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石家庄4月11日电(陈林 闫红杰)“中国三大区域经济中，目前只有京津冀发展失衡，存在巨大落差。”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京津冀三地多年“转”、“接”合作中没有形成合力的症结在于“北京的强势”，基本阻断三方在共同利益下进行市场对话的通道。

　　早在1982年，“首都圈”的概念就出现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上世纪90年代初，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划定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现更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首次提出打造环渤海经济圈的规划，覆盖京津冀等多地。本世纪初，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2011年，“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意味着“首都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

　　30年来，中国改革者曾尝试通过多种概念将京津冀紧密联系一起，让这个世所罕见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共同发展。呼吁声音回荡三十载，现实却不及预期。

　　“河北渴望对接，但同两个京、津直辖市来争优质资源处于劣势，一直扮演着‘小兄弟’的角色。”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董葆茗直言道，京、津两地官员和河北官员的行政级别有差异，三地官员在一起是不平等的，“河北更像是汇报工作”。

　　对此，薛维君分析说，“在京津冀这个三地四方(包括中央)的关系中，北京身份非常模糊，作为独立行政体三地一样，但作为首都所在地北京又有超越一般省级关系的权利。”

　　由于三地间纠葛于利益、规划与未来间的博弈，京津冀一体化的美好愿景多年来成了“京津竞争、河北苦等”。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数日后，李克强总理作任职以来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这是京津冀规划几十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对河北是大机遇，河北渴望抓住。”董葆茗说，北京在产业结构上已超越天津、河北两地，天津仍需高端项目支撑，河北过去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其发展在沿海省份相对滞后，“河北迫切希望破局寻求发展”。

　　3月26日，河北率先出台《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河北将以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为载体，充分发挥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进一步强化石家庄、唐山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两翼辐射带动功能，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及新兴中心城市多点支撑作用。

　　“河北应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实现绿色崛起。”原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说，河北要打造现代化交通网络，实现“陆海空”全方位无缝对接，理性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对此，董葆茗则不无忧虑道，从之前的“协调发展”到如今“一体化协同发展”，这是基于共同利益的更深层次的合作。但这一变革依旧面临巨大利益掣肘，“若无高规格的领导协调机制，仍然很难推进。”

　　薛维君也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和协同发展需要由超越三地外的强势第三方即中央的强势倒逼，才能解决。此外，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关联度正成为三地共识，他认为，可从解决环境问题先行切入。

　　此间的插曲是“保定被定位为‘政治副中心’”的爆炸性传闻，让这座“京师门户”一跃成为当下中国最受关注的城市之一。尽管官方数度辟谣，却没有影响当地房价飙升，由此引发的楼市、股市等震动仍在持续。

　　对此，薛维君说，这是一个民间传说，也代表美好愿望。在没有官方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规划出台之前，所有都可认为是“民间传说”，“但如果转化为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要警惕，有风险。”

　　“河北有自身优势，京、津两市作为点存在，河北作为面存在，是整个这一区域的背景。”薛维君说，河北有广阔的空间土地和庞大人口、较强农业及相对发达的城市群体。他坚持认为，“河北是解决京津冀问题化解的平台和出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