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2月28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还有7年时间。起跑决定后程。今年工作抓得怎么样，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首次全国两会，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主题。围绕政府改革、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金融改革等领域，半月谈记者与改革人物展开了对话。

　　“政府的存在要像空气一样”

　　对话人物

　　许勤 江苏连云港人，先后在兵器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圳市委工作，2004年获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现任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深圳依然承担着为全国各地探索新经验、提供新示范的重大使命。

　　“如何看待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和角色”“转变职能究竟怎么转”“官员考核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围绕政府改革的热点话题，半月谈记者与深圳市市长许勤进行了对话。

　　定位准确至关重要

　　半月谈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改革领域的热点话题。据说深圳企业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政府要像空气一样，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必不可少”。作为深圳市市长，您怎么看待这句话，怎么理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角色？

　　许勤：有的深圳企业将政府比作空气，这既是对我们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也是对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鞭策和期望。

　　比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减少换取市场活力的增加。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4次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幅度达60%以上。去年，深圳率先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形成了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相分离、审批与监管相统一、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的商事登记管理新体系。截至2013年底，全市新增商事主体数同比增长152%，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数居全国首位。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要敢于“放”，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活力。其次，要善于“管”，切实转变市场监管方式。在我看来，加快推进“五个转变”至关重要，即从直接管市场主体向间接管行业转变，从会审批向会制订规划、政策、标准转变，从事前准入管理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从依靠行政手段向更多依法治理转变，从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来推动工作向善于撬动利用社会资金来推动发展转变。

　　打破“玻璃罩”和“天花板”

　　半月谈记者：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各地各部门都锐意改革，砥砺前行。在新形势新任务下，深圳经济特区承载着中央的厚望与重托，要努力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列。您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勤：作为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的经济特区，改革是深圳永恒的使命和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圳不仅要勇于改革，还要善于改革，把握好改革的方向、重点、时机和节奏，以改革打破发展的“玻璃罩”和“天花板”。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发展的方向。

　　一是市场化。这意味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发展活力。

　　二是法治化。如果说，当年深圳经济特区主要是靠“破”字当头，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现在则要“立”字为先，尤其在政府改革方面，要率先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更加需要以法治作保障。我们将通过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全面确立法治在城市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保障性作用，持续提升城市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是国际化。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聚焦湾区经济，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国际化推动对外开放升级，以高水平、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深化，带动发展方式、治理体系、制度规则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深圳质量

　　半月谈记者：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GDP年均增速达到25%左右，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深圳速度”，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市长，您怎么看待“不以GDP论英雄”？

　　许勤：中央明确强调，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客观地讲，GDP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GDP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总量，也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效益，以及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理解，不以GDP论英雄，实质就是要破除对GDP的盲目崇拜，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从注重速度、规模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上来。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也使深圳较早地遇到了人口、土地、资源、能源等方面的瓶颈制约。在2010年，也就是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就在“深圳速度”基础之上提出了“深圳质量”的新理念、新标杆，努力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半月谈记者：“深圳质量”这样一个理念，在外部经济形势比较糟糕和恶劣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冲击、有所动摇？

　　许勤：“深圳质量”理念提出4年来，无论外部经济形势多么严峻复杂，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困难压力有多大，我们都始终坚持深圳质量理念不动摇，即使是2012年一季度深圳GDP增速降为5.8%，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市委、市政府也保持了足够的定力，坚持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

　　指挥棒指向哪里

　　半月谈记者：政府改革中，如何运用好考核的指挥棒也很重要。这些年深圳经济特区在建立健全更加科学规范、更加符合质量效益型发展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上，已经作出了一些探索。您如何看待政府改革中的考核指挥棒作用？

　　许勤：考核的关键是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估考核形式，充分发挥评估考核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引导各区、各部门树立正确的工作导向，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自2013年起，深圳把已开展了6年的环保实绩考核“升级”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考核指标更多，内容更细，要求更高。在生态资源丰富的大鹏新区，市委、市政府已明确不再考核GDP，就是要鼓励大鹏新区始终坚持环境保护优先，科学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循环型、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城区发展模式。(记者 王传真 詹奕嘉)

　　大部制改革谨防“貌合神离”

　　对话人物

　　梁维东 广东佛山人，现任中共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中共十八大代表。在顺德率先试水大部制的2008年，梁维东开始担任顺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3年后成为顺德综合改革的“操盘手”，并担任区委书记至今。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被认为是具有“改革基因”的地方。围绕政府改革中的大部制改革，半月谈记者与在顺德担任党政负责人6年多的梁维东展开了对话。

　　大部制不能流于形式

　　半月谈记者：顺德大部制改革使部门减少了三分之二，各大部门行政首长由区级官员直接兼任，压缩管理层级，实现扁平化。大部制是不是意味着部门越少越大越好？

　　梁维东：这是一个误区。大部制不是越大越好，不是说部门越大、党政部门数量越少就越成功。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扁平化管理，提高效率，提高决策水平，以及是否有利于最大程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到便利。

　　如今，我们也在思考，有些部门是否要重新单设。比如，呼应国家层面食品药品监督机构的升格等。这不是要走精简机构的回头路，而是综合改革的需要。

　　要想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部制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治权结构的调整、国家治理水平的现代化需要内、外两个方面的同步调整，这些都需要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配套。否则，大部制也可能流于形式，“貌合神离”。

　　润物细无声的变化

　　半月谈记者：顺德大部制改革也进行好几年了，一些人对改革的效果有疑问，人们想知道的是，改革到底对政府决策带来了哪些变化，您能不能形象地说说？

　　梁维东：好的。比如，节日期间，在我们本地最大的广场上，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游客；有龙舟比赛，有唱歌，还有跳舞，你说这是文化，是体育，还是旅游？过去，每逢这种时候，政府好几个部门要进行协调，结果还是各管各的。现在，一个部务会就“搞定”了。这是第一步的变化，机构整合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

　　第二步，是我们决策思维的变化，应该说，这是到了质变的阶段了。以顺德传统的美食节项目为例，如果简单考虑，这就是一个餐饮业活动。2013年，在陈村镇，传统项目有了新花样：花宴。这一下子就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拉进来了。餐饮不能只是餐饮，结合休闲产业，打花的美容养生牌，还要结合4A景区，把这些项目又包装成旅游项目。

　　所有这些，都是在大部门文体旅游局的统筹决策下产生的效果。不得不承认，过去我们没有这个决策水平和意识，现在大部门考虑的不只是办一个活动，而是上升到我们一个镇街、乃至整个顺德的形象和产业发展的问题。

　　也有无所适从的问题

　　半月谈记者：改革在释放红利的同时，总是要伴生一些新的问题，所谓“痛并快乐着”。对于县一级来说，由大部制带来的新问题主要是与上级部门的对接问题。大部制是不是也有一些“成长的烦恼”？

　　梁维东：顺德的大部制改革使一些部门不存在了，那么在“条条”上也就失去与兄弟县区、特别是与上级机构对接的纽带，一些部门或系统的项目支持往往就把顺德排除在外，这对改革者而言是比较痛苦的，有时令我们无所适从。

　　举例来说，以前开玩笑，说城管就是个“没爹的孩子”，现在顺德许多部门也面临同样的尴尬，与上级对接不上。上级单位也困惑，因为改革不同步，大到一项政策、一项转移支付，小到一个会议、一个通知，不知道该发给我们哪个部门。

　　半月谈记者：怎么办，您有什么建议和思考？

　　梁维东：大部制带来的工作效率和决策理念的变化总体上是积极的。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针对上下级和平级之间的对接问题，可以考虑通过修改法律，明确地方政府部门的组成，这样便于政府内部上下级和平级之间的沟通和执行效率。同时在全国多地试点的背景下，已经出现了多种大部制版本，有必要对相关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总结提升。

　　要避免“听上去很美”

　　半月谈记者：改革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要看到改革的成效，没有数年的努力不行，这与当前一些地方浮躁的心态形成很大的反差。作为顺德改革的领军人物，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改革的延续性问题？

　　梁维东：目前全国上下的共识就是：改革永不止步。但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为改革而改革的苗头。同时，地方领导人受任期限制，往往一项改革刚刚起步不久就调离了，而后继者未必愿意持续推动。所以，往往是推出的新举措多，但最终执行到位的不多。如何保证地方探索的延续性是下一步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出台后，已经将改革方向和路径明确，地方和基层要做的就是落实和执行，改革的定力和耐力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重要。(记者 叶前)

　　政企分开当向纵深推进

　　对话人物

　　彭建武 西北工业大学焊接专业学士学位，湖南大学EM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从农村吹起时，政企分开就被提出，并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与核心。三十多年后，政企分开依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讨论的焦点。虽然政企分开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政企分开问题，半月谈记者对话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建武、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监管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半月谈记者：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彭建武：在我看来，国企改革的关键不在哪种资本占主导地位，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但要政企分开，还要政资分开，即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政府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能时，只能当老板、当股东，不能当婆婆。可以说，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质量，决定着国企改革的成效。

　　半月谈记者：结合当前国企改革实际，推进政企分开应在哪些地方使劲？

　　彭建武：从大的维度看，政企分开涵盖两方面——形式上和内容上。形式上，国企要把自己承担的政府职能、社会职能移交出去，企业只负责搞好日常经营工作。内容上，政府应更多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协调和宏观指导，而不能干预企业的日常事务与运营。

　　政企分开的内容还包括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企业资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分离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要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同时，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必须分开，同一政府机构不能既承担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又承担行政职能。

　　近年来，国有企业已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可实际情况如何？不少国企的董事会、监事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企关系理不顺，政府仍可通过各种手段管控企业。因此，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彻底放权，让企业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政府放权就是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项目审查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等。

　　梁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与市场的关系”。我认为当前国企改革的着力点有两方面：

　　一是坚决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不管隶属关系如何、行业性质有多特殊，只要是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所控股、参股的国有资产，都必须接受国资委的集中统一监管，禁止政府组成部门直接经营企业。

　　二是限制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图，应通过国有股东的权利表达机制向国企传导，不得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干预国企自主经营行为。国资委通过有效的考核机制，引导国企服从国家大局，履行社会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与国企的“分开”，是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而不是国有资产与国家及全体人民分开，亦即不能搞全盘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同时，在去行政化、与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国企国资拥有更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所有者缺位”。

　　李锦：我们的国资监管改革要善于用好两把刀：一把刀要切开国资委与企业的联系，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经营公司；另一把刀要切开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联系，根据国企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仿照公务员管理，总经理则完全从市场聘任。用好这两把刀，不取决于办法，而取决于决心。现行的国企领导人既享有行政级别的党政干部待遇，又能拿到市场化的高薪酬，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结束了。

　　半月谈记者：改革是一种利益的再调整，同时也会伴生阵痛，包括企业本身、企业员工都会经历“阵痛期”，如何看待？

　　彭建武：目前，我国政企分开不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层面虽有宏观指导政策，但具体操作政策却没有出台。一些国企承担的政府职能虽已移交，但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却未移交到位。比如，我们公司离退休人员的人事管理和企业补贴以及离休人员的医疗费用仍需企业承担，每年花费约4000万元。就连生产区外的社区(原来属于厂区范围)园林绿化等工作也得企业承担，每年支出700余万元。

　　政企分开后，地方政府要承担一笔财政负担，而目前很多地方财政吃紧。作为企业，在向政府移交社会职能时也要交一笔经费给地方。这笔钱怎么支付？目前国家也没有出台具体规定。建议企业在转让社会职能时，支出的经费能够被列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政企分开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政企分开的另一个难点是移交职能时利益调整难度大。比如，企业向政府移交医院和学校时，职工非常愿意，因为移交地方后，是按照普通事业单位给予编制，退休待遇要好于企业。然而，厂区园林绿化和离退休管理等职工则不愿意。因为对这部分人，地方政府没有编制安排，只能聘用，待遇要比企业差很多。

　　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出现“阵痛”是正常的。当年为了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开设厂办集体企业。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看，这类企业与主办企业没有人事关系、股权关系、资产关系，其经营大多是配套主办企业，经营好坏与主办企业没有关联。近年来，这些企业很多身处困境。我们公司旗下一个厂办集体企业十多年没有正常运营，职工每月只拿100元的生活费，生活非常艰难；而且大部分职工都在50岁左右，自我谋生的能力有限。

　　按照相关文件，这些企业的改革成本是由国家财政、主办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2008年就开始了改革试点工作，但目前并未全面铺开。一大原因就是缺乏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难以确定安置人员的安置项目和标准。只要有政策，哪怕是借款，我都愿意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总是心头的痛。

　　梁军：国企国资市场主体地位的强化，不能以牺牲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代价。所有的改革努力，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措施，看似完美无缺，满足了市场化的所有预期，但是最终指向了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比重中越来越少，或产生了“一放就乱”的倾向，或最终仍旧是国企自身独享改革发展的红利，那再怎么改，也是失败的。(记者 阳建 陈春园 林超)

　　以“国企分红”倒逼改革

　　对话人物

　　王兵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曾获得北京市优秀企业家称号、中央企业五四青年奖章、2012年度“中华儿女”年度人物、第20届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等，现任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企分红”是个带有敏感成分的话题，备受舆论关注。当记者提出这一对话问题时，多位国企负责人婉拒采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半月谈记者：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北新建材是不是和不少舆论认为的一些国有企业一样，拥有不错的垄断地位？

　　王兵：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不少偏见，主要有三类：经营亏损会被批评为败家子；效益较好能赚钱会被认为靠垄断；赚钱了不分红会被奚落为“铁公鸡”。但北新建材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走市场竞争之路的。可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企业的基因就是市场化的。

　　半月谈记者：北新建材近几年的经营状况如何？

　　王兵：公司1997年上市，每年的效益都很好。近几年虽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转入中高速增长，建材行业受到一定冲击，但我们的表现还不错。今后国企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管资本”，资本回报有几个关键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和经济增加值。现在北新建材的净资产收益率在20%以上，这个比例在工业企业里面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经济增加值和净利润同步保持每年30%的增长，经营性现金流超过利润总额。我们的经营质量是良性的、可持续的。

　　我们成绩的取得，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社会舆论对国企，特别是对央企发展模式的质疑。当然，这是企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效果。同时也充分说明，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走转型升级道路，也能获得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增长。就北新建材来说，我们最近几年都是把可分配利润的30%拿出来进行现金分红，这在目前的上市公司里面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半月谈记者：现在社会上对国企上市公司利润分红的呼声很高，国家也表示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您认为国企上市公司分红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

　　王兵：我在接受一家网站的访谈时，网民曾提过一个问题，问我怎么看“股市文明”？这是个充满智慧的问题。作为一个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要在资本市场上举止文明，就得既要对国有大股东负责任，也要对广大小股东(股民)负责任。一方面，要做好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又强又优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有质量、可持续的利润增长；另一方面，就是在做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每年以一个合适的比例进行现金分红。

　　这里面有几点核心要素。第一是利润，无论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获得利润回报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利润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经济增加值这三个指标同时完成的话，利润才具有质量和可持续性。第三是分红，作为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在内，具有公开性、公众性、公益性，其分红的使命和责任就不容推脱，是天经地义的。推而广之，所有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否包括国有的成分，只要有股民的资本在里面，就应该分红。国有这块也改为“管资本”了，所以不必分国有还是民营，都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更不必对国有资本“另眼相看”。

　　半月谈记者：公众长期关注国企分红，分红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兵：分红有多重作用。首要的是，分红机制能倒逼企业保障利润的可持续性。现在有些企业的报表很好看，但是不分红。如果推行实质性的分红，企业质量不行的话就维持不了，甚至迫使企业贷款分红。所以说，分红会逼迫公司管理层把公司经营质量和竞争力做好，迫使企业把可持续经营和发展作为重要战略来做，以保障企业的命脉——现金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分红是责任，自然也是一个巨大的管理压力。

　　国有资本和公众资本有分红，一方面能保障国有资本的可靠受益，便于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另一方面能降低股民风险，保障公众利益。资本市场也是市场，也有游戏规则。在这个市场里面，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如果不回报股东、股民，老百姓就觉得是“圈钱”，亏损了自然就是败家子，资本市场的发展就不可持续。

　　股市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是上市公司的质量，而大多数人只关心股指，没多少人关心“股质”。只有上市公司质量做好了，资本市场才能好。个体责任到位了，整个系统就优化了。

　　半月谈记者：您对当前国企分红比例如何看待？有人说国企分红比例过低，特别是垄断行业职工福利待遇偏高，与社会一般行业形成较强的反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兵：不同的国有企业有不同的使命，而一般都有较大的历史包袱，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从这方面讲，不同的国企维持不同的分红比例是合理的。当然，对某些国企来说，分配比例过高会导致企业再发展缺乏资金，不利于国企的资本积累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影响我国企业在全球与外国企业的竞争，甚至影响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因此，不能一味追求高比例。身处其中，我们能感受到，国家制度安排整体很适宜，但是社会上有人了解得不全面，可能存有误解。

　　半月谈记者：国企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您认为国企分红的难点和争议点在哪？

　　王兵：难点在于国企类型多，没办法齐步走，必须分门别类，逐步推行。竞争性较强领域的国有企业，也需要市场能力强的人才，但是由于体制限制，在待遇上面没有吸引力，导致优秀人才流失。

　　争议点主要是在于认识偏差。舆论反映激烈的问题，往往事出有因，但要把具体形象和普遍形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和具体性分开。我们应该从整体方向上看，包括国企分红在内的国企改革整体方向是更加市场化，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公开。这里有中央政策的推动，也有舆论监督的功劳。(记者 闫祥岭)

　　在改革中完善农地流转

　　对话人物

　　夏祖相 重庆市农委主任。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来，积极探索创新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先后在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推进，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趋势明显，迫切需要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途径，创造农业发展的新活力。不过农地流转也存在诸多风险和难点，半月谈记者就其中的几个热点话题，与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进行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规模农业、效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也首先需要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利用。那么在目前基层土地流转实践中，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之变，到底能为农业发展带来什么？

　　夏祖相：在重庆这样的西部农区，我们发现，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盘活了农地资源，改善了农村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较低的情况，使土地供需双方实现了较好对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相较于过去单纯依靠种养业和打工收入，现在农民也有了像土地租金、分红、务农工资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据初步测算，目前重庆全市每亩土地平均流转收益达到500元，土地流转收益总额可以达到50亿元。

　　半月谈记者：根据现行土地承包法，到2028年，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承包地二轮承包将到期。我们曾到全国10多个省份调研，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农业大户和专家学者对二轮承包经营期限到期后政策走向有各不相同的看法，有农民因此担心失去耕地不愿进行流转、也有大户担心政策变化不敢持续投入。如何从制度建设上，消除土地流转的这些顾虑？

　　夏祖相：农村土地流转必须放在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个维度中考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对选择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应进一步从法律层面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具体规定，通过确权稳固农民的承包权；对于今后转户进城的农民而言，则要保障其土地财产权，探索完善的“人地分离”机制。

　　从重庆的情况来看，自2010年开始实施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有384万农民自愿转户。不少转户农民的土地以代耕、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没有出现大面积撂荒，农业生产总体平稳。这初步表明，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土地租金收益等方式，可以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不过要从根本上消除上述顾虑，还必须从法律上明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通过确权、登记、颁证等方式，把农民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其土地的各项权能落实，并加快研究和出台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和稳定的具体规定。

　　半月谈记者：伴随着土地流转加快，规模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不少人关心，农村承包地抵押担保能否缓解农村金融“缺血”的老大难问题，同时这项改革对农地流转又意味着什么？

　　夏祖相：首先应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实质上是以一定时期土地经营的农业预期收益去抵押担保。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的试验区，早在2010年，重庆就开始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试点。经过近4年试点，重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改革总体平稳，试点范围已经覆盖全市所有涉农区县，金融机构呆坏账率始终控制在安全水平，农民贷款主要用于发展种养业、林业、农副产品加工等，满足其产前、产中、产后资金需求。

　　从重庆实践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主要作用在于：一方面激活了承包地财产权能，带动农民土地财产有效流动，解决贷款缺乏抵押物的问题；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相比，额度更大、期限相对较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专业大户、经济能人的资金需求。显然，这项改革对于缓解农村资金缺口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农地流转，尤其是提升部分新型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和积极性。

　　半月谈记者：我们在重庆农区调研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主体多不是普通农户，而是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贷款积极性更高，对资金需求也更大。但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农民土地，向银行贷款，应该如何防范其中的风险，如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呢？

　　夏祖相：正如你所看到的，一家一户的承包地零星、分散，规模偏小，抵押价值低，这是不少地区推进承包地抵押贷款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重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中，贷款主体大多不是散户农民，而是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抵押物也主要是土地流转后形成了一定规模效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随着我国农业经营方式不断创新，土地制度所处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承包地逐步走向“保障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新阶段，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新型农地制度，有望为进一步解锁农地抵押难题创造制度基础：其一，承包户仍长期拥有土地承包权，保障农民“不失地”；其二，允许土地流转后的经营者将其持有的经营权进行抵押，不影响承包户与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关系。

　　同时，承包地抵押融资门槛的放开，不仅是在政策设计上放开承包经营权抵押的限制，还应该完善配套机制，建立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抵押担保、政策性保险等，形成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推动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健康发展。

　　半月谈记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资本借机“圈地”，导致“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农地改用破底线、挤出农民无处去、套取资金搞运作”等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通过哪些制度设计，能真正使资本下乡服务农业、服务农民？

　　夏祖相：我们应正确看待城市资本下乡对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资本下乡在整合农业要素、培育农村市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格局等方面具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有企业“嘴上念着‘农业经’、心里算着‘土地账’”，出现了“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应该加强引导，趋利避害。

　　那应该如何规范引导呢？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对资本直接经营农地“定规矩立门槛”，尽快从政策或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地对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地的期限、规模、涉足领域设定明确的标准；对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领域进行明确界定；明确规定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必须先交纳年流转租金一定倍数的资金作为“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及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

　　近年来，重庆在大足、梁平等部分区县，进行了大宗土地流转审查备案和预警制、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等试点，对于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促进规模农业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记者 李松)

　　“三个置换”求解人的城镇化

　　对话人物

　　黄斌 江西省共青城市委书记，在共青城市推动“三个置换”改革，即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进城农民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或城镇社会保障，实行农民换股、换保、换房进入城镇，加快农民转移进城及市民化步伐。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但进城农民如何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政府怎样保障他们与其他市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诸多难题仍然需要在实践中去破解。去年以来，江西共青城市开始进行“三个置换”改革，努力创造条件，让“人的城镇化”更顺畅。他们的改革是否顺利？最近，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这项改革的推进者——江西省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

　　半月谈记者：应该说，“三个置换”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怎么想到进行这样的改革？

　　黄斌：党的十八大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为我们加快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现实是众多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缺乏存在感，若即若离。不少农民进城赚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农村老家翻建房子，但本人还要继续进城打工，“房子在家闲置，自己在外租房”，这种情况造成了极大浪费，也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

　　针对这些情况，从去年8月开始，我们坚持政府主导、政策激励、群众自愿的原则，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开展“三个置换”改革。按照试点先行、梯度推进原则，把2013年作为共青城宅基地置换的试点年，以置换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城市商品房为主。去年共有7个行政村、3511人递交了置换搬迁申请。经过审核和公示，有1300多位农民签订了整体置换搬迁协议。去年我们试点的目标本来是转移农民1200人，结果超过了这个数，可见老百姓进城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积极性非常高。

　　半月谈记者：所谓置换，就是农民拿出自己享受的权益来交换市民身份，对农民来说有失有得，为什么还那么踊跃？

　　黄斌：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举措对农民而言含金量很高。农民虽然失去了宅基地，但获得了城镇住房，与此同时，农民还能获得多种实惠和选择权。比如，在户籍方面，进城农民可以办理城镇户口，也可保留农村户籍。如果办理城镇居住证，除了宅基地，农民可继续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农村计划生育、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在社保方面，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农村低保和城镇低保实现“三大并轨”，进城农民可自由选择医疗保险，农村和城镇的低保也实现互转。在农村产权制度方面，对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并长久不变，按照“群众自愿，依法流转；市场运作、公司经营；结算到户、用于保障”的原则，以村为单位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土地承包权作股入社，或统一流转，收益用于该农户缴纳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半月谈记者：看得出来，共青城推进这项改革的力度很大，投入也很多。实际上，投入的问题是“人的城镇化”中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一大瓶颈，你们那里恐怕也面临这个问题。

　　黄斌：确实，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的扩大，要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必然要增加地方财政支出。根据共青城的实际情况，一个农业人口完全转移成为市民，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约10万元，对自身财力有限的共青城来讲，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投入。

　　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为例，我们在市区中心地段开建“温馨家园”小区，这些住房将以每平方米1350元与置换农户差额结算，而当地商品房市场均价达每平方米3000多元。置换农户用农村房屋拆旧补偿、移民扶贫补助、农垦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等补贴抵扣后，购房实际出资很少。这其中的差价都需要政府填补。说实在的，决策时承受的压力大，但不干不行，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为解决建设资金投入难题，我们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要求，全面整合各项涉农资金，统筹用于市镇联动建设。同时，我们计划对可置换出的宅基地和房前屋后闲置土地进行平整复垦，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用新增建设用地的出让收益解决农民置换进城所需的部分资金。

　　半月谈记者：我们说有产业的支撑，“人的城镇化”才可以持续健康发展。“三个置换”看上去更多的是在拿土地做文章，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隐患？

　　黄斌：对中西部地区多数地方来说，加速工业化进程与加快新型城镇化是要同时解决的难题。包括共青城在内的不少地区走的是一条以适度超前的城市建设带动相对滞后的工业发展的路子。要通过城市建设来完善功能、提供平台、积累资本；通过发展工业做大总量、增加财富，促进三产繁荣；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增加收入。因此，要推进城镇化，就要构建具有强大支撑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反过来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可以为城市建设聚集人口，也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缓解企业招工难问题。随着近年来共青城的“强工兴城”，这里已发展成为中国羽绒服名城、全国青年创业基地和国家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目前，共青城的工业园用工需求约为2万人，但实际用工只有约1.5万人，其中30%的劳动力还经常性流动，急需以安居来稳定本地务工农民。

　　半月谈记者：其实“人的城镇化”不仅需要城镇提供住房、就业、社保的拉力，也需要农村改革、农村发展的推力。

　　黄斌：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开展承包地确权登记；其次，成立土地流转机构；再次，以村为单位，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形式参与开发，也可以鼓励农民组建合作社。同时，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和引进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促进产业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化生产。在这方面，共青城将以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为主阵地，引导规模经营，培育家庭农场，发展精致农业。只有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农民才能获得更多的分红，才能更安心、更有底气地进城。

　　半月谈记者：“三个置换”等类似的改革举措，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带地进城，在享受城镇各种公共服务的同时，还继续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有人认为，进城农民享受了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权益”，对城镇居民不公平。您怎么看？

　　黄斌：要历史地看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扶持工业发展，用城乡土地价格差来推进城市发展，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目前的农民带地进城等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的一种补偿。同时，从大的原则说，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推进城镇化的需要。(记者 刘菁 郭远明)

　　教改有风险 不改有危机

　　对话人物

　　朱清时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2009年9月，已经退休的朱清时“重出江湖”，被深圳市政府聘为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将南方科技大学形容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推动南科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教育公平、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采用个性化的教学培养模式，使之向着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奋进。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备受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2012年正式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一块重要的试验田，学校实行的“6+3+1”招生、考试制度颇具借鉴意义。近日，半月谈记者就招考制度改革和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展开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高考改革是教改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对于这项改革的必要性，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国家要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教育是根本，而目前的教育模式很难给国家创造大批创新人才。在这一点上，大家早已形成共识。但问题是，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教育怎么才能为国家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其实很多人心中有数，教育部门也早就提出来，就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转成功？关键就是高考指挥棒和素质教育不协调，高考对学生、对社会、对每个家庭的影响太大，怎么能考上大学，大家就怎么做，所以忽视了素质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甚至可以说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就是高考改革、高考创新。

　　半月谈记者：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的说法，您怎么看？

　　朱清时：当前的高考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又具有一定合理性。高考改革不是“要不要高考”的问题，而是“怎么考”的问题，也就是高考指挥棒“指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高考不只注重学生的做题能力、应试能力，也考察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那么高考指挥棒就可以带动并促进素质教育。

　　南科大在招生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探索这样一条新路，不仅考查学生做题能力，而且考查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包括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等。

　　半月谈记者：南科大致力于招生、考试改革方面的探索，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具体进展？

　　朱清时：2012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南科大试行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学生依然参加高考，但是分数仅占总分的60%，余下的比重，能力测试占30%，平时成绩占10%。能力测试，或者说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就是要测试学生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具体说就是批判能力、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注意力等。根据这两年的实践，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对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判。

　　南科大2012年招了188个学生，2013年招了388个学生，今年我们计划招收600名本科生。我希望通过南科大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验证这套招生、考试制度的可行性，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最终促成全国中小学教学方法的变化，让大家知道，要考上大学，不只是会做题，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

　　半月谈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介绍的“6+3+1”模式中，并没有面试环节，既然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什么不设面试？

　　朱清时：对，为什么南科大招生不面试？最主要的原因是考生太多，教师太少，面试成本太高，速度太慢，所以现阶段只能用笔试来测试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为了保证面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每个学生需要面试近20分钟，南科大每年有几千名学生报考，这个成本计算起来确实难以承受，不设面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半月谈记者：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过传统体制的束缚？

　　朱清时：有的，很多现有的规章制度是不利于南科大办学的。比如我们已经招了140多名优秀人才来当教授，90%以上都是国外回来，很多教授每年都需要出国交流或者学习，但是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很严格，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很多持美国绿卡或者拥有美国国籍的教授，报销就很困难。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教授出国交流就困难重重。

　　再比如我们马上要建设一些实验基地，又要报批，又要招标，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完这些程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很多教授在这段时间里无法开展科研工作。

　　更尖锐的问题是，南科大没有行政级别，所有教职员工都没有事业编制，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觉得拿不到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没有安全感。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想给工作人员发事业年金，给他们更多的保障，但这些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批准。

　　半月谈记者：除此之外，您认为当前教育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清时：教育改革最大困难在于，对改革的具体方案很难形成共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对于一些改革探索，但凡是有看不惯的地方，就会批评、攻击，这种批评往往缺乏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是个人主观倾向的表达，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压力和失败的风险。

　　南科大做的事情要经历史去检验，现在看来，这些探索还难以和蔡元培、梅贻琦这些教育大师当年所进行的改革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改革的过程往往都是最艰难的，蔡元培、梅贻琦在任上做出的改革都遭到过很多反对，几十年后才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教育改革必须要勇于担当，敢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要期望所有改革之举当下就能赢得一片喝彩。

　　半月谈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失败？

　　朱清时：我想过，而且觉得很有可能会失败，用短短几年时间来做教育改革并不容易，何况很多弊病根深蒂固，不是几个人就能消除的。我之所以有勇气敢于去做，是期望通过南科大的实践，让全社会都了解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点和体制弊病在什么地方，这样今后才可能有人会成功。

　　如果南科大最终成为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成为教改的样板，帮助推动产生一批创新型大学，那当然很好。但就算最终改革成功的不是南科大，如果我们能帮别人看清楚中国教改的难点和症结，那也算是我和南科大的欣慰了。(记者 郑天虹 詹奕嘉)

　　去行政化：为校长摘帽放权

　　对话人物

　　张国华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首届明远教育奖(实践类)特等奖获得者，第九届国家督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教育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巡讲报告团成员。2006年任潍坊市教育局局长以来，大力推动教育综合改革。

　　在其推动下，潍坊承担了教育部教师职称改革、校长职级改革、课程改革、中考改革、督导改革、省部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改革试点，率先建立起“评价引领、专家办学、社会参与、督导保障”的制度体系，有效破除了制约教育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障碍。全市中小学教育呈现出“轻负担、高质量、群众满意”的良好状态。

　　教育领域的去行政化改革是释放教育活力，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关键。山东潍坊十多年来实施以推行校长职级制为重点的改革，为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了实践样本。作为改革的主导者，潍坊市教育局长张国华获得了首届明远教育奖(实践类)特等奖。近日，本刊记者就教育领域的管办分离、简政放权问题与张国华进行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潍坊的学校去行政化改革起源于什么时候？

　　张国华：“去行政化”是最近才提的概念，我们自己叫做“校长职级制”改革，根本的内容就是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实现校长的专业化、职业化，其本质意义与去行政化是相通的。我们从1999年在高密市开始试点，2004年在全市推开。

　　中小学校与行政级别挂钩，在一定年代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总结成四句话：一是校长“官员化”，为迎来送往以及一些不相干的会议所累；二是教育部门管事却不管人，政令不畅，有的县中学校长是副处级，而县教育局长才是科级，局长难以管校长；三是校长能上不能下，加剧教育失衡；四是学校日常管理行政化，教育规律被扔到了一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试点的基础上，2004年在全市统一取消了中小学校的级别。也就是说，900多名校长统一摘掉了“官帽”。

　　半月谈记者：学校行政化事实上不仅仅是校长级别问题，反过来讲，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恐怕还不能完全实现“去行政化”吧？

　　张国华：是的，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只是一个比较响亮的提法，事实上这是一整套制度改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取消中小学校行政级别，教育部门实现“人权”与“事权”的统一。有行政级别校长的档案交由教育部门管理，全部参加职级评定，实行职级管理。二是围绕“如何选好校长、用好校长、激励好校长”等方面，潍坊市累计建立了15项配套制度。三是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把涉及校长自主办学的权限全部放到学校。四是健全并完善新形势下的中小学绩效考评机制、党建工作机制等，确保放而不乱。

　　半月谈记者：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你认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你们是怎么化解的？

　　张国华：首先是来自校长群体的压力，一下子摘掉“官帽”，心理上不好受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进行过渡。其次是来自相关部门的阻力。改革之后这些部门失去了任命校长的权力，所以，校长职级制改革方案公布前，有的部门就背着我们想在其中加入关于校长任命、考核、审批等内容，有的甚至还形成专题报告要求改革退回去。最终，在我们的坚持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下，校长职级制改革没有出现倒退。第三个是改革者有没有足够耐心的问题。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能不能坚持到底非常关键。我们从2004年破题，到2011年才可以说改革到位，用了8年时间。

　　半月谈记者：你刚才提到了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把涉及校长自主办学的权限全部放到学校，教育部门都下放了哪些权力呢？

　　张国华：首先是人事权。从组织人事部门接过校长的档案之后，教育局又把校长的任命权下放给了由教育专家和学校教师代表等组成的“校长选聘委员会”，校长就由这个委员会考评选拔。选好校长是下放办学自主权的前提，如果校长不行，下放的权力越多就越乱。

　　其次是教师职称及评优表彰权。过去都是人事或者教育部门管，我们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学校，部门不再越俎代庖，教师职称竞聘的方案由各学校制定，一校一策。

　　再次，潍坊把教育评价权交给了专业的民办第三方机构；“师资培训”权放给了6家师资培训中心，培训对象自由选择培训机构，凭“培训券”向所在区、县教育局报销；原来名目繁多的各类评优和达标项目，只保留了涉及学校安全和政府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的4项。目前，全市各中小学的课程开发与设置、高中招生等，全部由学校自主操作。

　　半月谈记者：这么多权力都放下去了，教育局还干什么呢？

　　张国华：简政放权不是彻底甩手，是为了让专业的人在适合的位置上发挥最大作用。政府从教育管理的微观层面退出，让出的不仅是权力，还包括整个行业专业化发展的空间。放了应该放的，才能干好应该干的。

　　概括起来，放权之后教育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管公平、兜底线。最重要的是制定和维护“游戏规则”，监管办学行为。我们有一整套包括育人、安全、规范办学、财务管理、民主管理在内的规章制度。我们要监管学校按照这些规范去办学，保障学生和家长的权益。

　　半月谈记者：在潍坊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和部门放权过程中，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张国华：主要有三个体会。第一个是，教育要改革，最该改的是我们教育部门，政府不能舍不得权力。教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表现在学校，而根源大部分在部门。潍坊教育改革之所以能推动，就是从转变部门职能做起的。潍坊教育改革的成果，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权放出来的。

　　第二是改革不允许等待。潍坊这些年的教育改革，没有一项是等有了上级的红头文件，有了所谓的顶层设计才去改的，许多都是我们的原创。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与其坐等红头文件，不如认准了先干起来再说，说不定就干成红头文件了！”

　　第三是改革要勇于担当。比如解决中小学课业负担问题，不改考试制度不行，地方改不了高考，却可以改中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说得清清楚楚：“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开展教育改革试验，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区域内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

　　从这里看，地方政府部门就是改革的第一责任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根据本地实际，自主决定改什么，怎么改。现实情况是，改革的自主权明明攥在自己的手里，一些地方却骑驴找驴，坐等上头的红头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从2004年开始进行中考改革，到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多次考试、综合评价、诚信推荐、自主录取、社会参与”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中考招生制度。(记者 娄辰)

　　小微金融扑下身子能走远

　　对话人物

　　陈小军 高级经济师，现任台州银行董事长。1988年6月6日，陈小军创办银座金融服务社，2002年组建成立现在的台州银行，开始在北京、重庆、江西、深圳等重点区域发起设立银座系列村镇银行。被授予“2005年度风云浙商”，2007年、2008年“中国城商行年度人物”、“2010中国银行业年度人物”“2011中国银行业年度人物”等多项荣誉。

　　王钧 中共党员，台州市人大代表，浙江工商大学EMBA学历。泰隆银行的创始人，现担任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经济师，曾获得浙江金融功勋人物、中国城商行年度人物、中国银行业小企业金融服务十大领军人物等多项荣誉。

　　浙江台州市拥有“一城三商行”，这在全国地级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台州，这样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小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0%；小法人金融机构的小微贷款占全部小微贷款的50%；小微贷款中保证方式贷款占比超过50%；小微贷款授信户数占全部企业授信户数的99%。这组数据反映了小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台州模式”。

　　台州银行和泰隆商业银行是“台州模式”中的两家主力军，连续多年被银监会评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全国两会前夕，半月谈记者就服务小微、金融创新等话题，与台州银行董事长陈小军和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展开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对台州这样一个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来说，小法人银行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创新的立足点何在？

　　陈小军：从整个银行业来看，城市金融服务都在做，市场在饱和、竞争也激烈。未来的空白点在哪里？是农村金融和城市社区金融，为基层群众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对我们来说，这是当前和未来最大的市场。

　　作为我们这种城商行，要开掘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避开别人的强项，找准自己的定位。银行业也有分工，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这好比住酒店，不同的群体选择不同的消费。从成立之初至今，我们的定位就是坚持与小微企业共成长，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这么多年来，银行和企业已经形成了十分稳固的鱼水关系，企业发展了，银行也壮大了。

　　王钧：泰隆银行在成立之初，没有和大银行竞争的资本，只能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被大银行忽略，很难享受金融服务的小微企业。如今，金融扶助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被确定为国家战略，我们更要坚持服务小微企业这样的定位，做自己该做的，做自己会做的，做自己擅长的，和小微企业共成长。

　　半月谈记者：服务小微企业、农村、社区，各级都很重视，但实际操作中，会有许多绕不开的难题。比如成本压力如何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何解决、风险如何把控、如何实现商业可持续等，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陈小军：五星级宾馆跟大排档相比有环境、卫生等优势，但也可能上菜慢、服务员效率低，所以二者永远不能互相取代，各有各的“江湖”。前面说了，大银行喜欢盯牢大客户，而我们银行眼光朝下，专门入厂区、走社区、进村居，将坐等客户上门变为挖掘客户需求，让小微企业客户全程享受一对一的优质服务。

　　我们创新了许多金融产品。比如给农民的信用卡，通过跟村委会进行沟通，把所有居民的信用档案建立起来，不宜贷款的排除掉，能够贷款的统一发卡，授信金额从5万元到50万元，随时随地用，随借随还，这都是实实在在给农民提供方便。社区金融服务也是如此，把根扎下去，信息掌握了，贷款就不再难，风险也易于把控。

　　半月谈记者：小微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是共性难题，在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方面，你们又有哪些独到的办法？

　　王钧：与一般的银行不同，泰隆一线的客户经理占全行员工的比例超过50%，我们利用地缘、人缘、亲缘优势，遵循“到户调查”和“眼见为实”原则，通过面对面沟通和背靠背了解，多渠道、多方面获取个体客户的道德品质、经营能力及家庭财产等信息，全面考察企业客户的“三品三表”(人品、产品、押品；水表、电表、报表)，目的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通过“三品”评判、“三表”验证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最终独创了一套评价体系。

　　为缓解小微企业资产不足的“先天缺陷”，我们主动降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准入门槛，弱化资产要求，更加看重其信用状况及经营状况，看重人品、信用和还款意愿，看重第一还款来源，而弱化抵(质)押资产、担保等要求。同时，大幅减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费用。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让客户得到真正的实惠。长期以来，我们坚持“裸价让利”，推行“阳光利率”，我们贷款不搞“搭配销售”，杜绝“隐性收费”，不收取咨询费、账户管理费、财务顾问费等，让客户对一笔贷款所要付出的成本一目了然。

　　半月谈记者：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汹汹来势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你们准备好了吗？

　　陈小军：2007年时我跟马云交流过，他当时就谈到要用互联网思维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如今他终于出手了。我认为互联网金融需要银行业重视，但并不可怕，传统银行的优势依旧存在。

　　从对信息的把握和研判上看，银行的专业性不可替代。例如网贷5万元以下一般需要两三天，5万元以上则要7天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不调查谁也不敢放款。但在台州银行，我们用20年的积累做到了5万元以内1天放款，5万至50万元3天放款或回复不能放贷的原因。

　　不管互联网金融来与不来，我们都会老老实实把根扎在农村和城市社区。现在我们招聘员工不去找大学生，而是找农民子弟，我们在他老家周边给他划定业务范围。员工的客户是附近熟识的乡里乡亲，今晚两夫妻闹离婚，第二天我们银行马上就能知道。对员工来说，他们的工作成本也极大节约，幸福感提升。我们依托熟人社会开展工作，很好地降低了自己的风险。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互联网金融这种吸储的方法会对小银行形成压力，最终会抬高资金的价格。

　　半月谈记者：有人认为利率市场化受冲击最大的是小法人金融机构。你们怎么看？

　　王钧：在利率市场化下，银行间存贷款价格竞争将更加激烈，经营特色不鲜明、产品创新能力不强、内部管理不完善的银行可能面临利差缩小的局面，未来盈利能力受到挑战，客户的流失也会加剧。因此，中小商业银行在未来应避免目前同质化的竞争态势，通过细分市场积极寻求差异化竞争，建立自身业务特色，做到精耕细作。银行应主动改变目前规模制胜的经营理念，转为深挖内部经营效益的精细化管理潜力。(记者 王俊禄)

　　医改，满足流动时代民生需求

　　对话人物

　　韩金峰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长期从事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推动建立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

　　随着全民医保时代的来临和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医改如何满足流动时代的民生需求越来越为百姓关注。为此，半月谈记者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韩金峰进行了对话。

　　需求大，困难也大

　　半月谈记者：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做好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服务”，您认为提出这一重大民生政策有哪些现实需求？

　　韩金峰：一方面，市场化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劳动力和人口的大规模、大范围流动，对传统的按地区分割的医保管理模式提出了新挑战，异地工作、异地就医乃至异地养老大量出现，群众强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方式，提高医保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仅从山东201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省异地备案人员约有18.2万人，其中省内异地、跨省异地分别约占77%和23%。因此，如果能率先实现山东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就解决了全省约四分之三的异地就医人群垫付医疗费、跑腿报销的难题，同时，也能有效加强异地就医行为的监管。

　　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下，对于参保人的异地就医行为，医保经办机构不仅监管难，而且成本大，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异地就医联网实时结算机制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异地就医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管，确保医保基金使用安全。

　　半月谈记者：医保异地结算这项重大民生政策研究制定之初，曾面临哪些困难或阻力？或者说，实现医保异地结算究竟难在哪里？

　　韩金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不能简单地与“银行跨地区支取”或“手机跨地区漫游”类比。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不仅需要突破统筹层次、政策待遇、管理体制等障碍，还必须有统一的人员库、药品库、诊疗项目库、材料库、病种库等一系列库的支撑，还需要省、市库与定点医院运行库保持动态衔接和维护。简言之，一系列“库”的缺乏，是当时操作层面面临的一大难题。

　　联网结算的“山东经验”

　　半月谈记者：面对上述困难，山东是如何化解的？作为全国第三个实现医保异地接续的省份，山东省医保异地接续有何特点？

　　韩金峰：山东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异地就医问题产生的原因，对解决异地就医问题的路径选择、实施方案进行充分调研，逐步明确了基本思路：“统筹规划，上下联动，明确责任，并行推进，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由于医保报销是由参保地结算，在“市级统筹”之下，有的患者异地就诊报销比例比本地高，有的患者却要低些。对此，山东采取将“复杂问题合理简单化”的办法——不管是药品目录还是服务标准，执行就医地的标准；异地就医执行全省医保报销比例的平均值即72%；最终由参保地负责结算费用，同时建立全省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管理平台。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清晰了，改革的步子就迈开了。经过深入调研和论证，山东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自2011年11月正式启动。首先从基层到济南就医入手，实现了16市到济南异地就医人员的即时结算，其次在各市到济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青岛等6个市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也于2012年底实现互联互通。到2013年8月，全省17市、97家医院之间全部实现异地就医互联互通。

　　山东实现医保异地结算方案最大特点是“四不一少”，即不改变就医地已有的就医流程，不影响参保地目前的备案方式，不对参保地和就医地的核心平台系统以及就医地的定点医疗系统大规模改造，不增加地市医保和定点医疗机构的费用负担，系统建设投入非常少。

　　半月谈记者：“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实现医保异地接续后百姓异地就医省去了哪些不便？政策取得了哪些社会效果？

　　韩金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主要是解决了异地就医患者垫资、跑腿报销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些治疗费用高昂的大病患者而言，看病时不用再为筹措全部住院费用发愁，切实做到了看病就医方便、报销结算及时。

　　从方便百姓异地就医来看，切实减轻了参保人员垫付资金、跑腿报销的负担。根据统计，仅2012年至2013年，山东已有8.8万余名病人享受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改革红利”；这8.8万病人共需要支付医疗费用21.9亿元，由医保直接垫付的部分超过13亿元，个人负担金额约8.9亿元，平均为每名病人节省医疗费用约14773元。

　　此外，联网结算实施后，联网医院作为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异地就医服务可纳入当地协议管理及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内容，提高了对异地就医行为的监管水平；联网结算还减少了个别参保人用假发票、假收据骗保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医保基金的安全。

　　让需求与承载能力统一平衡

　　半月谈记者：山东已经实现了省内医保异地接续，聊城等地还与周边省份的地市实现了“对接”，那么，您认为实现全国性医保异地接续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难题？

　　韩金峰：我认为在信息化技术、管理操作层面不存在太大的难题，关键是如何将满足参保人日益提高的就医需求与保障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的承载能力、医保基金的承担能力有机统一起来，达到可持续的平衡状态。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保改革也不能超越现阶段国情，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都要充分考虑可持续性。“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干。”推进医保改革既要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须稳妥务实，毕竟民生项目都是“刚性需求”，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增不能降，脱离我国国情、向公众许诺过高的福利，很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或财政危机。

　　因此，满足所有人、所有层次的医疗需求是非常困难的，现阶段我们应当在实现“保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逐渐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和利益，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必须承认，医保改革是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不少国家。仅从山东省实践来看，虽然医保异地即时结算极大地满足了公众异地就医需求，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要求异地就医的人员在增加，特别是有些患者本可在当地就医，但他们偏要到外地就医，这就增加了医疗基金不必要的支出。为此，未来山东将加强异地就医管理服务工作，在将异地就医管理服务情况纳入对当地异地就医定点医院考核的同时，逐步建立异地就医审核监督机制。(记者 魏圣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