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

　　由于一些行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改革推进缓慢，还导致当前中央政府所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效果打了折扣

　　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华医学会，被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报告弄得有些难堪。

　　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14年第20号公告显示，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其中最受大众关注的是中华医学会。

　　2012~2013年间，中华医学会利用召开学术会议等形式，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该学会未经批准通过资格考试、继续教育培训等违规获得收入1.14亿元，存放账外。

　　行业组织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众多贡献，但是，由于管理改革滞后，行业组织自身也是积弊缠身。一些行业组织被讥讽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曾长期困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当前中央政府的重要着力点。“如何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同样在困扰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

　　这两大命题，并非独立运行，比如一些行业组织异化为“二政府”，就成为了制约市场经济活力释放的“隐形枷锁”。

　　让中央政令效果打折

　　一些产业行业弊端、市场危害都与行业组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不仅损害了政府信用，也伤害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加快推动对行业组织的监管、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上对行业组织的改革呼声日盛。

　　在市场经济架构里，行业组织是区别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国内外有些学者将一些行业组织称为“第三部门”、“市场经济的润滑剂”，“不拿国家工资的经济警察”。

　　由于目前我国的众多行业组织身份模糊，往往成为政府“有形之手”的无形之指，一些行业组织甚至沦落为灰色交易、利益输送的“桥梁和纽带”。

　　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政府仍然是影响行业组织发展的首要变量。“官办”行业组织占重要地位，此现状有利有弊，弊端在于这些行业组织官僚特点浓厚、社会化程度低，被市场称为“二政府”。

　　由于一些行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改革推进缓慢，还导致当前中央政府所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效果打了折扣。比如，有全国政协委员在调研之后就提出，许多行政机关所谓的“放权”，就是把权力从自己的左手交给行业组织这只右手。如此一来，审批权力摇身一变具有更大的收费自由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对行业组织管理改革加快了步伐，一些重要文件对学会、协会等行业组织改革的任务分工和时间都作了安排。有专家由此预测行业组织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但事实证明目前仍然处于春寒料峭之时。

　　腐败空间

　　也有专家在调查后提出，几乎一半行业组织没有或很少有政府经费支持，“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赖主要是权力依赖，而不是资金依赖”。

　　比如，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状况与治理对策研究》说：随着中介组织(包括工商会、行业协会等)的迅速发展，大量行政寻租与商业贿赂等腐败借助中介之手来实施。

　　在国家经济管理中，行业组织的角色不可缺失、优势不可替代、能量不可小视。比如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每年举办大型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组团考察共计几百次，为行业企业发展，解决各种贸易纠纷立下汗马功劳。但同时，这其中的腐败空间也不言而喻。

　　一些危机意识、赚钱意识较强的行业组织就开始趁机敛财，各种名目的评比、展览、培训是主要方式。2006年，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等9部门曾专门发文对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进行了全面清理。虽然一些行业组织之后几年有所收敛，但近几年此歪风又有抬头之势。

　　比如，2014年1月11日，“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在北京召开“2013中国医院管理学术年会暨颁奖典礼”。后经证实，这其实是这家非法行业组织的敛财活动，颁发321块奖牌，每个都是明码标价，敛财近1000万元。 

　　惹人注目的是，该非法组织违规举办的评比有模有样，颁发的都是“百姓满意放心医院”、“十大诚信品牌医院”等高大上的奖项，颁奖嘉宾也都是卫生系统的退休高官、知名专家。

　　还有少数行业组织，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收保护费”，引发不正当竞争，令企业苦不堪言，导致一些行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

　　管理改革向何处去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国家在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上要求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同时要求：限期实现行业组织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据悉，相关部门从去年开始就已经紧锣密鼓地研究“脱钩方案”，预计方案出来之后将在100个左右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中开展试点，争取2015年底前实现真正脱钩。

　　由于涉及资产、职能、人员等多方面纠葛，此项改革的阻力较大，有些是“明脱暗不脱”。毕竟对一些行业组织和热衷灰色交易的个人来说，“去行政化”是极其痛苦的。

　　再加上一些行业组织形成的历史背景、双重管理体制等原因，中国行业组织对政府的权力依赖、财政依赖短期内难以迅速消除。有些行业组织还存在民政机关、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单位三重管理。如此这般之后，行业组织改革涉及到的利益纠葛更为复杂。

　　一些机构和个人对政府的改革政策方针有不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的解构，甚至曲解，使得政策方针落空。

　　比如，2013年年中的一次行业组织发展论坛上，有行业组织负责人就对“政社分开”“一业多会”等既定改革方针提出不同解读，提出时机不成熟、法律不完善等多种现实困难，建设性意见却很少，归根结底就是主张要慎行、要缓行，能拖一天是一天。

　　面对如此众多的现实难题，有专家从西方国家寻找经验，也有专家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处寻找启示，提出众多思想主张，以及一些大胆的制度设想。

　　归结这些思想，根本来说还是围绕如何理清行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关系、权力边界等问题在展开，主张政府组织逐步从“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同时肯定了行业组织等作为社会治理重要主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