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朔州报道

　　1978年发端于中国农村的改革，成功解决了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也让大部分农民走上了小康之路。但30年之后，农村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长期制约了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如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起点上进一步发展农村、建设农村？

　　在2008年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等关键词被反复提出。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30年前，雁门关外一个农民人均分配收入20.1元、全国排队倒数第二的山西晋北穷县——平鲁，受益于改革开放，在30年中，社会经济实现了“完美转身”。

　　面对新时期“城乡一体化”的挑战与课题，从2006年开始，山西朔州平鲁区大胆实施了以“一城十镇百村”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生态移民、退耕还林、扩城瘦村……从摸着石头“试水”,到改革步入“深水地带”，平鲁区正在开拓一条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之路。

　　2008年12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往平鲁区进行实地采访。

　　城乡整合从生态移民起步

　　2008年12月13日，朔州平鲁区安太堡移民新村。当日气温达到摄氏零下十几度。

　　“算经济账，种菜比种地强，苦轻、不受罪，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看老天的脸色。”在暖洋洋的蔬菜大棚中，菜农王昌颇为知足地告诉记者，3年前，他还在黄土地上种粮为生。

　　3年前，王昌所在的黄石年村实施了整村搬迁，一部分村民搬入北坪移民新村，另一部分村民选择了安太堡移民新村。两个移民新村距离平鲁区政府所在地——井坪都不足10分钟车程。

　　如今，王昌平时的工作就是给菜浇浇水、苫苫棚。蔬菜长成时，他把新鲜的蔬菜直接送到井坪的菜市场，每年将近有15000元的收入,手头要比原来秋后粜粮宽裕得多。

　　与王昌一样，移民新村许多菜农习惯把自己的大棚比作井坪城的“大厨房”。城市近在眼前，农民的生活在不经意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身份也越来越像“城中村”的居民。

　　从2006年开始，平鲁区打破城乡分割，对村镇布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进行科学定位、统筹谋划，提出建设“一城十镇百村”的城乡发展规划。计划5年时间移民搬迁293个村10万人，到2010年，建成1个10万人的中心城区、10个5000人左右的中心集镇，同时新建整治100个村，最终形成人口比较集中、城乡布局合理，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特色化城乡发展新格局。

　　5年中，众多农民将完成身份置换，“平鲁模式”的城乡“整合”已在途中……

　　生态移民——富民突破口

　　“全境由于地处黄土高原，风沙多，雨量少，地广人稀，农作物产量低，为山西著名的穷县之一。又因全境多山偏僻，交通不便，民风闭塞，文化教育落后……”财政部原副部长、平鲁籍人士戎子和在《平鲁县志》中对家乡作此概括。

　　平鲁老一代人由于生计所迫，曾有许多踏上“走西口”或“出后山”(后山指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带)之路。到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仍有大量平鲁人的身影。

　　平鲁区委书记郭健用一组数据为记者描述改革开放之初该区的惨淡与窘迫：“1978年，全县(注：1989年朔州建市，平鲁撤县设区)农民人均分配收入20.1元，全省倒数第一，在全国排队倒数第二。”

　　改革开放以来，平鲁区依托煤炭“工业引擎”，经济迅速崛起，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976元，比1978年翻了近150倍；财政收入也从1978年的169万猛增至现在的近10亿元，经济发展指数与发展水平在山西已攀升至第16与27位。

　　“不过，经济发展了，我们依然有些遗憾，甚至惭愧，我们还没有做到‘藏富于民’。贫富悬殊严重、城乡差别巨大，很多农民还很贫穷，这是现状。所以，经过大量的调研、论证，我们最终决定把‘生态移民’作为富民的突破口。”郭健书记面有疚色地说。

　　记者从平鲁区扶贫办了解到，平鲁全区近20万人口中有16万是农民，大都散居在300多条沟沟岔岔中，自然村庄多达352个，且多数村庄人口在百人以下，教育、交通、医疗等极其落后，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加之该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农民生活异常艰辛。

　　在平鲁区西山，双碾乡和尚壁村属典型的“四难村”——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增收难。2001年曾在和尚壁村扶贫的朔州体委赵志洲科长对当时一些所见仍记忆犹新：“200多口人的村子没有一辆自行车。穷是一方面，主要是地势不平坦，自行车没办法骑。冬天下雪、夏天降雨，村子就成了进不来、出不去的‘孤岛’。”目前，该村已整村搬迁至大有坪移民新村。

　　占地265亩的屯军沟移民新村是该区规划“一城十镇百村”中“百村”的代表，3年前由周边三里庄、团城等10个小村整体搬迁而成，1561口人几乎全部来自方圆的沟沟岔岔。

　　2008年12月5日，记者专程前往平鲁区屯军沟移民新村采访。

　　新村是这样一幅景象：一排排红顶砖房坐落在广阔的平原地带，与省道毗邻，公路上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村里建有超市、卫生站、网络文化站、图书室等设施，四横四纵的街道全部进行了硬化和绿化。

　　56岁的梁忍在移民新村担任“片儿长”，之前他是凤凰城镇三里庄村的村支书。站在自家的小院中，梁忍感叹：“没想到能搬出大山！更没想到农民能丢下镰刀、锄头、犁铧！”

　　如今已是呼和浩特某大酒店厨师长的张海平，对生活了若干年的凤凰城镇三里庄村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小时侯在村里农闲时上复式学，农忙时放牛锄草，许多村里人一辈子没出过山沟、没见过汽车，没穿过新衣服。”得知村子搬迁出来，张海平打心眼里高兴。

　　据悉，平鲁区目前已整村搬迁105村，还有部分属分户分村搬迁，计划到2010年，全部完成移民搬迁任务。

　　数次深入平鲁区调研的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贾桂梓认为：“已初见成效的‘一城十镇百村’规划，将对平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起到关键作用。”

　　退耕还林——离地农民自我创业

　　过去有人曾用“雁门关外野人家”、“半年糠菜半年粮”来形容平鲁区的荒凉与贫穷。

　　平鲁区农业部门资料显示：平鲁区拥有97万亩耕地，但坡地占80%以上，由于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农业基本上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丰年吃饱、灾年返贫”成为当年的平鲁农民无法逾越的一道坎。

　　2002年，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退耕还林”政策经历“三年试点”后在全国正式启动。“退耕还林”政策在平鲁的“落地”激起一片叫好声，不仅促进了农村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为之后“城乡一体化”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被农民称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平鲁区林业局局长高元官对该区实行“退耕还林”政策非常赞同：“与粮食主产区相比，‘退耕还林’政策更适合平鲁区，可以说是量身定做，为统筹平鲁城乡发展找到了抓手。”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几年来平鲁区累计退耕达到20万亩，除完成国家下达的10万亩指标外，超额达100%，范围涉及100多个村万余户农民，平鲁区每年为此要支出1700余万的补偿费用。

　　凤凰城镇屯军沟移民新村的曹姓村民坐在暖和的土炕上，为记者历数“退耕还林”带来的生活变化：“原来年年种地像‘押宝’，年景好了可以吃饱穿暖，年景差了，连化肥、种墒钱都赔了，现在政府每年固定给补1万多；原来一年忙到头，现在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原来一早要到井里挑水，现在自来水入户……”

　　同样是退耕还林户的李新良，现在是井坪集贸城的小摊主，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每月有千余元的收入。他告诉记者：“要不是退了地，哪敢到县城生活啊！在村里时，收成好不好地都得种，要养家糊口，所以人跟地绑得紧紧的。前几年村子搬了、地退了，每年有国家的补偿款养着，所以才敢出来做小生意。”

　　记者了解到，按照中央相关政策，平鲁区农民退耕还林在“第一个八年”(2002—2008)，每亩每年将获得170元的补偿，“第二个八年”补偿标准降为每亩90元。全区退耕还林户每年户均补助达8000多元。据测算，补偿标准高于同期农民种地收入。

　　“农民退地后干什么？”“16年后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许多农民的担忧，平鲁区制定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力保农民“搬得出、稳得住、富起来”。

　　对此，对平鲁有着深切了解的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贾桂梓认为有四条思路可供参考：“一要在移民村周围的平整地带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种植蔬菜、粮食；二是在搬迁出的村中发展集约化、规模化养殖业；三要大力发展国道、省道、矿区周边服务业；四是大力发展旅游业。”

　　学者的思路正好与平鲁区政府的方略“不谋而合”。

　　与王昌同在安太堡移民新村种植蔬菜的曹庄村村民刘明尝到甜头后，计划年底将家中圈养的二十多只羊全部卖掉，全身心投入种菜。刘明笑着对记者说：“种菜好，建大棚政府给补贴，还给打了水井，收入也稳定。”

　　在北坪、屯军沟、大有坪等移民村，记者看到奶牛养殖、养猪、小杂粮加工等新型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下，以离地农民为主角的平鲁全民创业热潮正在兴起。

　　“扩城”与”瘦村”——化村为城的一体化突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的李鹏同志曾三次视察平鲁。那时的井坪就横、竖两条大街，现在变化多大啊！”当年曾随同李鹏采访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池茂花感慨。

　　池茂花是地道的平鲁人，除了陪同领导人采访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家乡省亲、看望故交。因此，平鲁的变迁尽在他的眼中。

　　当地有人把井坪称为“小北京”，原因是井坪与北京同样是“四环绕城”。如今，井坪四环路的东南角与当年李鹏总理三次视察过的东易煤矿已近在咫尺，周边工业正在蓬勃兴起。而几年前，东易煤矿周围还是秃山荒岭。

　　从2006年开始，平鲁区投资13亿元，实施了2.35平方公里的旧城改造，城市占地面积从4.5平方公里扩容到8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也由之前的4.5万人猛增到9万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平鲁年青人曾视作“情人岛”的一片小树林，如今孤零零地“坚守”在城市中央，成为了纯粹的景观带。80后、90后谈恋爱的年青人、晨练的老人有了更多选择，可以到紫晨广场、南山公园等场所寻找浪漫、强身健体。

　　城市的“磁石效应”也日渐显现，新建的白堂、双碾等乡政府已融入井坪“十分钟经济圈”，许多农民开始涌入井坪创业与生活，井坪成为带动村镇快速发展的龙头。

　　随着“辐射百村、商贸繁荣、提升产业水平”集镇定位的确立，“十镇”建设也开始步入“快车道”。

　　凤凰城镇(时称平鲁城镇)，是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古城，后历经战火摧残与人为破坏，古迹几乎荡然无存。

　　凤凰城镇书记雷慧儒告诉记者：“按照区里规划，凤凰城镇的发展方向就是打造塞外文化古城，计划投资2000余万元，该修缮的修缮，该复原的复原，北固山等工程已陆续开工。”

　　据悉，最近的3年中平鲁区已投资2亿元，本着“能建则建、能改则改”的原则，先后新建了凤凰城、白堂、高石庄等6个集镇，改扩建了7个乡镇。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得到了高标准配置。

　　“把农民从散落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山沟中搬出来、转移和减少农民、共同致富，是‘一城十镇百村’建设的根本目的。5年内，平鲁区每年要投资1个亿、建设10个新农村试点、撤并50个条件差的村、移民搬迁1万人。”平鲁区区长李俊表示。

　　“城市扩容，农村瘦身”，平鲁区在“城乡一体化”途中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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