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 | 北大男神小印象
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勺言”
无人机，饼图与死刑
下面进入正题。
这些都是董小姐上课以来的小印象，若有偏颇，请多担待。
一、周其仁老师
周老师迷上了无人机。
他在课上一次次展示用无人机拍摄的鄂尔多斯、巴塞罗那、孟买贫民窟。
精心制作的视频，配乐考究，冠名《其仁练手》，后加感叹号，或加一个大大的耶，不亦乐乎。
我猜，他有多爱实地调研，就有多爱无人机。
哪里还有比无人机更好的辅助工具？
据说，能和周其仁一起出去调研，是一种福利与光荣。
但是，能消受这种福利的人也不多。
他总是精力充沛，调研时常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偏爱早班飞机，工作强度极大，状态却时刻在线。
我不禁脑补了下，周老师连轴转访谈时，其他人都困倦不堪的场景。
北大国发院的院长姚洋老师说，周其仁是整个国发院的精神领袖。
可是，课后大家合照，我们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他。周老师一看，兀自躲到最后一排边上，谁劝也不听。
“没人劝得动我，我就站这里，挺好。”
他看起来并不在意是不是被众星捧月。
在课上，他给我们讲城市，讲紧凑的形成。精彩之处良多，此处不方便详述。反正，我拿好了本子准备记警世妙言。结果，周老师说，行医多年方知无药方可用。这里只有青苗，都是现象，没有结论。
他把他看见的告诉我们，也把他自认没琢磨透的摊开给我们看。
我不信，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早有思忖，有方向。
大家抛问题给他，说到一些存在却不合理的问题。他说，凡事不要先想它好不好，做这样的判断没有意义，要关注它为什么这样。不要过早下结论。
是要我们避开预设立场的思维定式吧。
我的提问里有一个关于特色小镇的跟风，他说，那是集聚的派生产物，大家对农村的需求改变了。
又说，你要观察人们的行为，不要关注人们的言论。真做事的人不管用什么名头都可以做事。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值得关心，要关心真正的反常。
这个说法，让我进一步思考了经济学和新闻工作者的关系。在《董小姐 | 不要成为一块咸肉》里，你可以找到我的一点迷思。
二、薛兆丰老师
第一次见薛老师时，我有点意外。
我想象中的经济学教授总有半白的头发，高高在上，薛老师不仅不是，还挺潮，并且亲和。
这大概和他总是特别关注学生的反馈有关。他愿意和学生们在一起，关心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并接受他的经济学思考，以及是否可以挑战他。
在校园之外，薛老师也成为了一位现象级的被追捧对象。
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不少薛老师的粉丝，称他为天王级老师，他在得到平台的授课，大家每期必听。
在北大国发院的课上，薛老师说了很多极具争议性的观点。譬如火车票涨价，收拥堵费，应鼓励发国难财的人等等，你们一定早就听过。
我一度认为他是坚定的市场派，仿佛一切都可以用价格来衡量。
我觉得他所倡导的有很多很难在中国的社会里推行。因为相信，追逐个体的高效率可能导致整体的无效率，而在这片土地上，很难用纯粹的市场思维去应对现实困境。
我一度以为可以找出违背经济学原理的现实反例，就足以证明什么。
直到我发现这样做以后，连讨论都不在一个命题里。理论只是概然的模型，太多的特殊情况，太多的噪音，要屏蔽它们再看。
薛老师有一套逻辑自洽的体系，并且也是从现实出发，希望去解决现实问题。
也因此，他的课，是让我产生困惑最多，但也内心和解最多的课。
在讲到成本时，薛老师举例做袜子还是做飞机，倾向于前者。我无法理解，就去问他，那人还要不要追求梦想？
做飞机如同追求代价高昂的梦想，做袜子是契合当下最划算的选择。可是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看成本，而是看预期收益。
你把时间维度再加入进来看看，他说。
我很喜欢薛老师那个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的讨论。这让我开始思考，职场中人如何调动积极性的问题。
想要把饼做大，你得让做饼的人一开始就有做饼的动力，这要靠分饼的激励来推动。
我也知道了强者先要自残，企业管理核心是防止劳动力剥削资本。因为你有伤害对方的能力，所以你才要接受对方加给你的种种限制。
我们课下和薛老师围桌聚餐，他上了一天的课，说了整天的话，吃得很少，却毫无倦意。
大家爱把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抛给他，请他用经济学解释。
反正，薛老师说过，经济学就是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非理性行为。
我突发奇想，要是把许多非理性行为都用经济学研究并加以解释，一定很好玩。
哪怕经济学只研究存活，并不关心理性还是非理性。
PS：薛兆丰老师也是一勺言的读者哦。
三、邓峰老师
邓老师心中好像总有不平之气。
看不惯自以为是的学术观点。中国法律体系的来源，借鉴史，众人给贴的标签，有一部分他认为是谬误。
当代人瞧不起古代，尤其是晚清时期，常发议论称为愚昧。邓老师为之鸣不平，一点点拆给我们看，晚清如何酝酿变革，如何睁眼看世界。
他说，现在学术界很多人的观点，那时都已经被提出来过。你有什么了不起？
他不会照本宣科，念PPT不是他的风格。老师不是带学生读书的人，他说，他给我们讲的一定是他从中形成的自己的见解。
他也说，两个不相干的人，互相之间究竟负有什么样的义务？
一个山东人对一个湖南人应有什么样的义务？以此类推。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举的例子是，下雨天店家撤走街上下水井盖，导致路人跌入死亡。店家和政府要各负一半责任。
大家说，这么判可以理解，因为没有在旁边树立警示牌。
又问，如果树了牌子，上有中文，老外跌入呢？如果有中英文，其他国家看不懂的人跌入呢？
这个故事还可以往下延伸。
往往他的课上下来，我心里都得经过许多个一惊一乍的过程，简直是一身冷汗。
我能记得许多打动我的故事。
比如，律师可以捞人，但对于一个可能不被判死刑的人，去坚持其死刑，却要经历内心的大冲突。
坚持判死刑的是受害者家属，过去数年都活在仇恨里。
邓老师说古人的以直报怨，多么精妙。重要的是真正消除怨气。
我在想，为何社会常有恶性事件爆发。一句简单的戾气太重，并不够，戾气从哪里来？
这个社会，很多时候用时间和法律形式去掩盖了怨气，你以为眼下得到了解决，但你曾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以及内心的愤怒，并未真正消解。
邓老师对此常有深入思考，在古今中外的尺度里，看当下的社会。
在他的课上，公平正义不再是一句标语，而成为我们看待世事的底色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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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楚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