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大武汉

　　曾经的大武汉

　　武汉曾经的兴盛，一直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介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

　　武汉城市的发育比较久远。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这个地方在汉口以北20公里处的盘龙湖边，又称“盘龙城”。据考证，盘龙城是长江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城，其主要功能是军事、物资的中转。

　　不过，直到2000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汉口小镇才开始形成规模。在江汉平原物流的滋润中，明末清初，汉口已发展成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而武汉真正在中国散发异彩，却是它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时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重大转折点，武汉展现出了其作为大武汉的中坚力量。

　　张之洞18年经营：启动武汉近代化列车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11月25日，刚刚从两广总督卸任的张之洞，从粤秀轮上迈出，踏上了武昌司门口的土地。此时的武汉，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会揭开它崭新的一页——武汉近代化列车开动了。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

　　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数量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武汉市1862年被批准设立江汉关正式开埠。在随后的60多年中，内陆的武汉口岸，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沿海口岸对外贸易额比较，武汉曾42年位居第二，18年位居第三，其中1906年，武汉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12.04%。与繁荣的对外贸易配套发展的驻汉洋行曾达250家、华商70多家、报关行130多家；12个国家在汉设有领事馆；直接对外转递的邮政支局遍设武汉三镇，达24处，成为全国四个国际互换汇票的互换局之一；为进出口商品进行检查检验的汉口商检局不光在鄂各地，且在临省设有分支机构。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构筑起武汉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铁运输的枢纽地位，武汉在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天元”地位开始确立。

　　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

　　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使武汉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明星。

　　不过，战争结束了武汉的黄金时代。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建国20年：“武字号”成就武汉现代工业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在他的有生之年总共16次在这里搏击江水。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建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武字号”为武汉带来了荣耀和财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钢铁和机械一直是武汉经济的支柱，“武字号”每年上缴国家的利税约占武汉市利税总额的1/3。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进入铁路时代。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更是受益匪浅。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虽然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但同时又打造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武汉更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当时“大武汉”名头的得来，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初：“汉正街”名扬全国

　　1989年，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大城市热播。汉正街，这个积淀着500年历史风尘的商品集散地，成了大武汉的城市名片。

　　这得益于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1984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同时作出三项规定：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此项改革成为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同年6月，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做出“敞开城门，两通(交通、流通)突破”的决策。

　　当年6月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1984年11月，德国人格里希出任武汉

柴油机厂厂长。这是西方专家第一次执掌中国企业。1987年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这一创举在全国被不断“复制”和“放大”。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改革激活了武汉这座城市，“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接连冒出。

　　“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几年的功夫，汉正街这个仅有100多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便迅速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到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武汉大型国有企业武汉商场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两通”起飞战略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5家上市商业公司，全国少有。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武汉的“两通”战略达到巅峰。

　　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不过，在武汉的这两次盛开当中，却有着鲜明的国防味道。因此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当经济发展成为主角，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芝加哥的他山之石

　　武汉不仅在地理、区位上与美国芝加哥有相似特征，在经济产业布局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例如钢铁等工业比较发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武汉的自身特点向芝加哥取经，可以获得良好的借鉴作用。

　　芝加哥是美国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其最辉煌的时期。20世纪初，中西部已是美国最大的谷物和肉、乳产区。五大湖地区煤、铁资源等的开发，使芝加哥迅速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和交通、工业中心，商业和金融业也日趋繁荣。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大变动，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芝加哥也经历了城市衰退，人口流失，经济困难等各种城市问题，其时间长达近40年之久。到90年代，芝加哥终于完成了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调整，实现了复兴，成为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结点和一个重要国际城市。

　　经过科学规划后的芝加哥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交通中心，有3个机场，84个码头，32条铁路干线，3条贯穿市区的州际

高速公路。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年生产总值达3300亿美元。制造业涵盖食品加工、印刷、金属铸造、机械、电子仪器、化工等领域。在成为美国的水运、铁路、航运交通中心以后，芝加哥又在信息时代“领先一步”，成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中心、最大的光纤通讯中心。目前正在建造的“星光中心站”(Starlight)是下一代的电子信息交流系统，而芝加哥将成为这个系统的中心。近10多年，芝加哥服务型经济急速上升，商务服务业就业岗位已经超过纽约。其航空客运量、商务服务就业量、物流量、会展客流量均高居全美榜首。凭借着多样化经济、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优势，芝加哥已走出产业结构升级所伴生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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