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夕雅

　　6月24日，审计署公布了《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38个中央部门及其389个所属单位的“三公”经费和会议费财政拨款支出比上年下降22.93%，但至2013年底，仍有14.14%的部门预算未执行。

　　审计结果显示，不管是“三公”经费还是会议费用，均出现了中央部门向所属企事业单位转嫁、摊派费用的情况。

　　“约束‘三公’消费、强化现行预算制度的分配与监督职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建立全口径的预决算管理体系，防止体外循环。”

　　因公出国(境)成为本次审计“三公”经费中的“重灾区”： 38个中央部门中，14个部门本级和54个所属单位一共超标准、超预算或超范围列支出国(境)费用3229.53万元。

　　在转变工作作风、精简会议的大背景之下，审计报告显示，会议费用超标、向所属单位转嫁费用等问题较为普遍。报告显示，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卫生计生委等23个部门超标准、超范围或虚列会议费支出1355.85万元。

　　公务用车的违规行为方面，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和转嫁费用问题同样存在。审计报告称，8个部门本级和32个所属单位长期占用下属单位和其他单位车辆145辆，还通过租赁等方式变相配备公务用车62辆；6个部门本级和63个所属单位无预算、超预算列支公务用车费用1094.15万元，此外，还发现转嫁或摊派公车运行费用66.72万元。

　　在“三公”经费零增长的压力下，通过虚设项目、转移资金、向所属企事业转嫁费用，使预算外资金实现“体外循环”，成为发挥政府预算约束的障碍之一。

　　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锡锌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要约束“三公”经费，预算公开是关键。预算过程要公开、调整变化的动态要公开；此外，还需要全社会更为广泛地参与监督。

　　“真正实现全口径预算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法治层面的制度设计，比如，《预算法》要明确事权，对各主体的相关责任做出规定。”刘剑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