了很强烈的涨价冲动。他们会以各种借口，通过各种途径或明或暗地涨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农机具补贴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进入补贴名录，只有购买进入名录的农机具才可以得到补贴，因此，进入名录的农机具在市场上就具有了“垄断”地位，农机具生产企业拥有定价权，因此它可以通过提价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截取一部分国家补贴。加上对这种行为的监管不到位，例如监管手段落后、监管成本太大等，涨价的现象就很难避免。

　　该整治的是流通环节，不能否定补贴政策本身的意义

　　那么，没有补贴，农机具价格就不上涨了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向本报记者分析，不排除有些商人为了钻补贴的空子，有意涨价。但从市场的角度，产品价格有波动实属正常，即使不补贴，也会存在这个问题，该整治的是流通环节，不能否定补贴政策本身的意义。

　　但不少企业和经销商似乎也有自己的苦衷——享受补贴的产品价格上涨，是中间成本增加所致，并非有意为之。比如，补贴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补贴资金结算周期过长，导致大量资金被占用，这对农机具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随着补贴额度的增加，这种低效率的操作方式必然会让农机具企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也是上面提到的农机具生产厂家不得不涨价的原因之一。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生产企业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结算的过程太长，一般要求一个季度结算一次，而实际上很多地方是每半年结算一次，有的甚至是一年只结算一次，这给企业带来了资金压力。

　　而企业成本的上升就转嫁到本该因补贴而受益的农民身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郑风田认为，农机局参与是最大的问题，不少财政补贴的产品，一般主管部门喜欢搞招标指定，这个招标看似公平，其实背后存在太多的灰色寻租空间。

　　比如说，企业为了能够招标成功就会花大力气去公关，这无形中就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一些招标制度似乎挺公平，事实上这里面的猫腻大着呢。”郑风田说。各种利益都会在里边，企业与主事官员操作的空间很大。其结果并不是优者胜利，而是台下工夫做得足的中标。由于中标活动使用了不少钱，必须把公关成本收回来。这个成本自然要摊到产品上，让农民来承担了。

　　补贴方式需重新设计

　　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由农机局参与的操作模式，参与补贴的农机具价格上涨是否就无法避免？企业所反映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企业的问题，在任常青看来，解决方式有两种，一是财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缩短资金结算周期，尽快把补贴资金划拨给生产企业。另一种方式是改变现有的补贴发放方式，财政部门可以把补贴资金委托给金融机构发放，农民全款购买农机具，凭厂商或销售商的销售证明和农机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到金融机构领取补贴，这样既减少了财政部门的压力，又解决了农机具生产厂商的资金占压问题。但他认为，只要还保持目前的人为操办补贴程序，必然还会存在诸多扭曲市场的做法。

　　党国英建议，不要限定补贴的农机具范围。只要符合国家技术标准，都应纳入补贴范围，农民用竞争的价格来买。即谁家的农机产品价廉物美，就买谁的。而后再通过国家把补贴部分报销。

　　补贴是一种好的制度，但是补贴制度需要有一个适合的执行方式。大多数补贴项目失败的原因就是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要么执行不力，补贴不能到达所需要的人手里；要么执行成本过大，虽然能够保证到达受益人手里，但是执行过程中的高额成本抵消了补贴的效果。

　　任常青告诉本报记者，农机管理部门利用农机生产厂商迫切进入补贴名录的心理，对农机厂商乱收费，例如收取农机推介费；还通过召开产品推介会、现场会、发布广告、公告等方式收取企业的费用，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些费用实际上把补贴资金变相转移给了农机管理部门。理论上说，增加补贴会促进产品的销售，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进而会降低产品的市场价格。而现在的补贴操作方式不但没有降低企业的成本，反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那么，要改变这种方式在制度上又该如何设计呢？

　　实行“普惠制”还是发放“补贴券”

　　可以采取“普惠制”的方式，或按照销售量来补贴企业等方式。任常青认为，农机具补贴走向“普惠制”是一个发展方向，随着补贴额度的不断增加，实行“普惠制”补贴方式的机会越来越成熟。

　　“普惠制”的方式可以从制度上消除农机具补贴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建立一个竞争有序的农机具市场。现在的农机具补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机具市场的补贴特征。一方面生产厂家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进入补贴名录，期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企业在产品研发和提高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因为只要一旦进入名录，企业就会获取丰厚的回报，不用再考虑市场的竞争。实行补贴普惠制有利于打破目前农机具补贴操作中存在的违规现象，减少补贴的损耗。有利于农机具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改善服务质量，农机具生产企业无需再耗费大量精力争取进入补贴名录了。这样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加规范的农机具市场，而补贴依赖型的农机具市场不利于中国农机行业的发展。

　　对此，郑风田认为，目前的补贴办法与政策都不是最优的，农民没能真正受益，参与企业也很不满，只有部分主管者挺满意。他认为，目前的补贴漏洞主要包括：其一，人为地招标指定某些农机具，存在太多的寻租空间，不利于保护主管干部，也大大缩小了农民的购买选择空间，是一种家长制作风及人为侵害农民购买选择权的一种行为。其二，目前只购买才能拿补贴，人为地让农民多买农机具，实质上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

　　他认为，不应该指定产品，而应该直接给农民发消费补贴券。农民拿这个补贴券既可以购买所需农机具，也可以互相转让，也可以用以购买别人提供的农机服务。这样才能使农民真正受益。企业实际上也乐意，因为用不着再“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关系了，只要专心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足就行了。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判断一个事情的好与不好，行与不行，就要看最终的服务对象满意不满意。把决策权还给农民，这样的政策农民一定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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