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的沉重遗产

　　苏南模式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一个经济现象，不只是曾经为一个区域带来了非凡的经济增长，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路径。

　　同全球许多区域增长模式一样，苏南模式从产生、创新、嬗变到渐渐式微，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并不断地面对各种挑战。雨后春笋般的乡镇和村办企业一度成为苏南模式最初的形象标志，并且迅速地把这一地区带进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当中国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短缺环境走向买方主宰市场的竞争阶段，苏南这种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集体经济体系立刻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

　　面对非工非农的集体员工，对成千上万家乡镇村办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在改制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出怎样的制度安排，这一点显然至关重要。如何制订一个兼顾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改制方案，如何实施一种持续推动苏南地区走向繁荣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无疑是千百万苏南村民翘首以盼的答案，也是正在远去的苏南模式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个悬念。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从苏南地区极不情愿地开始放弃集体经济到今年秋天，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五年，但是这场纷乱而持久的集体企业改制运动，依然没有能够结束在苏南农村到处蔓延的失望情绪。

　　改制伤害了谁

　　在一些思想清晰的村民看来，不仅是曾经依靠成千上万的乡镇和村办企业维系着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随着集体经济的颓势而摇摇欲坠；更让他们忧心忡忡的是，当他们离开那些不明不白地被私有化的村办企业回到家中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赖以生存的耕地变成了村办企业的厂区，而企业被改制或者贱卖之后与一家人的生计早已毫不相干，最走运的不过是在那些私人企业里谋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

　　常州一位叫张绍华的村民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高考中名落孙山之后，就顺理成章地进了一家村办企业。这家看上去红红火火的企业运营了不到十年，却在一夜之间实现江山易主——每天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指手划脚的村干部悄悄地变成了小心眼的台湾老板。张绍华感到庆幸的是，他被留了下来。不过，他愤怒的内心并没有因此得以平静：“一个好端端的村办企业就这么没了，村里的多数人对改制却一无所知。”

　　在一个哈欠连天的会议室里，张绍华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参加这样的所谓征询会议了。张绍华作为最坚定的几个上访村民之一，他最初的举报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虽然不是每一次举报都泥牛入海，级别不同的调查组也有过

审计核实，但面对这种走过场似的调查征询，张绍华和他的同伴们嗤之以鼻：“改制方案没有征询村民的意见，资产评估结果也没有向村民公开过，最后连企业卖给谁了、卖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无权过问。这是什么调查？”

　　张绍华的质疑针对的显然只是某一个村办企业暗箱操作的改制，然而这种声音在整个苏南地区都值得认真倾听。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集体主义思想一直主导着这个地区的经济生活，以乡镇村办企业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的茁壮成长，曾经迅速地把江苏南部带进一个莺歌燕舞的时代，并且塑造了一个注定会青史留名的增长概念——苏南模式。但这种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随着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复杂变化，其根深蒂固的脆弱性也很快暴露无遗，苏南经济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落千丈也清楚的显示了这一点。

　　面对奄奄一息的众多乡镇集体企业，一场自上而下的改制和招商引资运动在苏南应运而生。这不只是地方政府为应对经济滑坡而作出的艰难抉择，也是对苏南模式核心精神的继承和延续——无论是在乡镇村办集体企业大甩卖的这场盛宴中，还是在花样翻新的招商引资队伍里面，这片土地的主人——村民们却始终是唯一的缺席者，而政府或者说乡镇村干部一直是无可争辩的主角。

　　非市场的产权安排

　　在最近几年，苏南地方政府借助比邻上海的优势和招商引资的策略，似乎再一次复制了苏南模式带来的增长奇迹。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的苏州，甚至让近在咫尺的浙江许多城市都羡慕不已，据说有一位官员到温州履新不久，就公开表示苏州由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增长方式值得效仿。

　　空前的繁荣并不能蒙蔽所有人的眼睛。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早在几年前就对苏南模式遗留和延续的问题表示了担忧和追问：苏南大面积改制是怎么发生的？如何做到股权公平？谁来制定游戏规则？对国有企业有什么影响？(改制后的)私人资本如何走向标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一系列变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职能如何界定？

　　种种事实表明，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改制运动从一开始就进行得非常匆忙，既没有公开透明的整体改制方案，又不具备基本的制度安排和监督规则。苏南地区不断发生的村民上访事件也证明了刘鹤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很多村民不仅失去了在村办企业改制中的话语权，而且还因为巨量集体资产的贱卖和流失而重新陷入贫困。村办企业没有了，世代耕种的地也随之没有了。

　　毫无疑问，如果说苏南模式的固有病根是缺乏市场效率，那么这场明显草率的集体企业改制严重损害的将是社会公正。

　　苏州当地一位学者痛心的表示，整个苏南地区的改制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他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参与领导这场改制的政府官员和村干部都在有意无意地误解净资产概念。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拒绝引进受到广泛信任的资产评估机构，同时片面参照引用国资委关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价格不能低于企业净资产”的规定，从而大肆贱卖集体资产，这中间除了监督缺位的原因，显然也不能排除对自己掌控的集体企业了如指掌的村官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的谋利冲动。

　　这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净资产只是一个财务概念，绝不能代表整个企业的整体价值，对于苏南的名牌企业更是如此。根据他的研究，苏南改制中至少有五种“贱卖”方式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基本未予计入，一些名牌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名牌效应、专有技术、市场网络都在评估中被忽略不计；二是账面固定资产在折旧后消失，过去的算法是账面固定资产为折旧后的净资产，这导致实物资产价值严重低估——比如一栋20年的办公大楼，折旧年限是20年，那么20年后账面上便找不到这栋办公楼了，然而这栋楼仍然有价值、依然存在；三是没有把企业应有的未来盈利空间计算在内，这也不符合国际评估惯例；四是许多企业在出售中没有将拥有土地的实际价值计入资产，即使有的企业计入了，也仅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划拨土地的象征性收费价格计入，使企业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五是未将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不同制度成本计算在内。集体企业比私营企业利润偏低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用工制度障碍使集体企业用工成本普遍高于用工制度灵活的私营企业，因而降低了集体企业的账面利润，降低了企业资本值。

　　在苏南的大规模改制蹒跚起步的阶段，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地方政府应该在这场前途未卜的改制运动中有所作为，而当时的地方决策层虽然置身四面楚歌的竞争环境，但对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依旧视而不见。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没有根本改观。

　　按照在苏南最负盛名的经济学人新望的描述方式，苏南的第一次改制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新望认为，以“大肆甩卖集体资产”为标志的苏南第二次改制，其初衷是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以减少或者消除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干预，确立私人产权，以实行民营化和市场化。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制环境，使政府竭力推动的改制成果大打折扣。不只是市场内生的发展力量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由于改制中的严重不公还可能造成新的“二元结构”——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实际上是管理企业的村干部支配资源。当这次改制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了。

　　招商新政的背后

　　尽管苏南模式作为一个陈旧的话题在今天已经索然无味，但是这种增长方式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江苏南部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众所周知，苏南模式坚持的是政府主导组织资源，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由于具备无与伦比的政府动员力量，使苏南地区很快跨越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一度实现了乡镇村办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问题在于，当买方市场开始出现并在经济运转中占据突出地位，这种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随之变得困难重重，极其没有效率，甚至一度引发是“找市场还找市长”那种几近笑话的讨论。

　　意味深长的是，当苏南模式带来的那个繁荣时代已经暮色苍茫的时候，苏南的地方政府在手忙脚乱地革新苏南模式(改制)的同时，再一次回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强力推行招商引资政策，“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不求所有求所在”，权力和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政府的手上。当然，他们已经如愿以偿，又一次创造了经济增长的

神话，苏州人均GDP在全国遥遥领先乃是最鲜明的注解，而这一次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苏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资形成严重依赖，这一点毋庸置疑。由政府主导的这种增长方式在若干年后会不会面临苏南模式同样的困境——变幻莫测的市场将以它独有的铁石心肠对此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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