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坏处准备不是一味的谨小慎微，更不是说不要前进，而是说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到在稳固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

　　比如，他在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还强调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积极推动改革，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他指出：“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在实际工作部署中，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这样的政策选择既“有守”又“有为”，充分体现了“两点论”、底线思维的方法论和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总要求。

　　事实证明，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法，既能保持大局稳定，防控各种风险，又能实现持续发展，增强发展后劲。因此，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着力质量效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习近平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他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气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其中，有几大亮点值得一提：

　　其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主线，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中央作出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的重要判断，充分说明了结构调整的紧迫性。

　　其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化解产能过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积极推进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坚决遏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要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同时，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扎实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强化创新驱动。

　　习近平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

　　他强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我们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要靠自己”。

　　从国内情况看，如果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因此，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和吸引人才，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落到实处。

　　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其五，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因而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它是坚持“四化同步”的城镇化，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也是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和凸显文化传承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必将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保持调控定力，使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调结构、转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又必须牺牲一点速度。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一矛盾？在这方面，习近平在国内讲话和对外宾介绍中国经济形势时，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强调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保持调控定力，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其一，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在评价工作和考察干部时，不能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他强调，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不断增强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后劲。

　　其二，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

　　这是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其三，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速。

　　针对中国“经济崩溃论”等各种不看好中国经济的观点，习近平强调：“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大势和环境，他指出，我国经济具备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将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前景十分广阔，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社会生产力技术雄厚，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地完善，同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也将给中国的经济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动力。所以经过努力，我国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

　　其四，主动调控，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就有16个。而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3%，2012年为7.8%，2013年上半年仅为7.6%。对此，习近平指出：2013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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