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钟汝

　　在既定的环境中，牢狱之灾对于企业家来说似乎是命中既定的栅栏，有的人能从容跨过，有的人却被绊倒，从此一蹶不振。而倒下的那批人，往往不是被这个栅栏绊倒，而是被自己绊倒。

　　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张海买功“越狱”丑闻浮出水面，张海潜逃国外。

　　与东星集团掌门人兰世立“以死证清白”的绝命书、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实名举报株洲原副市长肖文伟给予大众的悲壮感相比，张海的“越狱”增添了人们对企业家群体落入法网之后状态的好奇：这些平日里社会关系中的猛虎，落入人生的沼泽后，会做出怎样的挣扎，跃过人生的“狱”？

　　笔者查访了众多律师从业案例，发现了一个民营企业家在官司中完整的“沦陷”过程。

　　罪与非罪

　　“你们冤枉好人，罗织罪名，有本事你枪毙我，你们二十年后也要被雷劈，黄泉路上无老幼，咱们阎王面前论是非！”

　　听到自己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周良(化名)开始对着法官咆哮。

　　在周良看来，自己的遭遇是一场意外。意外都是无辜的，不是被命运捉弄了，就是被别人捉弄了，但周良生来就是一个不相信命运也不轻易认输的人。

　　周良开煤矿起家，曾经是北方某市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生意做得大，名声也大，但偏偏有个不争气的弟弟，经常打架斗殴。为了安抚弟弟，周良想尽办法，动用了很多社会关系，为弟弟安排了很多工作，但弟弟都半途而废，最后依旧厮混街头，惹是生非，害得周良无数次带着现金去拘留所保人。为了避免弟弟继续生事，周良就把弟弟安排在自己的煤矿上，一厢情愿地以为弟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就会老实一些。没想到，这倒成了祸端。

　　周良的煤矿生意在当地属第二，有一家竞争对手，老板姓王，比自己有实力，经常与周良争地盘，争物流，争工人，两边摩擦不断。弟弟来了以后，几次都想动用武力，周良虽然对王老板恨之入骨，但也怕惹了官司，就都阻止了弟弟。

　　似乎命该如此。有一次，弟弟看到自己的女友竟然和王老板有接触，就怒火中烧，加上想起平日里他对哥哥的刁难，就有了鱼死网破的想法。

　　2011年春节刚过，周良正和妻子在海南度假。老家传来消息，弟弟带着两个安保人员把王老板给砍了。虽然没有伤及性命，但王老板脖颈动脉被砍断，被拉到医院抢救，弟弟当场自首。

　　周良气急败坏，立即赶回了老家，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解救弟弟。正当他忙活着救弟弟的时候，当地公安部门出动警力，以打黑除恶之名逮捕了周良。

　　在看守所里，面对警察的审讯，周良绞尽脑汁开始回想自己的“涉黑”经历：用过黑车拉过煤，和某老大一起吃过饭，在某老大的夜总会洗过脚？但对于周良的陈述，审讯警员并没有记录。

　　后来，公安机关的一份指控书让周良大吃一惊，指控书上，自己被指控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等十九项罪名。看到指控书，周良哭笑不得，他告诉审讯他的警察：我是政协委员，我是红的，不是黑的，我和市长都一起吃过饭，我给学校捐过款，我给县里修过路，我怎么是黑社会呢？

　　警察也哭笑不得地告诉周良：和你吃过饭的市长都做过批示了，你就是黑社会。

　　这个时候，妻儿开始为周良找律师，周良知晓后异常生气：你们糊涂，我没有犯罪，找什么律师。这件事，假如我们都解决不了，哪个律师能够解决？

　　是的，在这座城市里，周良解决不了的事，哪个律师能解决？

　　这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个大老板的傲慢，也是他在一种特定环境中的必然选择。

　　周良所在的城市不过百万人，平头百姓求医看病都要拐弯抹角找各种关系，而他自己，从一个被人轻蔑的投机倒把分子混成一个巨商，奋斗的每一步几乎也都离不开请客送礼跑关系。

　　今天，作为无人不知的企业家，已经处于这座城市关系网的中心，自然觉得自己会左右逢源。他的自信，实际也是源自于其所处的环境。以他的经验看，在这座小城里，按照书面上的规矩办事，是最后的选择，最麻烦，效果最差。

　　正如这座城市的交通，红绿灯在，却没有人遵守，遵守的人总是最后才能过马路。

　　总裁的关系

　　果然，一周以后，周良通过关系从看守所给儿子送出一张纸条，上面罗列了二十个名字及联系方式，下至基层警察，上至党政一把手。

　　儿子接到这张救命的纸条，非常惊讶于父亲通天的本领。他如获至宝，有了关系，就知道该烧哪柱香、该拜哪座佛。但是，因为涉案，周家银行账户已经被全部冻结。为了救父亲，他卖掉了省城的一处房产，置办了20份大礼，照着父亲提供的名单挨个联系。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人电话关机，三分之一的人出差，剩下少部分愿意面见，但却抛出类似的话：你父亲的案子事关重大，主要领导都做了批示，谁有天大的本领也帮不到你。

　　正当他失望时，父亲又送出第二张纸条，上面甚至出现了妇联主任的名字。但结果一样令他沮丧。

　　父亲的关系不行，救父心切的儿子开始动用自己的关系。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翻了个遍，甚至一起吃过饭的、唱过歌的人都不放过，最后找到了一个经常进号子的小混混。该人自称熟悉监狱里的很多狱警，可保父亲免受皮肉之苦，并渲染监狱里的狱头多么可怕，刑讯逼供多么惨烈。为了救父亲，他毫不犹豫地送出10万元钱让他打点关系，最后该人再不见踪影。

　　所有的关系都用尽了，看守所里的周良也越来越焦灼。他发现，在关系社会，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在于其拥有财富的价值，财富归零，价值也归零。他只好做出在他看来最无奈的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惯常路径，遇到大事小事，首先盘点身边有多少关系可以利用，自己有多少钱可以送。但是出事之后，生意伙伴都会远离，以往的社会关系怕引火上身，恨不得马上切断与之的联系。甚至还有人趁火打劫，利用其焦灼的心理行骗。

　　对比一些被彻底孤立的企业家，周良还算幸运的，有身边的亲人为他奔走呼号。为了聘请好点的律师，周良的儿子近乎卖掉了所有的家产，为他请到了北京一位专门代理企业家案子的“大状”。

　　罪加一等

　　代理律师到位后发现，案情比周良家属的陈述要复杂得多。为了指控周良涉黑，公安机关逮捕了六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周良的原公司员工，这些员工有的已经辞职多年，他们在外面所有的打架斗殴记录、盗窃记录全部归到周良“黑社会组织”的名下。

　　显然，案件有着复杂的背景。通过调查，律师不辱使命，掌握了大量警方非法取证的证据。看到周良请了专业的律师，并掌握了证据，检察院就开始重新审视这起案件，把案子压了下来，想把该案进行冷处理，等领导对该案的注意力下降，再在没有行政压力的氛围下进行公诉。

　　律师认为，在法治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能够达到目前的成效，让检察院妥协，已经实属不易。“专业的人”领会到了检察院的用心，但周良和家属却并不理解，本来准备提起公诉的检察院怎么突然没了动静？他们认为，检察院还在罗织罪名，企图判周良重罪。随之而来的是，三番五次大闹检察院，并不断给律师施压。

　　无奈之下，律师只好冒着法律风险，把检察院的意图告诉了周良家人，事情才算平息。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周良案一直拖到2012年年底，媒体也不见报道了，领导也不催促了。但是，就在年底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逆转。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呈报打黑除恶典型案件，进行年终评选。该市公安局就将周良案报了上去，结果被评为当年的典型案例，当地公安局也因此受到了嘉奖。

　　当地检察院看到公安局把生米煮成熟饭，开始坐立不安。刚好，最高检也开始了当年的年终评选，检察院就顺势也把公安局煮成的熟饭端了上去，检察院也因此受到表彰。

　　一个还未被公诉的案子就这样煮了两遍，检察院不得不提起公诉。

　　这个时候，周良觉得自己被检察院欺骗了。开庭那天咆哮公堂，庭审现场异常尴尬，审判长命令法警将周良带出了法庭。

　　又拖了三个月，案子终于等到了一审判决。

　　从检察院做证据陈述到法官宣判期间，周良咆哮不断，听到自己的十年刑期，更是怒火中烧：“你们冤枉好人，罗织罪名，有本事你枪毙我，你们二十年后也要被雷劈，黄泉路上无老幼，咱们阎王面前论是非！”

　　最终，周良被法警带出了法庭。

　　本来周良案算尘埃落定，但律师发现了一个审判程序上的漏洞：庭审的时候，周良被法警带出法庭，并没有做最后陈述。这显然严重违背了审判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

　　律师将此漏洞指出，周家如获至宝，以为周良本来就冤枉，即便不能轻判，也要再折腾法院一次。反正新刑事法规定，检察院不抗诉的案件，二审及发回重审后量刑都是不能加重的。

　　律师的看法恰恰相反，虽然周良没有洗脱黑社会罪名，但通过努力，本已摘掉许多具体罪名，已经“得了便宜”，不该重新折腾一次，增加与司法机关的恩怨，有可能弄巧成拙，置身于更不利的境地。但这番苦口婆心，周良家属哪能听得进去？周家人认为律师知法犯法，最后聘请了另外一名律师进行二审辩护，并指出了庭审程序漏洞。

　　案子发回重审以后，司法机关果然不甘心，对周良进行补充侦查，又搜罗到周良经营企业过程中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证据，又加了一年刑期。两罪并罚，最终周良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

　　周良倒了，当年代理其案子的律师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是“命中注定”。所谓“命”，就是自己的性格过于偏执，太较真，太倔强。而周良自己则不这么认为，树大招风，与性格无关，甚至放出豪言：“要把这种性格带到监狱，带到地狱”。

　　买功

　　监狱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影视作品中的狱霸在很多地方并不存在。周良刚进来的时候，被分到服装厂劳动，因为自己以前是做企业的，监区看他有管理才能，就让他做站长，负责整个工序的工人管理。这是个很多犯人求之不得的岗位，轻松，拿分稳定。

　　特别是可以收入稳定的积分，是狱友们最看重的，因为分数直接和能否减刑挂钩。

　　大部分监狱加分制度为百分制，每月一个百分，加分到1200分就可以减刑一年。平常的工人岗位需要非常努力，每个月才能挣够60多分。而周良所在的岗位，很轻松就能拿到70分左右。

　　但并不是所有挣够1200分的人都可以减刑。每年都有一定的名额，从高分到低分筛选，被选掉的只能等待下一次减刑机会，分加的越多就越保险。

　　所以，额外的立功或者加分机会对于犯人来说非常重要，比如发明创作、改良工序、发明专利、举报犯罪行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但是，在高墙内，立功机会并不是很多，有人就有了作弊减刑的念头。比如监狱规定，在监区报纸或者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加10到50分，有家属就买通报社，给犯人发表文章，还有的从外面买发明专利甚至破案线索。

　　2013年年底，已经服刑两年的周良也“遇”到了一次机会。当地某派出所该年破案指标有12个，但其中一位警察完成任务后，手里还有两个线索，就找途径希望卖给监狱里的犯人，犯人举报立功，自己再去破案。

　　刚好，这年赶上监区严打，事情败露，周良没有买到功，却“买”到了半年的刑期。愤懑的周良便开始不停地举报，几乎把曾经认识的人举报了一个遍，人们都以为他疯了。

　　其实，周良原本有很好的改造机会和很“优越”的改造环境。在其所在的监区，在押的多是一般的犯人，对于落难的周良，人们依然心怀崇拜，有的人甚至希望在监狱里与之建立友谊，以后出狱，能受周良或者其家人照料，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周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犯人，自然无法接受监狱里的一切现实。

　　在既定环境中，牢狱之灾对于企业家来说似乎是命中既定的栅栏，有的人能从容跨过，有的人被绊倒，从此一蹶不振。而倒下的那批人，往往不是被这个栅栏绊倒，而是被自己绊倒。

　　这样的悲剧，依然不停上演。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企业家来说，有时候，罪与非罪，此罪彼罪，似乎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此一难，读不懂社会的他们，是否已经读懂了自己。

　　链接：

　　陕西知名律师王荣利一直研究企业家犯罪。他认为，中国企业家群体整体素质不是很高，法律意识很淡薄，特别在三四线城市，懂法信法的企业家更少。他们遇事之后，会以以往经验做出评估，对眼前的事情做出裁决，遇到正常事件，总是能顺利通关，但遇到非常事件，总是撞得头破血流。

　　在对企业家犯罪心理深有研究的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王冠律师看来，企业家要想安稳度过监狱生活，就应该放下过去，面对现实，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些企业家收监以后依然纠结“罪与非罪，此罪彼罪”，希望可以有朝一日平反昭雪，有的甚至还放不下心中的“关系”和作为富人的优越，希望“走小道”早日出狱，最终在自己制造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而有的人能看清环境，把自己的遭遇当成忏悔的机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

　　在监狱服刑的企业家中，不乏有积极案例，曾经有一个博士企业家，竟然在看守所做起了招聘，召集身边有头脑的狱友，在监狱里成立了自己公司的“决策小组”，直接影响着自己企业的发展。再如被誉为不倒翁的褚时健，年逾古稀，依然能重新创业。再如创维黄宏生，历经磨难依然激情满怀。

　　常见“买功”手段

　　1.买线索：

　　基层干警每年有破案指标，有余力的警察完成指标后，将“盈余”线索通过不法途径卖给服刑人员，让其举报“立功”。同监室内的犯人合谋，一人佯装脱逃，多人举报立功减刑。立功者给予钱财回报。

　　2.买文章

　　服刑人员家属拖人写文章，再将文章通过某种途径交给服刑人员，让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挣取“功分”，或是买通报刊社，帮助服刑人员发表文章。

　　3.买发明

　　服刑人员家属购买发明专利，通过某种途径交给服刑人员，让其通过“发明创造”立功，获得减刑机会。

　　4.买奖励：

　　在监狱里还可以花钱买表扬。服刑人员花钱找人替考并获得相应的证书。通常，每个罪犯可以同时报考2到3个专业，每获得一个技术等级证书，就有望减刑20天。

　　(感谢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王冠律师对本文的帮助)