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接受新浪财经专访

　　今年4月初以来，“微刺激”一词不断见诸报端。这些“微刺激”措施涵盖投资、金融、财税和外贸各大领域。而就铁路投资领域来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铁路投资建设力度，将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年初的6300亿提升至8000亿以上，项目从年初的44个升至64个。

　　郑新立开启“我们的时代—我看中国经济”第三篇，针对当前热门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微刺激”和“政府投资”等话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与新浪财经独家对话时表示，中国目前人口红利能保8%的增速，且认为“微刺激”能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并建议政府重点引导投资高铁，形成中国高铁网络。

　　谈经济潜力：人口红利能保8%的增速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强调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词语改革“习近平常态”，这个常态您是怎么看的？

　　郑新立：从目前来看，我们仍然具有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是说适度快速的这样一个潜力。这要通过改革释放这种潜力，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是有可能的，保持7.5%左右也是处在合理的空间。但是如果不改革的话，各种阻碍增长的这些因素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改革的潜力会难以释放，也可能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问：是否还会存在一定的人口红利和城镇化将释放新一轮的潜力？

　　郑新立：现在我们经济学家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了，这个话早说了20年。他没有看到我们农村还有6亿人在那儿住着，农业劳动力还有两亿六千万人在那儿种那18亿亩地。所以，中国农村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可以释放出来。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业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现在农业劳动力还有33%，我们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是10%，也就是说33%的人创造了10%的增加值。我们农业劳动力降到和农业增加值的比例水平相近的时候，降到10%的时候，可能我们整个现代化进程就基本上大局就定下来了。在这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阶段，如果速度降下来了，经济停止了，不是别的原因，是我们政策出问题了，体制出问题了。

　　谈“微刺激”：释放经济潜力必须“微刺激”

　　问：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叫做“微刺激”，那么这种“微刺激”应该如何具体的去落实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郑新立：“微刺激”就是适度的刺激，就是精准的刺激，而不是过度的刺激，不是一刀切的刺激。我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当前迫切需要发展的领域来定向的给予财政杠杆、金融杠杆的支持，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就可以既达到优化结构的目的，又支持了经济增长。所以，“微刺激”这样一个措施实施，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从二季度来看，可能开始见到了效果。

　　问： 2008年中国加大了投资，实施了“4万亿计划”，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直会存在一定的争议。在您看来，如果现在继续加大投资，是否会重复2008年这种危机呢？

　　郑新立：社会上对这个4万亿投资计划指责过多，这是不公正的。由于我们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使2009年、2010年我们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现在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应当根据当前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这些方向来进行投资，引导资金的投向，不能把资金都抛到房地产上去了。这就要通过国家制定一个明确的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调整的方向，调整的重点。通过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从近期它可以拉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谈政府投资：建议重点投资高铁网络

　　问：您认为下一步改革是否应该继续加大城市基础建设投资或者您有什么新的建议，有哪些领域可以继续去投资？

　　郑新立：当前的投资重点，第一我觉得是高铁。要尽快形成中国的高铁的网络，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把我们大大小小的城市连接起来。高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而且我们通过高铁的建设拉动我们的装备工业的发展，拉动建材的发展，又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同时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如果说90年代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标志性的工程就是我们开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设。这一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能不能像90年代那样，把挑战变成机遇，关键就看我们高铁能不能保持一个投资强度，尽快形成高铁的网络。它越形成网络，运行效率才越能发挥出来。

　　问：刚才您第一个提到了发展的行业就是高铁，之前也出现过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债务危机或者说长期融资债券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新立：现在高铁有一些债务，这个是必然的，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快速建设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些债务。但是十年发展之后，这些优良资产在那儿坐等就可以收取它的回报了，现在要给它中长期的融资，发行中长期债券帮它融资。

　　新浪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之前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而现在进入了一种习近平常态所谓的常态化发展，您刚才又提到一个词“改革”，当前的改革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进行？

　　郑新立：当前的改革应当是朝着释放经济发展潜力这个方面来深化改革，我认为至少有这么五大潜力有待通过改革来加以释放。

　　第一就是消费需求的潜力，我们在新世纪前十年这个快速增长中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的，因为甘蔗没有两头甜，速度快需要高投资，这十年我们的投资率提高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平均的投资率在47%，而我们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降到了45%，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4%的历史最低点。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让广大中低收入者收入增加，增强他们的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样就能释放消费增长对经济拉动的巨大的潜力。

　　我们六五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53%，现在是34%，也就是下降了19个百分点，如果通过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把我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每年我们的GDP里就相当于拿出8万亿左右的商品，由现在用于投资和出口改变过来，让我们老百姓消费，我们现在一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不过20万亿左右，一下子再增加8万亿左右的销售额，那么居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有一个多么大的提高，我们说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能够实现这第一个调整，通过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最好的贯彻落实。

　　新浪财经：刚才您提到了构建消费型社会，中国也在不断加大引导消费型转型社会的建设，如何构建这种消费型社会呢？比如在拉动内需的过程中有房地产投资，或者是说其他渠道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好像跟消费型社会建立有一定的矛盾，您认为这种矛盾应该如何排解掉呢？

　　郑新立：拉动经济增长从近期来看要靠投资，长期看要靠消费，因为提高居民消费率是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指标的体现，它需要广大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还要我们改善消费环境，等等，有好多措施，比如我们要增加消费信贷，等等。

　　从近期来看，要释放增长的潜力还是要靠增加投资，但是投资我们要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对提高居民的消费作用比较大的这些领域来进行投资，也就是说能够改善投资环境这些领域的投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扩大公共服务，现在我们在消费领域里个人消费品大部分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了，但是公共服务是供给不足。比如养老院，北京现在打一个电话，可能打两天找到一个养老院的床位都找不到，幼儿园现在也非常紧张，现在强调学前教育，好多幼儿园家长要拿几万块钱的赞助，孩子才能进入幼儿园。城市里的停车难，交通拥堵，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这些都是公共服务，我们通过增加这些公共服务的设施，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从而增加公共服务的消费，这些如果我们增加投资的话，就有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

　　新浪财经：为什么不会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比如某一个行业投资过多的话，可不可以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呢？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现在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可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一种强烈刺激呢？

　　郑新立：对房地产行业，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而且不同的投资领域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现在房价上涨过猛主要是集中在四五个或者五六个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等的这些城市，其他绝大多数的大中小城市房价还是合理的，对这些城市要采取特殊的政策，特别是最近我们国务院公布的城市化的战略里要适当的控制那些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人口的规模，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群到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就业，这样会降低这些特大城市的购房的需求，缓解它房价上涨的压力。同时，对于一般的住宅，小户型的住宅，经济适用房、保障房，特别是棚户区的改造，城中村的改造，我觉得应当加大投资力度，而且要控制它的房价，对它的土地供应要适当的增加，定向的增加这方面的土地供给，对于一些高档的住宅，特别是别墅，我看就放开，价格高了的由市场来调节就行了。

　　新浪财经：您一直认为高档的比如说豪宅市场应该价格放开？

　　郑新立：对。因为有钱的人他买得起，也不用管他了，由市场来调节。

　　新浪财经：那是否会造成中低收入者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郑新立：中低收入者的，刚才讲的普通的这些住宅的土地供应要保证，要增加供给，通过增加供给来保证普通的住宅的价格保持合理的水平，特别是房价收入比保持在6%左右，不能高于6%，高于6%老百姓就承受不了了，对于低收入人群采取保障房办法，这样使各个层次收入的人群都能够得到自己跟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

　　新浪财经：我们还是先回到“常态化”这个词语，刚才您提到过去中国经济投资或者是改革当中重点是六个方向，您认为下一步改革是否应该继续加大城市基础建设投资或者您有什么新的建议，有哪些领域可以继续去投资？

　　郑新立：我在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开了七个方向的建议，当前的投资重点，第一我觉得是高铁，要尽快形成中国的高铁的网络，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把我们大大小小的城市连接起来，现在是中国建设高铁的黄金时期，上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最有效的工程就是我们开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设，所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我们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了，但是铁路我们还很落后，现在我们铁路的通车里程只有十万公里，美国有二十多万公里，特别是高铁技术是我们自己的技术，是国人的骄傲。所以，尽快用高铁把我们城市连接起来，就会使我们整个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它跟高速公路，跟公路运输，跟航空运输相比，它是一种绿色运输方式，占地少、耗能少，最适合我们人口密度比较大的这样的国家来搞这样一种运输方式。

　　所以，对高铁建设应当加快，作为第一选择。现在高铁有一些债务，这个是必然的，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它快速建设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些债务，但是十年发展之后，这些优良资产在那儿坐等就可以收取它的回报了，现在要给它中长期的融资，发行中长期债券帮它融资。

　　第二个重点就是城市的公共服务，刚才讲到了养老院、敬老院、停车场，等等。第三个就是环保产业。环保产业应当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比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工业烟囱，把脱硫、脱销、除尘的设备全部装上去，而且保证它一天24小时运转，那么我们雾霾的问题可以说就可以解决，现在用新的布袋法除尘，除尘的效果可以达到99.5%，如果我们的钢厂、水泥厂、陶瓷厂、玻璃厂、电厂，所有的烟囱都把这种布袋法除尘装上去，保证运转，那么工业排放的粉尘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工业排放的PM2.5占我们现在城市PM2.5的，大概占到40%左右，这样40%的PM2.5就可以没有了，我们空气就可以改善了，这些工作马上要做，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讲的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所有排放这些污染物的企业不能相信它自己，你把钱拿来，然后政府招标，招标以后让有资质的企业把这些环保设备安装上，保证它运转，这样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向雾霾宣战，向污染宣战就能落到实处。

　　又比如我们把所有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全部引入到污水处理池，经过处理以后达标再排放，那么我们水污染的问题可以解决。所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完全能够解决这些污染的问题，关键是投入，投入关键又在于机制，三中全会又提出了生态文明这样一个体制，所以，落实三中全会生态文明的体制我们就可以使环保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新浪财经：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是不是这种政府行政化的命令会更强，应该更多的交给市场取做呢？

　　郑新立：这黎曼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创造了这样一种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政府就负责制定法规，进行监管，政府的职能一共是五大职能，第一就是宏观调控，第二是市场监管，第三社会管理，第四是公共服务，第五是环境保护，这其中两大职能第二个职能市场监管就是有些偷排的要进行监管，这是政府的职能，另外还有环境保护，也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所以，把这五大职能履行好就行了。至于去投资，怎么治理，交给市场，交给第三方，通过招标选择那些有资质的企业来进行投资来治理就行了。

　　新浪财经：你之前有一个例子是很好的例子，对于北京来说，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之后，但是首钢现在的效益并不是很好，可能对于北京的自然气候来说，比如雾霾来说有一定的帮助，毕竟这么大一个污染源的工厂搬走了，但首钢的效益并不是很好，这种行政化的命令或者说将来会有更多的行政化主导的因素出现的话，对整个中国经济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郑新立：这个说法是不公正的，如果首钢不搬迁的话，那么北京的雾霾将会比现在要加重很多，搬到那儿去了之后，这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正确的决策，现在关键是它搬去之后，它一期工程建起来了，二期工程由于整个环境容量的考虑，把它停下来了，它在搞一期工程的时候，把二期工程的基础设施全投进去了，所以，现在只建了一期，二期工程不上，所以它就亏损。如果现在二期工程上来以后，它马上就可以转亏为盈了。现在考虑因为曹妃甸那个地方环境容量现在还是有的，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我们也帮助他论证，我们最近接受了曹妃甸的一个课题，帮助他论证，就是首钢的二期是不是应该上马，如果上马之后，首钢的盈亏状况马上就可以有改善。

　　新浪财经：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的问题还是交给政府吧。我很期待第四点，除了高铁，城市公共服务品建设，还有环保产业之外，第四点还有？

　　郑新立：第四点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电动汽车、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等，这些一共有六个方面，第五个就是可以顶替进口的，以产顶进的大宗物资，这个是有市场需求的，而且就在我们国内，比如说现在我们一年进口的精细化工产品2000多亿美元，其中去年进口的PX就花了800多亿人民币，进口了700多万吨。

　　新浪财经：我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第三点是环保产业，PX项目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反对的声音，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是经济要发展，但这和环保产业是否会有一定的矛盾呢？

　　郑新立：PX是把它妖魔化了，没有那么危险，PX它的危险性就像酒精、汽油一样，它80度就挥发了，必须盛在一个容器里，日本、韩国的PX都放在城市的旁边运行了几十年，我们中国的PX原来的生产线也在城市里，运行了很多年，也没出什么问题，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说这个PX很危险，给老百姓造成了一种恐惧，恐惧的结果我们连续四五年有好几个PX项目，有五个PX项目让老百姓给反掉了，不上了，不上了只能进口，进口日本人、韩国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生产的PX80%向中国出口，现在在我们青岛设立了一个PX拍卖市场，一个月拍卖一次，提一次价，所以，现在整个石化行业的产业链的利润向PX集中，我们中国因为进口PX，已经大量的利润流失了，现在发改委他们正在研究能不能在一些荒芜人烟的荒岛上集中力量搞一个大型的石化基地，一举可以解决PX进口的局面，那里面老百姓少，没人反对，这个是可以的，我们有很多岛现在还没有利用。

　　新浪财经：我个人认为我们把话题稍微扯远一点儿，政府在没有做好引导工作的同时，同时把这个项目迁到外地去或者是荒芜人烟的荒岛，我觉得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更多的，包括中国经济发展，做更多的引导性的，比如舆论性的引导或者常识性的知识的普及。

　　郑新立：是，现在应该是做这个工作，但是中国如果要发展石化，现在我们石化一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产品，现在国外化工产品有一万多种，现在我们自己只能生产几百种，大量的依赖进口，如果我们加大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的力度，相当一部分可以在国内组织生产，而且石化这个产业是大进大出的行业，它是一个临港产业，适合建在海边，像新加坡那样，在裕廊岛，在一个岛上，原来没有人，在那里面搞，比较合适，中国海岸线又很长，在我们沿海选择一些人烟比较稀少的荒岛，集中建设一个绿色的亿吨级的石化基地来结束我们化工产品进口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应当投资，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国内有需求，可以以产顶进。

　　第二个是芯片，现在我们芯片进口一年两千多亿美元，相当一部分我们的国内只要增加芯片的研发的力度是可以在国内生产的，现在主要是投资强度不够，搞芯片的生产应当是形成产业联盟，所有需要芯片的企业，比如手机，现在中国的产量世界第一，手机的芯片我们主要是依赖进口，如果所有生产手机的企业集中起来，大家共同投资，研发出来的成果大家成果共享。

　　新浪财经：还是缺乏创新？

　　郑新立：缺乏创新，创新还是个关键。所以，芯片、化工，这是大宗进口物资，一年进口四千多亿美元，市场是现成的。另外，我们进口油料五千多万吨，实际上我们国内大量的荒山、荒地，发展木本油料顶替进口油料是完全有很大的潜力的，瞄准着大宗进口物资，在国内组织生产。

　　还有一个就是区域性的增长极，比如京津冀的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以及最近我们研究淮河经济带的发展，像淮河我们治理了几十年，但是始终是以防汛为主，没有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另外，过去淮河的治理是各个省各干各的，各个部门各干各的，现在我们要实行一个综合的治理，要把洪水资源化，汛期蓄水，常年用水，科学调度，比如我们把淮河形成一个千公里的河川式水库，我们就可以恢复淮河直接入海的这样一个历史局面，一千年以前我们的淮河是直接入海的，现在淮河变成长江的一个支流了，这样就可以淮河形成中国的第三条出海的黄金通道。另外，沿岸的农业资源非常好，可以增加一千多亩耕地，形成一个绿色食品基地，形成一个新材料的基地，形成新能源的基地，那个地方土地肥沃，过去河南、安徽、江苏三个省都把它边缘化了，因为它在三省的边缘，现在这个地方还是经济的洼地，在这个地方投资肯定能够产生非常好的回报，像这样的区域性的投资回报率非常好的还有很多，这样我们可以选择若干个经济增长极。还有像郑州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重庆成都经济增长带，西安到宝鸡的经济增长带，在这些领域我们加大投入，布局一些经济项目，加快沿海经济转移。

　　新浪财经：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如此多的经济区域增长极的出现，京津冀也好，长株潭也好，武汉城市圈也好，或者之前的振兴东北老工业也好，这么多区域竞争的出现，是否会导致恶性的竞争？比如之前会有“跑部钱进”，对发改委的某些政策会不会产生一些变相的竞争？

　　郑新立：这个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政府要简政放权，下放审批项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改造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使这个地方的投资能够取得更高的回报，它就能够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就能够吸引沿海的产业转移，政府在这里面起到一个规划，制定政策，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而不要直接去审批项目，把审批项目的事儿减少的越多越好，集中力量干好政府应该干的事情，这样就不会出现“跑部钱进”，出现恶性竞争这种情况。

　　新浪财经：刚才您第一个提到了发展的行业就是高铁，回到高铁行业，之前也出现过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债务危机或者说长期融资债券的问题，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目前铁路运输的力量，大多数都是动车组，之前会有人在讨论绿皮车直接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选择可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新立：应当说现在绿皮车和动车都还保留着，高铁应当是更多人在出行的一个选择，而且随着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大家习惯出行坐高铁，甚至我不坐飞机坐高铁，现在证明搞高铁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到南京去，到上海去，好多人都选择坐高铁，高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而且我们通过高铁的建设拉动我们的装备工业的发展，拉动建材的发展，又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同时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如果说90年代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标志性的工程就是我们开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设，这一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能不能像90年代那样，把挑战变成机遇，关键就看我们高铁能不能保持一个投资强度，尽快形成高铁的网络，它越形成网络，运行效率才越能发挥出来。

　　新浪财经：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性，因为昨天高层的领导说高铁是给中国长志气的，已经走出国门了。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中低收入者增收，比如这个词语，我们怎么才能使中低收入者将来能够乘坐高铁，能够变的财富更多，在消费上更多的选择性，中国中低收入者这种老百姓如何将财富增加的更多，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郑新立：首先是扩大就业，特别是在劳动力生产率比较高的这个行业就业，如果乘坐高铁的话现在农民工都能承受得起了，农民工一般假期返乡的时候坐高铁能够承受得起，农民可能还承受不起，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还有六亿多人住在农村，还有2.6亿劳动力在那儿种地，2.6亿人种18亿亩地，一个劳动力只能种6亩多地，不到7亩地，一户也就是种10亩地，这样一个低的劳动效率，这样小的一个经营规模，它是不可能富起来的。去年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主席讲，他说在北方的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劳动力种100亩到120亩，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劳动力种50亩到60亩，它的收入水平就能跟二三产业拉平，农民就可以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了，现在关键是在农村使我们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把更多的农村的闲置的劳动力释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因为现在沿海地区到处都是招工难，现在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地方农民工一个月工资三千块钱，三千块钱以下找不到人，他出来以后，一年的收入，现在农民工平均的年收入都是三万多了，在农村种十亩八亩地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收入水平，而且更多的农民出来了，留在家里的农民他可以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了，留在家里的农民也可以更快的致富，更快的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新浪财经：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有很大的增长的一个机遇，您怎么看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这种新的机遇，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政府可以去考虑做一些更深入的工作呢？比如说是否在户籍政策上进行一些强力的改革呢？

　　郑新立：在推进城镇化上国务院最近提出抓三个一个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就是克强总理提出来的东部地区要加快实现一亿农民工的市民化，中西部地区要再吸纳一亿农民进入到城市，然后再抓紧现有城市里一亿人的棚户区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改造，这个可能是当前一个抓手，抓的好了以后有利于我们城市化的推进。从长远来看，我们城市化的推进要跟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这三化要紧密结合起来，要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这些重大的举措，也就是说承包地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宅基地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与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如果这三项改革要是落实了，那么我们城乡居民的收入就可以很快的缩小。

　　比如第一个改革，理论上来计算，18亿亩耕地农民有承包权，一亩地平均一年的转包费700块钱，18亿亩理论上计算一年的转包费就是一万亿，农民不种地，你坐在那儿收地租就收一万亿，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他就可以不去种地，放弃，让那些农业公司，种田大户，合作社，让他们种，劳动生产率更高，自己到城里挣钱去，多好的事儿啊。第二个宅基地，宅基地它有了价值了，有了商品了，可以转让了，它就可以把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加上他的房产把它转让掉，获得一笔收入，在城里租个房子，买个房子，这样在城里就可以扎稳脚跟了，就可以把他的老婆孩子接到城里，现在农民工是两亿六，留守妇女4600万，留守儿童6000万，留守老人4000万，加在一起是四亿人，这四亿人他们的中国梦就是全家团圆梦，朝思暮想想的是怎么能够全家团圆，如果第二个改革落实了，他把农村的房子卖掉，在城里弄个房子，全家团聚了，这是多么大的好事儿。另外，在城里他们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这件事儿要抓紧去做，不能再拖延了。

　　新浪财经：您觉得只要团圆了，比如在农村或者中低收入群体中也会感到一定的幸福感？

　　郑新立：是这样的。当然农村现在吃的不发愁了，一年种几亩地种一季就够他一年吃了，另外，家里有年轻人出去打工再寄回几个零花钱儿，在农村日子过的也很逍遥。但是子女，特别是儿童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会在他们一生中形成一个心理上的阴影。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我说不是从群众路线这个角度了，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要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现在群众最大的柴米油盐就是全家团聚，而且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也应当加快让这些农民工早日实现他们全家团圆梦。

　　新浪财经：刚才您提到土地改革方面，宅基地的流转，但是有很多人同时又担心，比如宅基地流转起来之后会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恶性的竞争，比如说一些房地产公司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变相占有，您觉得这种担忧会不会导致农村的农民会受到一定的伤害呢？

　　郑新立：这正是政府要干的事儿，政府干什么呢？就是要制定规则，进行监管，宅基地转让，它转让给谁，它的用途怎么样，现在好多人讲宅基地认为要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够加快城市化，说这个话的人他是不知道中国土地还有这么大的潜力，中国农村的宅基地占了7万平方公里，和2.6亿亩，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耕地都是增加的，现在每一个农村人口占的建设用地是每一个城市人口的3倍，他把宅基地减少以后，一部分可以调节为城市建设用地，一部分作为新增耕地。所以，我估计如果宅基地搞活了，中国的耕地不是18亿亩，而是19亿亩，甚至19.5亿亩，会增加一亿多亩耕地，而且城市的建设用地也可以满足了，现在我们城市的房价，一个关联度最高的指标就是城市土地供给的指标，哪一年开发商收储的土地增加了，房价就下来了，收储的土地减少了，房价马上就上去了。所以，城市住宅土地供给的多少决定着城市的房价。如果把宅基地这块搞活了，它跟城里的土地可以调节使用，而且我们中央全会决定明确讲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可以占补平衡，那么就可以把零星的建设用地把它集约化利用，满足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要，同时又可以增加耕地。

　　新浪财经：您认为现在这一轮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最大的释放的经济增长的点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就是城市化增加的需求，一个是投资的需求，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得十万块钱，那么一年一千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增加一万亿，还不算其他公共服务的投资。第二个是扩大消费，现在城里人的消费跟农村人的消费要差四五倍，五六倍，他到城里以后商品性的支出多了，在农村的时候他是自给性的消费，自己弄个菜园子种点儿地自己吃，商品量很少，到城里以后商品需求增加了，就增加了市场的需求，种菜的人卖给他需求增加了，市场流通量增加了，经济发展就起来了。所以，城市化一个可以增加投资需求，第二可以增加消费需求，使中国未来20年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的源泉，本来我们这个城市化提出来大家都很振奋，但是现在进展有点儿慢，特别是我们有一些部门他们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到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上来，我觉得我们各个部门应当用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来统一自己的思想认识，而不是用自己传统的思维模式去曲解，去理解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现在可能会出现中间梗阻，因为三中全会决定代表了我们党中央改革的决心，我们企业和老百姓看了以后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期待，但是由于一些部门的思想认识现在还跟三中全会决定有一定的距离，可能会延迟改革，我认为这个是主要危险。

　　新浪财经：您曾经作为中央智囊团很多年核心的人物，这种政策在传达到下面的时候是否会有一定的阻碍呢？

　　郑新立：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决定的精神，有人讲利益集团，有些不一定是利益集团，如果工作的时候这种办法，我审批项目就是这么干的，现在要改变这种方式，他可能觉得不愿意改变。比如说决定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的商业银行，这句话讲的明明白白，我们有关部门出台的一些措施，设置了这样的那样的障碍，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跟国务院打太极拳，国务院明确决定要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这种机构，它设置一个障碍，你发起设立行，必须有国有银行的法人作为主发起单位，还要控股20%，后来国务院又出台一个文件，由20%降为15%，这不是跟国务院打太极拳吗？如果国务院的精神都不能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不能落实，我们的改革就会受到阻碍，改革受到阻碍，我们发展的潜力就释放不出来，经济下行的压力就难以遏制。所以，关键还在于改革，改革又在于我们各个部门要把不折不扣的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摆在重要地位。

　　新浪财经：类似于这种政不出中南海或者是说上下级部门之间的沟通的一些重复出现的问题，您认为这种阻力真正核心是在什么地方？比如刚才五家商业银行成立受到一定的门槛限制，阻力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郑新立：中国这么大，搞了五家，你想中央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没有说五家，中央决定讲的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商业银行，五家大部分在沿海，中西部一个省几千万，上亿人，连一个民办银行都分不着，这叫落实中央全会决定精神吗？

　　新浪财经：我们再回到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上，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一季度是7.4%，这种速度相对国外来说，或者整个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来说相对较高，您认为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会同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说的8%的20年增长速度？

　　郑新立：我是赞成林毅夫的观点，我在他之前就曾经提出过中国8%左右的速度可以保持到2030年，原因就是我们发展的潜力仍然存在，去年我们的人均GDP才6750美元，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很多，全世界平均水平一万多美元了，我们在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像发达国家人家人均五万多美元了，是我们的七八倍，十来倍，再看看我们沿海地区，我们三十多年发展，也就是沿海地区现在进入了工业化已经比较成熟了，有的地方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了，但是中部地区现在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再往西部一些省看看，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半多的劳动力还在种地，那么在那儿看看中国发展的潜力很大，所以，如果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我们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省都做到了。根据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在17000美元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期，到17000美元之后才明显下降，17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率达到70%，我计算我们到2030年人均GDP能够达到17000美元，城市化率能够达到70%左右，2030年之后可能我们速度才会明显下降。

　　新浪财经：也就是现在还是得看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时您也会对整个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