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毅平：外汇管理一元体制和通胀政策不应持续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近日提出，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此言一出，引发各界热议。建议可不可行？如果真这样会有什么连锁反应？改革外汇储备体制能从根本上治理金融脱实向虚吗？哪种外汇管理体制更合理？新浪财经发起大讨论征文，欢迎发文到malong@staff.sina.com.cn，说出你的观点！

　　外汇管理一元体制和通胀政策不应持续

　　作者：褚毅平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近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一次研讨会上针对外汇储备管理和货币发行机制提出了改革建议，主张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这一观点引起了主要来自金融界的质疑和反弹。笔者相信这问题的提出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而讨论的成效首先取决于平等和合理的辩论规范。鉴于金融业特有的专业性，它必然涉及金融业的目的和业者的态度，即金融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还是国家和社会为金融所宰制？进而，是用深入浅出和充分素朴平实的话语（这并不意味着损害论证的严谨，相反有助于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整）还是刻意甚而过分地渲染专业性而维护乃至垄断话语权？显然前者更容易让公共问题回归本份，同时避免纷繁复杂的概念、信条湮灭对于讨论至关重要的基本原理和辩论逻辑，片面引导公众。毕竟，金融业以专业性为包装，影响力如日中天同时却越来越远离社会大众的理解、信任和监督，这已经成为全球性话题。

　　在披露的短短辩论里，就凸显了话语平台被错置。黄奇帆观点通俗易懂，逻辑清晰，较好地阐述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的关系。但却错误地落入专业话语平台（这一脱离内在需要而过度强调专业话语的习惯实际上是专业人士为强化自身权威而长期诱导的结果）。另一方面，央行专家准确地使用专业语言，但却试图借经验案例证伪常识和逻辑。从黄奇帆讨论的上下文来看，以M0指称基础货币这个错误“无伤大雅”，却很明显被放大。而专家在论证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反而被忽视。这正是因为专业话语导致偏离理性的例证。

　　依笔者的认知，即便复杂高深的学科也无外乎由概念（或符号）、命题和逻辑构成，像一向被视为高端甚至神秘的金融，具备良好的义务教育水平的有心人还是能够很好地去理解和研究的。一句话，坦诚和开放的心态可能是讨论最为关键的要素。

　　本着上述公共性和理性原则，根据媒体摘编的黄奇帆讲话内容，笔者作为非金融专业人士冒昧地尝试梳理并适当展开。扩展的部分以及可能的误解之处仅代表个人观点并理应由笔者本人负责，也欢迎专家指正。

　　第一，黄奇帆主张，对于过去形成的外汇存量应从央行转由财政部管理。一般地理解，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对外储的管理，央行从职能上讲并不是一个适宜的角色，毋宁说，它的这一职能是因历史形成的，已不能适应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要求。从规范的意义上，财政部基于管理国有资本收益的职能则是名正言顺的外储管理者。显然，基本的逻辑不能被经验事实如既往的投资业绩推翻，相反，管理体制的规范化是效率的前提，提高外储投资的灵活性也并不意味着就将放松稳健性要求。严格地说，这里并不涉及外储未来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比例存在（外国国债及一般投资）。此外，外储存量管理权限的转换并不会涉及货币增发。它既可以在不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以委托给财政部管理的形式处理，也可以一次性将外储存量从央行资产项目转变成对财政部的债权而划拨出来。一些貌似专业的评论，有意无意对于存量增量不加区分，危言耸听地声称需要增发多少多少亿国债。更可笑的是，主流网络媒体上竟有人将这种管理权转换称为“抢”，仿佛央行是一家私人机构，明显有误导公众舆论之嫌。

　　第二，黄奇帆建议，由财政部管理主要外汇储备，未来对于外汇盈余增量则可以通过发行国债解决，因此就避免了央行被动地增发货币来收储。通俗地说，企业由此将出口外汇收入转换成人民币，相应地国家增加了外汇储备。二元体制下，财政部、央行都具有单独或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一些评论认为它将导致外汇流动性消失而丧失干预市场能力，这是将对方观点推向极端的不诚实的辩论。这些来自专业立场的质疑还相互打架，一面恐吓财政部将面临巨大的发债压力以消化贸易盈余，一面声称贸易形势已经改变甚至逆转，因此没有必要改变现存管理格局。这种本位主义倾向加剧了金融业的信任危机，反证了改革的必要性。

　　外储的二元管理体制将倒逼金融、外汇管理改革和国企改革。现有体制下有两大怪圈：企业出口收入和外汇需求都要经过央行；社会自发形成的吸纳外汇盈余的能力被人为约束。一个权力过大无所不管的婆婆，必然损害市场效率，降低国民福利。还加剧另一个重要的也是世界性困难：外行们如何监督专家婆婆？

　　第三，笔者理解，黄奇帆的观点主旨不仅在于因为吸收外汇盈余导致的货币增发，同时也隐含限制财政部向央行借钱而形成的“主动性”货币增发的主张。这里首先涉及一个理论问题。央行的独立货币发行地位，源自欧美私人银行体系。现行的模仿西方央行制度创设据称有助于抑制财政部门贪婪的借钱和增发货币的冲动。但鉴于现代货币的不可兑现性以及特定国情，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同时具有货币发行和外汇管理职能的央行对内对外都产生很大的依赖性，因而很可能成为最具超发货币冲动的部门。一方面迫于内部驱动压制名义汇率刺激出口，一方面又受到外部（贸易）压力，只能通过通胀提高出口产品成本，变相提高实际汇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都为出口行业的繁荣和外汇储备做了巨大付出。这一策略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带来的问题也很多。黄奇帆警告经济脱实就虚、金融泡沫等短期风险。长期来看，过于陶醉“世界工厂”的成功弱化了应有的危机感，从而失去了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机。

　　最近，中央领导提出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心目标。很明显，一个通货稳定的经济环境是“美好生活”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如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更加完善、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黄奇帆借外储管理制度改革的话题，实际上提出了反通胀的政策主张：不仅改变被动地增发货币吸纳外汇盈余，更主张以国债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手段。这可能是公众最感兴趣所在。这一建议颇具前瞻性和建设性。国债反映了国民对政府的长期信心，反过来也要求一个稳定的通货环境，从而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有批评者指国债大幅增加将导致国际评级降低云云，这种唯华尔街马首是瞻的思维，既不符合中国客观上的大国定位，俄罗斯等国家惨痛教训也告诉我们它几乎注定是有害的。

　　通胀无疑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中国社会已经跨越人口红利期。统计表明，今天中国50-54岁的人口是近十四亿总人口的7.9%，达1.1亿；45-49岁占总人口的9%，近1.25亿。这些人属于下岗、退休、接近退休状态，在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中占了最突出位置。加上55-64岁的1.6亿基本退休人群，对退休金、养老金、储蓄的依赖越来越显著，对于独生子女的父母实际上绝对地依靠很少的固定收入。考虑到楼市、股市最终只能加剧财富的不平等，通过增发货币刺激经济的策略确实必须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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